总理说道：“我不认为打开一座明皇陵，就能理顺明朝的历史，除非把明朝的皇陵全都开了。”
郭院长当即说道：“那就全挖了，反正里面埋的都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不用挖出来用于国家建设。”
总理听他如此说，略有不快的问道：“难道明孝陵也要挖吗？”
“朱元璋这个暴君的墓，早该挖了。”郭院长说道
“这是胡闹！”总理生气道：“朱元璋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在汉族人民心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有多大！？洪秀全和孙中山都去祭拜过！这样的墓也敢说挖，究竟有没有考虑过后果？！”
郭院长已经明白总理不同意他们打开明定陵了，所以心里大概也是憋着气，他辩驳道：“能有什么后果，不过是一座封建帝王墓，中国的人民革命就是要坚决的反帝、反封建。”
总理把手中的报告往桌上一搁，说道：“反帝反封建，不等于破坏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破坏中国文明。”总理沉吟数息，直接下了结论：“明定陵不能挖，不仅明朝的皇陵不能挖，任何古代的墓，非遭到破坏进行抢救性发掘外，都不许挖，这是国务院的决定。”
郭院长一开始想的就是挖明孝陵，只是考虑到影响太大，这才退而求其次，想掘明长陵，接着就遭到了文化界、历史学界诸多人的反对，这才决定挖明定陵，但依然遭到反对，最后还是国家批准，动用了两万人开始挖掘，而后果大家都知道的，总理自然也知道了。
总理的决定一下，郭院长是真的彻底死心了，但还是说道：“墓里埋的都是人民的财产，它应该归于人民，而是埋在地下。”
这下，总理是一脸面子也没留了，直白的说道：“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国家的名义主动发掘古代陵墓的。何况，主动打开古代陵墓，这究竟是为了国家需要，还是出于个人学术研究需求之类的目的，我不是很清楚。但不管出于哪种目的，都不能主动发掘。”
郭院长带着不忿离开了，而总理则坐在沙发上满脸的不快，邓大姐走了进来，见他神色不好，便问道：“这是出了什么事？”
总理将情况一说，而后讲道：“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公权力一旦用于满足个人需求，那么这将是权力走向失控和糜烂的开始。在这个事情上，不仅是能不能挖皇陵的问题，而是利用权力，实现个人欲望的重大问题。”
邓大姐思索了一会说道：“所以，你不同意挖皇陵？”
“以前就同意了，可带来的结果和影响都是十分坏的。”总理说道：“那时，他们就是打着反帝反封建，明皇陵财产属于人民的口号，让国家同意了他们的发掘，而了解后，才明白过来，他们这是拿着公权力，打着口号，满足个人欲望，所以这样的事，坚决不能同意！”
当初，这些人就是说挖个明皇陵，这样有利于佐证明史，有那么一点‘正本清源’的意思，也正是因此，国家综合考虑后，才同意了发掘定陵，可最后动于无数人力，打开了陵墓，损失之事也不提，那些研究成果究竟‘正本’了啥？事实是啥也没正。
1948年郭院长的《朱元璋传》就出来了，里面的朱皇帝被黑成了渣渣，1954年进行了修改，结果还是那个鸟样，主席说了三次没球用，到了1965年再改，结果依旧是那个鸟样，而最后一次修改，距离明定陵发掘都已过去了十年。是正本清源，还是在满足私心？只能说呵呵！
不过，这一次总理直接拒绝了他们的发掘请求，因而他们的设想，自然也不可能再实现了。何况，从历史考据的角度说，就以朱元璋画像举例，故宫里是有一副朱皇帝真身像的，西藏也有，可是长久以来的几十年中，教材里的朱皇帝都是鞋拔子脸，是他们不懂吗？懂得都懂。
第198章 东欧事态
南斯拉夫总统府，刚刚列席参加完中共八大的维塞林诺夫团长，正在向铁托汇报着：“…，关于南中党的关系，中国主席同志当着我的面所说原话如下：‘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在此方面，我们是犯有错误的。’”
维塞林诺夫读着手中的报告，而铁托并未插手，只是抬了抬手提示他继续，对方便继续读道：“中共八大的主题为建设，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分别是：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方针、政治与制度建设、执政党建设和思想与知识分子政策。”
“中共认为，经过三年改造，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初步解决，现有矛盾主要转变为内部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建设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共拟定了‘既反保守也反冒进’新的经济建设针，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个体和私营经济、自由生产、自由市由场为补充。”
“中共认为，根据中国自身国情的现有情况，过渡时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并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化国家。”
“等等。”铁托当即打断，问道：“中国的八大会议中，没有确定取消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计划？”
维塞林诺夫略作思考，便肯定的回道：“完全没有，不过根据中国过渡时期‘两个阶段’理论，他们的计划是在七年之内，完成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全面改造，最终实现全面国有化。”
铁托听此，却是不知意味的一笑，用带着一丝戏谑与商讨的口吻问向维塞林诺夫：“就你在中国的观察来看，中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是发展了，还是退步了？”
维塞林诺夫回答得很谨慎：“就我观察来看，就以私营工商业为例，过去三年中，中等规模及以上私营工厂从2.6万家，下降到了1.7万家；私营商业方面，对外贸易基本上取消了私营，实现了国营控制，但国内仍保留了大量私营商业。”
他继续说道：“我们的代表团除了参观北京，还去了天津和沈阳，我们发现中国的市场十分繁荣。”
“是国营还是私营？”铁托再次问道。
维塞林诺夫明显也意识到了不对味的地方，只感到头皮有些发麻，但还是如实答道：“从市场的实际情况看，私营商业明显要多于国营商业，但是国营商业包括供销社，控制了主要批发、销售渠道，私营商业处于有限自由，被支配的地位。”
铁托拿起雪茄抽了起来，轻笑道：“所以，就你看来，中国究竟是不是要在两个阶段里，实现全面国有化？或者说，你认为中国是否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在消灭个体和私营工商业，还是在通过某种方式，支持他们的发展？”
这个问题有些不好回答，毕竟维塞林诺夫所到的城市并不多，且他在中国的时间也还不长，因此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便如实答道：“领袖同志，我们在中国的观察时日尚短，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
铁托只是随口一问，他当然知道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中国一共待了不过半个来月，其实中国的许多情况，南国驻华大使馆已经汇报了许多，而铁托问他，也不过是想通过另一个渠道来增加他心中推测的佐证罢了，而现在这些信息，已经够他对中国做出基本判断。
正是因为他对中国有了一些看法和想法，所以他心中有了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到中国去看一看。年初之时，中国的刘副主席就到了南斯拉夫并对他发出了访华邀请，他也接受了邀请，所以到中国访问不是困难，但因为过去两南之间的一些事，让他心里还有点疙瘩。
不过现在这个疙瘩，随着中国主席同志亲自解释并表达了歉意之后，一切都解决了，他也由此意识到，中国是很想与南斯拉夫发展好关系的，而他本人也同样有着如此期望。铁托知道苏联是靠不住的，而在阵营内，中国无疑是南斯拉夫最好的结交对象，因为中国有这个实力。
……
十月一日，是新中国成立七周年的喜庆日子，但这个月注定不平凡，不仅南斯拉夫的铁托在关注东欧局势，苏联和中国同样在关注着。
就在南共代表团回国的半个月后，十月十九日，波兰召开了波共会议，哥穆尔卡这位改革派，正式成为波共第一书记，而他提出了新的主张，认为波苏平等，波兰有权力根据国情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不采纳苏联模式，而苏联也无权干涉波兰。
这次会议的结论，获得了波兰人民的极大支持，而苏联的赫鲁晓夫，见波兰并没有取消计划经济体制，只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捏着鼻子选择了退让，接受了波兰的要求。
然而，一切的意外，总是来得特别突然，或者说，这件事还是苏联自己作出来的，波共召开自己的党会议，苏联人却强行要求参加，这无疑是在干涉波共和波兰内政，使得波兰人民对苏联十分反感，而他们在华沙的一系列动作，不仅刺激了波兰人民，还影响到匈牙利。
波共会议结束第二日，波共会议的成功和苏共代表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便传到了匈牙利，于是匈牙利青年们走上街道，展开了超二十万人支持波兰、实行匈牙利改革的浩大游行。
匈牙利青年走上街道，要求‘俄国人滚出匈牙利’，实行政治民主化、解除言论禁制、解除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自由经济体制、实行多党议会制，这场从支持波兰斗争，到演变成颜色革命，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更让人啧啧称其的是，匈牙利青年居然一边要求改换门庭，另一边却几乎是人所共识的认为‘中国人支持我们’。如果说波兰事件，还只是基于波兰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理解情有可原，那么匈牙利事件，则完全是反革命行径了。
面对如此情形，匈牙利政府下达了游行集会禁制令，然而热血上头的青年，根本不听这些，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匈牙利政府已是无能为力，所以他们向莫斯科发了电报，请求出动驻匈苏军镇压。
赫鲁晓夫忍了波兰，但是忍不了匈牙利国内出现的反动行为，所以匈牙利议会广场上出现了枪声，一场镇压活动就此开始了，而几乎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给北京发来了电报，他认为这是阵营中发生的大事情，因而邀请中国派人到莫斯科协商，共同解决问题。
接到苏共电报，书记处立即就召开了会议，而会议一开始主席就说道：“波、匈事件还是发生了，过去我们曾一度把‘波匈事件’，当成一个事件，而从实际情况看，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因此称呼上应当分开，即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相关的历史资料五大书记都已经看过了，内里情形大家也都明白，老总说道：“波兰事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对马列理解和自身国情理解的问题所形成的事件；而匈牙利事件则是一场企图动摇社会主义阵营，改变匈牙利政体的反革命事件。”
总理点头道：“前者，我们应予理解和支持，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则必须坚决反对。不过，就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及处理来看，苏联人缺乏对总体局势的分析和长远目光。”
少琦说道：“在曾经的1957年1月，总理发回国内的总结报告上，对于苏联的‘三点认识’就总结得很好，这就是一个思想问题。”
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少奇和总理组成的代表团，先后多次前往莫斯科和波兰、匈牙利，协商处理东欧问题，总理在认真听取各方观点后，就得出了‘三点认识’。
总理认为：苏共的把自身利益同兄弟党的利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而东欧发生的问题，又使得苏联对中苏团结甚为殷切，但是苏联人并非心悦诚服。
同时，在国际局势问题上，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
总理在报告中的原文中有一段写道：‘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
‘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于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
陈芸翻起了手中的历史资料，感叹道：“总理对苏联的行为，总结得真到位。苏联人好起来，那真是非常好，什么援助都能给，可是只要一件不太大的事件上起了变化，那么说变就变，根本不顾及彼此之间的战略需求与远景发展。”
少琦点了点头：“所以说，中苏关系要闹矛盾是躲不开的，除非中国放弃自我，选择永远按苏联给中国设计的道路走，否则中国只要一动‘苏联模式’，苏联就必然翻脸。”
朱老总微叹一声说道：“从去年底到今年，中苏之间就小闹一场，如果不是东欧局势的变化，我看这个小闹就变成了大闹。说到底，苏联人根本不顾及阵营战略和长远利益，只从自身利恶和领导者个人好恶利益出发，这哪里是阵营一体、相互平等嘛，更像是周天子分封制。”
主席轻呵一笑，对老总说道：“我看老总这个比喻就很形象，苏联人搞了一套他们的‘周礼’，而后要阵营各国必须遵从，谁敢改动一点，谁就是讨伐对象。就匈牙利事件来说，本身是可以不发生的，苏联要维护它的那套模式，其实有许多方法，只是苏联选择了最为错误的途径。”
“因此。”主席说道：“在协调苏波、苏匈关系，处理东欧此次问题以及中苏关系上，中国的立场一定要鲜明。”
“关于匈牙利国内发生的暴乱事件，其定性应为颠覆社会主义体制的反革命暴乱；而波兰事件则可以商讨，波兰要改组政治局，要根据自身国情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这一点中国可以支持嘛。”
主席吸了一口烟又说道：“这些立场要向苏联人清晰的传送，告诉他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是平等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可以采用‘和平共处五原则’处理相互关系，每个国家都有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符合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
总理问道：“那么在处理东欧和中苏关系方面，我国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主席回道：“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在东欧问题的处理上，我国以协调为主，但自身立场要清晰，不要模糊，该支持就支持，该反对就反对。关于中苏关系，我国也要向苏联再次重申，中国与苏联的国情不同，中国会同波兰、南斯拉夫一样，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总理说道：“就当前苏联所处的阵营和国际形势看，我国要真这样说，苏联大概率不会反对，然而还是那句话，苏联不会心悦诚服，多半会憋在心里，迟早会因为中苏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从而集中爆发出来。”
主席说道：“这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该发生的就让它发生。”
无论时下，还是未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处理好中苏关系，根本不至于闹成后来那番场景，甚至认为中苏亲如一体，只会对中国更有利，然而这些人根本看不懂苏联，也看不懂中国，同样没有真正的搞明白，这些事情是为什么会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源自于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但无论是第三国际，还是后来的共产国际，他们都有一始终不变的基础，那就是维护苏联利益，过去国际共运革命时期，所谓的‘保卫苏维埃’、‘苏联维利益，就是全世界共产革命的共同利益’就是最好的说明。
二战胜利以后，苏美形成了两大阵营，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构建当中，苏联表面上支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可它的底层色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符合苏联利益。
从苏联国家自身利益的层面来说，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它在阵营构建上放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各国利益之上，为此形成了‘领袖国’，而为了巩固这个地位，苏联又采用了‘威权控制’模式，从而造成了一系列，根本无法调和的阵营内部矛盾。
为了加强‘威权’，不顾各国实际强推‘苏联模式’；为了巩固地位，不断的干涉各国内政，把苏联模式，变成了‘宪法’，要求各国必须遵守；斯大林时期，这些矛盾在威权逼迫之下，暂时隐藏了起来，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反攻倒算，直接揭开了盖子，再也捂不住了。
东欧国家被‘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又称斯大林主义）荼毒最深，所以反抗得最激烈，因而无论是波兰事件，还是匈牙利事件，其根源都是来自于苏联构建的阵营，存在严重缺陷所造成的。
其实，苏联在构建阵营时，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属于各国在不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强推苏联模式，不采用威权主义，而后再加强援助与互利经贸往来，那么东欧就不会出现这类事件，苏东欧、苏中间的矛盾也就小得多。
然而，时值今日，苏联依旧没有改进缺陷的想法，仍然采用过去的那套做法，所以不管是苏联同东欧国家，还是同中国，这个矛盾都是无解的。
东欧各国都是小国，他们在钢铁洪流面前，只能选择屈服，而屈服的结果，就是国家几十年难以发展，国内工业、经济等结构严重不合理，内部矛盾重重；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屈从于苏联，那么中苏关系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亲密无间。
一九五八年时，中苏间爆发了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事件，赫鲁晓夫跑到中国来，双方一轮交流后，其实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原本也是想通过这些事，让苏联意识到尊重中国主权，建立真正的中苏平等关系，根本没想过真与苏联闹翻。
中苏闹翻也根本不是这两个事件，而是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不愿放弃阵营威权模式，它认为自己对马列的理解，就是各国必须要一致遵守的真理，可中国有自己的理解，而苏联不接受不同观点，双方从结构性矛盾，升级到了同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矛盾。
前者，双方有意愿缓和，那么还是可以解决，而后者涉及到‘真理解释权’的根本性问题，双方都没有退让的可能性，因为谁退让，就代表另一方正确，反方就成为了‘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就是被苏联这样定义的，因而一度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
面对南斯拉夫、波兰以及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一系列高吭呼声，苏联从未真正想过，从根本上反思阵营构建上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从而解决问题。苏联不是这样想的，它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继续加强控制，牢牢控制住‘真理解释权’。
一九五八年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人比主席在马列主义上的造诣更高的了，中国想建立一套自己对真理的解释，于是选择挑战苏联的这一权力，从而实现摆脱苏联的控制，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而苏联显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具体到中国身上，中国基于对自身条件的分析，发现苏联的那一套对自身造成的困境很大，所以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来解决，若没有理论支持，也就不会有符合自身条件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是无法逃避和无视的根本性问题。
所以，只要中国想改变苏联模式，走自己的道路，那么中苏之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是无解的，而当下或未来的一些人，总认为中苏完全可以不用交恶，而后借助苏联进一步发展自身，只能说这种想法，天真而又幼稚。
这种友好的前提是完全仆从于苏联体制，此种行径，无疑是在拿中国的未来，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与尊严，换取所谓的友好。这些人也不想想，主席和各位领袖们，哪一个在马列思想的造诣上低了？他们选择这样做，从来就不是无地放矢，而是多年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第199章 运河事件
一九五六年十月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月份，东欧的匈牙利事件愈演愈烈。二十四日，苏联军队在没有获得匈利牙政府正式邀请下，出兵镇压反革命；仅仅五日之后，二十九日，苏伊士运河危机全面爆发，以色列带头，英法联军出动，共同发起了对埃及的军事打击。
然而，让英法殖民者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军事行动，不仅激起了埃及国家和人民的空前团结，而且还激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高涨民族情绪，中东各国纷纷出资出力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何管理权。
一切并未就此结束，苏联利用中东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主义高涨情绪之机，强烈反对英法以对埃及的行动，要求他们从埃及及周边撤离军事设施，停止军事行动，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加入和中东的现实情形，美国人意识到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了。
艾森威豪尔政府经过认真分析之后，他们立即发现，苏伊士危机是美国的一个大好时机，完全可以借此把英国彻底从全球殖民体系的时代终结，于是美国政府正式公开声明，反对英法对埃及的入侵军侵事行动。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仅三年的中国，同样顺应了埃及和中东人民的呼声，站到了埃及身旁，给予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直接支持，中国一次性向埃及援助了两千万瑞士法郎（约合480万美元）。
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刚刚发生，主席就陷入了思考之中，他考虑的是在这场危机之中，如何为中国争取到利益，要知道这场危机之后，美国解除了英国全球殖民体系，彻底终结了大英帝国时代，而苏联则获得了进入中东的机会，那么中国能得到什么呢？
中国现下的国际影响力仍然很弱，哪怕中国出资支持埃及，最多也只能在中东获得一点名声，效果远远不如苏联，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还不如印度的影响力大，中国拿两千万法郎除了获得名声，带不来国家影响力的提升，更带不来实际利益。
如何突破？方向在哪边？主席一连思考了两日，他仍旧找不到确切的方向，他急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多维思考的角度，于是便给0号组挂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把手机拿了过来。
“安娜同志，你等一等，今天问的问题比较多，还是请你来提问。”主席的普遍话并不好，所以语音输入老是出现错别字，而拼音打字又太慢了，远没有沈安娜用得好。
现在是大晚上，留一上女同志在房间确实影响不太好，因此主席便喊来了秘书小田，让他给王争打去了电话，让其来一趟，沈安娜理解了主席的意图，便找了个借口，随着小田一起，暂时离开了菊香书屋，一直到王争过来，她才跟着走了进去。
客厅里，三人坐下，主席说道：“苏伊士运河那边爆发了战事，英法以三国展开了对埃及的军事打击，这些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
王争点头道：“知道，今天北京还展开了声援埃及的大游行。”
主席略略一笑说道：“这场危机之中，美苏都得到了他们的利益，而我国能得到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了两日，暂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向，所以才将二位喊过来，把这个话题与未来的群众交流一下，也让我换个思维。”
谁也不是超人，何况时下的中国对国际时事的整体信息的了解，相对还没有未来那么及时与透彻，毕竟国家刚建不久，海外的情报机构，远没有几十年后那么广泛与深入，没有足够的信息，就难以给出准确的判断，或者说战略上，能做出判断，而全面判断暂时难以做到。
王争欣然道：“主席，我们准备好，您现在可以提问了。”
主席吸了一口烟说道：“第一个问题，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如何做才能给中国带来利益。”
沈安娜拿起手机，迅速进行了语音输入，不一会手机里便有了第一条回复【大脸猫：比较困难，当时我国被美西方封锁与围堵，我国能做的就是增加在中东的一些良好形象，除此之外，很难带得实际利益。】
沈安娜已经不需要主席提示了，她直接把前题输入了进去【赤色理想：是这样，如果中国一九五三年就已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英也已经建交，中国收回了台湾，取得了琉球管理权，从这个基础进行考虑，会如何？】
【春天里：/大拇指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的对外形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赤色理想：具体呢？“
【大脸猫：这算是一个推演了，正好今日得闲，那就吹吹水。】
【大脸猫：首先，中国会提前走上一条对外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而这样一来，中苏矛盾可能会提前爆发。】
【大脸猫：其次，中国与苏联、美国都有各自的利益，国家必然会考虑构建全新的中国对外战略利益。过去那样，跟着苏联后面，一力支持苏联主张，显然是不可能了，因为这样做并不符合中国利益。】
【春天里：@赤色理想 你的构想中，中国已是五常，那与西方的关系如何？】
【赤色理想：中国与英国、瑞士、瑞典、挪威几国都已经建交，并且双方官方贸易开展得还不错，还与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未建交国有开展官方贸易；同时中国在琉球设立特区，双方许多贸易都在那里进行。】
【大梦一场：琉球这个地方要用好，最好还是把台湾拉起来，我解放后的台湾，估计没有老蒋在时建得那么好，这是全国条件所决定的，而台湾完全有可能打造成另一个香港。】
【别样年华：台湾要这样搞，那深圳怎么办？没了？还有上海呢？】
【大梦一场：定位不同啊，台湾面向的是日本、东南亚市场，上海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台湾不可能取代日本，但是降低香港的影响力，基本是可以做得到的。】
【别样年华：你在台湾搞开放，英国人能同意？要知道香港可是英国的吸血地，也是物资进入中国内地的大门，英国不可能放弃这么一大块肥肉，不发展香港，反而转头跑去台湾。】
【大梦一场：@别样年华 你要搞明白一件事，英国从来就没有发展香港，他们对殖民地只有掠夺，香港能够发展起来，最大的原因还是内地对外物资与金融贸易的需要，所以英国在香港怎么搞，一点也不重要，中国才是决定性的方面，我们要发展台湾，他反对也没用。】
【老程：这倒是，资本主义世界讲的是利润，只要能有钱赚，至于在那里赚，他们根本不在意。况且，如楼上所说，如果内地把对外结算地变成琉球或台湾，那么英国人也只能被动接受。】
【大脸猫：香港就是吃得太饱，又不受内地中央直接管辖，所以破事一堆，惟其如此，不如让他们穷一些，就像澳门那样，葡萄牙人没能力管理当地，导致民众生活困顿、黑帮遍地，结果一回归，啥牛鬼蛇神都没了，看看澳门人现在多爱国，香港完全就是反面教材啊。】
【大梦一场：@赤色理想 你的这个设定如果成立，那么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国说不定还真能做点啥。】
【卑斯麦铁甲舰：当时新中国才成立七年，以那时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能做啥？】
【大梦一场：楼上，你忘了运河危机后，英国所遭受的困境了？石油危机、英磅贬值、工业/金融业重创，直接导致短命首相艾登下台。】
【赤色理想：@大梦一场 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
【大梦一场：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的打击太大了，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政治上则是彻底的失败，国内所面临的局面，更是相当的糟糕，而那时的英国急需要有国家稳定英磅结算地位以及广阔的市场，所以你猜谁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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