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摆地摊 第407章

　　聂帅疑惑道:“不是摆到车间里就能生产吗?

　　方叶回道:“民用和军用是不同的，就像025基地里的五轴超精密加工车间都是恒温恒湿的，车间温度需常年控制在24摄氏度，湿度需保持在40%至60%之间，地面温度也需要控制，某些精密工件，甚至加工和运输全程都需要恒定温度。

　　“而且超鮎歲精密加工车间的建设要求也不同，需建设在地下，地面混凝土厚度需要60公分以上，地面平整度小于2毫米，整体平整度偏差小于+0.2%，当然精密加工车间要求要低一些，但是还是要比民用制造车间要高一个等级。”

　　方叶接着说道:“总理、聂帅，当时025工厂的超精密加工车间建设时，可费了老鼻子劲了，不到两百平米的车间，地面打磨修整前前后后搞了两三个月，整体被磨掉了7毫米最后才达到了设计指标。如果八十台设备放在一个加工中心，设备摆放面积需要1300平米左右，每台设备间隔十米以上，整个车间需要三千平米以上，工程建设技术的问题需要解决。

　　聂帅不由得愣了下:“没想到要求这么高。

　　方叶点头道:“超精密加工要求极高，同时这么多机器摆在一起还需要解决噪音及共震问题，工程建设难度对于现下来说不是一般的大，建议国家召集建筑设计院和工程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建设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聂帅说道:“以你经验估算，这样的车间建起来大概要多少钱?"方叶想了想回道:“初步估算在五百万到八百万之最高可能到一千万。间，聂帅嘶的一声倒吸一口凉气，他是万万没想到，一个车间要花这么多钱，这实在超出了国防工业部的预算，之前想的是，八十台设备，一座几百平米的车间就行了，了不起七八十万，而现在可能要超过十倍造价了。

　　于是聂帅退而求其次说道:“若不建超精密制造车间，采用精密车间的话，费用会不会少一些。”

　　方叶点了点头回道:“确实要少一些，不过这么多设备，建设等级和面积已经决定了建造成本，四五百万还是要的。

　　聂帅思索一番说道:“若是将超精密和精密车间分开分别建，这样是否可行?

　　“可以啊。"方叶说道:“根据实际需求来嘛，没有那么多超精密制造，也不用建那么高等级的车间了，而且费用确实太大。

　　“我觉得可以按这个思路办。"总理说道。

　　方叶问道:“聂帅，这个精密加工中心大算建在哪里?88聂帅回道:“考虑到国防三线建设需要，打算建在北重庆、绵阳、西安这三个地方选一地建设。京、方叶连忙摇头:“成都和绵阳不行。

　　聂帅和总理同时一脸疑问，就见方叶解释道:“这西安处于汾渭地震带、绵阳处在龙门山地震带，，一年内大大小小的地震很多，有些很轻微人可能感觉不明显，但地面震动会直接影响精密加工，所以四川不是一个好地方。”

　　"这个还真没有考虑到。"聂帅问:“这么说来北京和重庆都是合适的”方叶说道:“北京也处于地震带，今年的刑台大地震，北京就有较强的震感，而且这里行政化单位太多，不合适搞，否则不用几年就废了。”这话让聂帅不知道该如何接，因此说道:“那....就只有重庆了。

　　方叶想了想说道:“重庆确实很幸运，不再任何地震带上，长江水运也很发达，距离贵州061红旗导弹厂、066宜昌地空导弹厂都不远，但距离西安714东风导弹等工厂过远，若大批量制造时，材料及成品的物流运输高效性需要提前规划。”

　　聂帅展开记事本记录了下来，这些信息很重要，方叶接着说道:“国内不处于主要地震带的城市有不少，不过考虑到国防需求，重庆确实是一个好的选项，但要避开主城区的华蓥山断裂带，除此之外，湖北襄阳、湖南长沙都可考虑作为备选城市。

　　聂帅迅速作完记录，问道:“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方叶想了想，说道:“基本上没有了。不过就从设备运输和地质的角度看，襄阳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里有汉江交通便利，且地形开阔平整，地质稳定，缺点是由于水系发达，选址需考虑洪灾影响。

　　聂帅说道:“综合你的表述，重庆和襄阳都合适。

　　方叶点头道:“确实都可以，这要看国家的决策。

　　总理说道:“荣真同志选址的问题，到时可请三线建设指挥部给予支持，对两地选址进行勘查。

　　聂帅应承了下来。

　　时值十一月，农村工作部向国务院上报了今年全国粮食生产情况，196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65亿吨，人均粮食产量716.5斤，比上一年度增产0.53亿吨，公社化取消的第一年，全国粮食就获得了大丰收。

　　全国粮库爆满，为了解决新粮储存的问题，粮食部不得不紧急在全国修建了一百多座粮食储备库，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前几年粮食仅仅够吃，而自64年开始，随着新粮种的全面推广，粮食快速增长，现在反而要为粮食过多的问题发愁了。

　　全国现下7.4亿人，公社化时期人均年粮消耗量约360斤，今年公社化取消了，但粮食定量的问题，因为国家粮税收改制的工作还没跟上，所以依旧采用的是定量餑恍傥制ǎ陇卲嚆，区别是之前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粮，还有备荒粮、集体出工备粮等，因此老百姓并没有多少节余。

　　但随着公社化取消，新的农村集体体制建立，国家取消了非必要的集体义务工，公社备荒粮也改成了县粮食局整体负责，过去的粮食集中分配也变成了互帮互助，自劳自得。

　　由此，农民手中多出了大量粮食，而根据统购统销政策，老百姓又将多余粮食全部出售给了国家，农民家庭一年下来少则出售两三千斤粮，多则五六千斤。

　　许多地区多数家庭年节余从公社化时期数十至三四百元不等，涨到了两三百块，劳力多的家庭一年能一千余元，直接达到了七十年代未富裕地区的标准。

　　全国各地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农民，抬起鼓架起锣，长长的鞭炮就像不要钱似的挂到了竹杆上，用以庆祝这史尻无前例的丰收之年。

　　西北的农民吃上了久违的白面馍，南方的农民端起了满满一嘀大米饭，能吃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家里还能获得根本不敢想象的巨额收入，这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誰銜庭收入水平相比公社时期，少的翻了两倍，多的翻了十倍余，而粮仓里还有满满一仓的粮食。

　　过去劳力过少的家庭，一年干下来能节余十几元，年景不好家庭出现变故时，甚至还倒欠公社好几十，现在好了，几亩田种下来，一年节余小二百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当秋收结束，这类家庭全家聚在一起在算账时，对着票子数着数着就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党的政策好，全家吃得饱，穿上新衣裳，娶上红俏娘。’人民的歌颂就是这么直白，人民对于美好幸福的向往充满着前所未有的信心与满足。

　　老百姓欢天喜地，国家却是发起了愁，粮食太多了怎么搞，直接向海外出售的话，量又太大，粮价必定下跌，可是仓储又爆满，国家的总储备粮，即便遭遇全国绝收，也能供全国人民吃一年的，问题得解决啊。

　　于是中央召开了专门的粮食会议，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连讨论了数日，最后决定新的农业税要尽快颁布全国，同时解除统购统销老百姓余粮限制，农民交完税后，留多少粮食由农民自己决定，国家定粮标准正式取消。同时，粮食定量凭证制度取消，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召开了年度会议，调整1967年原本的生产计划，进一步提高日用品、布匹、鞋子、自行车、缝紉机等一千余项类轻工品的产量。

　　老百姓手中有了钱，消费成为必然，从1966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2月春节期间，国家的商品销售迎来了空前的大增长，国家再度出现了商品短缺的情形。

　　国务院及计划委员会、各民用工业部门，一时间焦头烂额，哪怕是全国工厂开足码力全力生产，但无论生产多少投入市场立即就被销售一空，各地国营供销批发公司，整日都围满了前来批发的个体户，然而很多城市批发总公司的仓库里早已空空如也。

　　锅碗瓢盆、头饰发夹、布匹茶糖，毛巾肥皂、钮扣别针等等等等，过去许多明明销售已经趋于饱和的商品，一下子紧俏了起来，整个市场的购买力似乎无穷无尽。

　　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也是一样，往年一日能卖个块把钱就不错了，然而现在挑着货蓝，几个村子一走就被抢购一空，买的人实在太多了。

　　早在十二月，国家就已经发现了市场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于是向全国下发了通知，全力保障春节前后全国物资供应，要求各地轻工业工厂扩大产能，然而国家还是没有舉卫预料到市场的购买力是如何的强横。

　　全国物资生产总量相较于1965年同一时期上涨了10%，计划委员会估计差不多够了，可结果却与预估相差甚远，大量的货物投入市场后，立即就被销售一空。

　　计划委员会派专员抵皖，随同安徽省工业部的领导到了同安市，上级给出指示，要求同安市'以最大限度扩大生产能力’，同安市生产多少，国家就购买多少。

　　全市由此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从城市到农村，由市政府组织，民营工厂、全市作坊、街道、社区、小区、居民区、乡镇集体、村集体、个体家庭，全市大联动，全力促进生产。

　　哪怕是春节期间，许多家庭连亲戚都不走了，家家户户或是叮叮当当的敲个不停，或是全家围在一起制作各种小商品，全市从十二月开始，累计有四万余户，近30万人参与了生产，三个月时间，全市累计生产各种小商品逾20亿件，总产值约8500万元。

　　这种由政府出面，高效进行生产的组织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有力的缓解了国内部分小商品短缺的局面，而同安市也在此期间大赚了一笔。

　　这场大生产运动一结束，方叶就给同安市政府出了一个建议，这种分散式的生产有其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生产不集中，效率过低，因此建议市政府出台政策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作坊升级生产设备。

　　市场采纳了方叶的建议，很快就出动了'在全市范围内鼓励规冭模化生产”的有关政策，并划出八百余万元扶持资金。

　　同安市的钮扣、制针、剃须刀、饰品、纺织、缝等数十家国有、集体或民营企业获得了政策资金扶持，一场产业升级悄然在同安市内开始了。

　　1967年的新春刚过，由于新的农村集体与过去公社时期存在诸多不同，养殖业就是其中受到影响的地方之-，因此中央又出台了养殖业调整政策，这一政策旨在给予农村集体体制下养殖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而这一政策的背后，还要从1965年时养殖业出现的问题讲起，当年全国猪肉生产量612万吨，全国收购上来的猪肉过多，市场销售出现了问题，那时国家鼓励吃肉，谁吃肉谁就爱国，因此也叫爱国肉。

　　这一问题的发生，并不是全国人民不爱吃肉，而是想吃的吃不起，想卖的卖不掉，爱国肉实际上积压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民一年人均食肉量不足5公斤，大量的公社拼着自己吃不饱，也要完成国家猪肉生产指标，但城市里工薪阶层的工资虽年年在涨，可肉毕竟还是很贵。

　　城市猪肉每市斤价格达1.5元，工人阶级的月平均工资约50元，一个人工作要养全家，因此每周吃上一回肉就已经是很富裕的家庭了，大多数家庭每月也就吃上一两次肉。

　　65年猪肉'繁荣’的背后是国家政策及条件不足导致的，农村公社里的猪由国家统一收购，主要用于供应城市居民及工人阶级，但全国城市人口只有1.3亿，城市人均年肉分配量为94斤，若放到全国则人均年肉分配量为16.5斤。

　　即便是城市居民年人均94斤肉，平均到每个月为7.8斤，每斤价格1.5元，一家五口，若全部消耗掉的话，则需要58.5元，吃猪肉的钱比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所以城市一般家庭一个月吃上五六斤肉，那都是豪奢了，至于农村嘛，不说也罢。

　　所以，这不是肉生产得太多，仍旧是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工人阶级的收入与支出不成正比，哪怕他们的年收入是普通农民的好几倍，但他们的消费依旧处在低层次，买个热水瓶，都要考虑好两个月。

　　农民自然不用多说，吃肉都是几两的割，上斤买的情况是很少的，是农民不喜欢吃肉吗?当然不是了，是吃不起!

　　但从1966年七月开始，国家统计上来的情况有所变化，第三季度国内猪肉消耗量明显上涨了不少，而到了第四季度，特别是腊月，猪肉消耗激增，1965年因肉太多，于是国家政策减少了生猪养殖指标，可是这时却出现了猪肉供应短缺的情况。

　　1965年'爱国肉’的情况发生以后，方叶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给国家的建议是，1966年全国实行责任田后，农民的收入会有所增长，年底猪肉等轻工业品可能会需求上涨，因此建议可以适当减少下一年度生猪养殖指标，但不能大幅减少。

　　不过国家被65年猪肉过多的情形搞怕了，计划委员会制订的政策就是矫枉过正，直接对着全国生猪养殖猛砍一刀，艸攴结果就是到了66年腊月，全国猪肉供应出了问题。

　　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好不容易过个肥年，特别是相对富裕的地区，哪家在春节前后不称个三五斤肉的，-时间全国有三四亿人同时吃肉，原本只供应不到1.5亿人口的肉，现在要翻倍供应，这哪里够啊，问题就这样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意外。

　　于是，国家再度调整政策，又开始了鼓励养殖和饲料补贴，方叶看到中央下发的文件啥也没说，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策的问题，而是当下经济制度导致的。

　　计划永远是基于上一阶段的统计和分析，而不是基于整体宏观经济的调控，计划经济不讲市场，从而导致经常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发生。

　　结果，刚刚打上针吃上药，就发现身体又出现了新变化，头脚都不痛了，肚子开始痛，于是着急忙慌的又开始医肚子，医了半天才又发现，原来不是病痛，而是饿的，于是又调整农业政策，结果一顿操作下来，农业增长了，又发现身体病了，原来是缺衣，又开始增加轻工纺织生产。

　　开年后，方叶刚回到北京，邓副总理就将他找了过去，作为新发委的负责人，他其实早就有些看不惯当前的经济体制了，特别是国内出现的问题屡屡被方叶说中，至于根本原因他也从方叶那里得到了答案。

　　邓副总理对方叶说，目前这个体制下，新经济政策很难做出什么决定性的改变，他问方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困境。

　　方叶则是连连摇头，他明白邓副总理急切的心情，但方叶还是告诉他，现在这个时期，能够做出适当的调整，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要指望一步就能直接在全国实行新经济政策。

　　他甚至直白的对邓副总理说，目前内外部环境不够，新发委也没有决策权，还是要等待时机，但新发委可以将宏观经济的思路慢慢的向国家全面推广，这可以为将来新经济政策全面实行及改革开放打好基础。

　　邓副总理沉默半天，最后也只好无奈的接受了现实，他负责新发委已经两年多了，一路上都是在计委后面修修补补，比如这一次国家新出台的养殖政策就是新发委建议的。

　　其实在宏观经济的思路下，很多事情的演变，已经一目了然了，只是计委横亘在那里就像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将新发委的手脚死死捆住，这让邓副总理很憋屈。

　　不过计委虽然存在很多缺点，但现在这个部门还不能撤销，国家的工业体系仍需健全，且随着新发委的成立，国内的工商业政策多少还受到了许多有利影响。

　　1966年悄然过去，文革没有发生，红卫兵也没有出现，但是新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却从810亿美元来到了991亿美元，GDP增长率11.6%，超过第六名的意大利，排名又上升了一位，且与排名第四的英国GDP仅差距百亿美元。

第532章 发展()

　　庆州中国汽车工程研究基地，经过长达两年的建设，刚刚投入使用，就迎来了第一个任务，到不是研究什么新型汽车，而是在测试一款特别的牵引车。

　　此刻，汽车测试场里，一辆长长的八轮军用卡车，正在沿着长达三公里的环形测试跑道以最快的速度奔驰，车上背着一根长长的管子，那是一枚一比一仿制的红旗二防空导弹，而这辆车自然是刚刚搞出来导弹发射车。

　　去年方叶提出将红旗2半导固式发射改成机动发射之后，国防工业部便联合长春汽车厂、内蒙古第二机械厂(半固定发射架制造)和贵州061基地、航天五院及庆州汽车工程研究院共同组成研制队伍。

　　六六年十一月论证会在京召开，当时卡车的备选型号有三个分别是CA30A、GBU15(法国重车)、CQ260(仿法国重卡)。

　　论证时最佳方案还是采用法国GBU15重卡，它的牵引能力能达到10吨，但因为GBU15和CQ260两车的越野性能都不行，且CQ260去年仿制出来测试后问题一堆，需要进行深度改进，最终还是选择了CA30A解放重卡。

　　它也是红旗1号、2号防空导弹的牵引车，采用8*8底盘，不过牵引力只有3.6T，面对约2.4吨的红旗2导弹只能说勉强够用，随即便是新型机动车导弹发射车的研制了。

　　作为国防紧急任务，重新研制机动导弹发射车条件不具备，时间也来不及，最后退而求其次，先利用CA30A的牵引车和导弹运输架进行改进。

　　由于红旗2导弹长度达10.4米，导弹在起济发射时，重心全部在发射架后部，这显然不行，因此内蒙二机厂又对发射架进行了重新设计，又增了四支液压支腿，新的发射架研制成后，导弹举起后，中心偏后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仅仅三个多月时间，机动导弹发射车就制造了出来，一共生产了两辆，一辆在北方测试，一辆送到了南方，就是庆州汽车测试场这辆。

　　"还是太慢了”方叶看着跑道上，那辆速度撑死60公里錳淜匝们每衤锡厌僕屠时赂鴎胁导弹测试车，连连摇头。

　　一旁的汽车专家孟少农则是回道:“已经不错了，最大速度能到60公里，正常行驶55公里，越野的话最大45公里每小时，就现在国内的交通条件而言，速度再快也没多大意义，最主要的还是越野能力。

　　“你们测试了两天，有没有发现问题?“方叶又问。

　　孟少农点头道:“最大的问题还是牵引车配重不足，爬30度的坡时，牵引车头抓地力有些不足，前部需要增加配重。”

　　还增加配重的话，那车子的机动速度不是更低了？”方叶说道。

　　“肯定要损失一些，现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孟少农直言不讳的说道。

　　方叶皱起了眉，显然它对CA30A重卡还是有些不太满意，说道：“老孟，贝利埃GBU15的越野改进还是要加快，綦江厂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作为全国第一个汽车技术技研发基地，庆州这边调集了全国最优秀的汽车研究人才，现下全国的工程车、卡车、乘用车等都在这里研究，GBU15的改进庆州这边是派人参加了的。

　　孟少农说道：“去年八月，我们就已经开始改进计划了，不过新车计划还要半年才能下线。”

　　这个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1966年仿制GBU15的国产CQ260下线，但只能生产了35辆就终止了，原因是越野性能不行，1968年中国自主制造的重卡CQ261下线，随即又加入了改进，一直到1971年才开始批量生产。

　　制约技术改进的最大问题不是不懂技术，而是一些部件加工技术不足，对于法国来说，这些部件的制造很简单，但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加工设备能力的限制，制造起来异常复杂，但现在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数控设备的加入成功的解决了制造问题。

　　方叶点了点头，说道：“今年内CQ261务必下线，如果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就跟我讲，我向上级部门反馈，明年五月以前，你们要完成所有测试，年内完成生产线布置，最迟1969年必须量产，这一点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

　　孟少农抽也钢笔和记事本刷刷记了起来，他与方叶打交道也有两年了，平时方叶对技术人才非常尊重，而且也很少说重话，现在他既然这样说，那么说明这件事非常重要，已经到了克不容缓的地步。

　　他回道：“请方叶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改进任务。”

　　方叶继续说道：“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我的要求只有一条，改进任务不能停，哪怕24小时轮流上也要做下去，能抢一天时间是一天，这辆车对我国的国防事业非常重要。”

　　“是，我明白。”孟少农见方叶表情严肃，他知道不是开玩笑的。

　　CQ261重卡，后来发展出了许多型号，如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军用重卡运输，导弹运输等等一系列军用重型卡车、牵引车、导弹车和指挥车，没有它部队机动化及重型机械化就不会这么快实现。

　　现下CQ261一时出不来，就只能使用替代品的CA30A。

　　机动导弹车在庆州连续跑了三千公里的场内测试，而后便在南方进行实地路试，计划从安徽出发先到到江苏，而后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最后再回安徽，全程测试长达两个多月，行程近万公里，等测试完成后，已经是五月底了。

　　方叶回来时乘坐的是军用运输机，因此直飞的庆州，在这里查看完导弹车的测试后，便去往了合肥，他听计算机研究中心汇报，他们将单芯光纤研制了出来，这个东西很重要，便决定亲自去看看。

　　合肥的光纤研究室成立于1961年，虽然起步没有国外早，但是研究进度一点也不慢，1960年电射及光纤在国外被发明出来，消息传到国内，方叶随即批准成立了光纤研究机构，当年就还原了国外原理。

　　1966年7月，华人科学家高锟发表《光频率的介质纤维表面波导》论文，第一根单芯光纤在实验室实现，论文迅速传到了国内，9月份单芯光纤研究项目获得方叶批准，随即他将一些未来研究的资料交给了研究室。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单芯原理化光纤完成实验室再现，四个月后，采用MCVD化学相沉积法的实用光纤完成实验室制造，传输损耗小于20dB/km，且每公里的重量只有0.2公斤，比国外领先三年。

　　“这位是光纤研究室主任黄宏嘉同志。”夏培肃向方叶介绍起了面前之人。

　　方叶与他握了握手笑着对他道：“我听说你是国内最早提出要进行光纤研究的同志，不得了哇，那么早就预感到了新技术。”

　　黄宏嘉微微一笑，说道：“当时也是看到国外的研究资料，才预感到这种新技术的重要性。”

　　黄宏嘉同志，1961年时还在北京电子研究所搞微波传输研究，光纤研究室成立之后，他被抽调了过来，相较于北京，合肥这里的研究条件要好得多，研究经费从来不缺，研究设备都是一流的，唯一的问题是研究人员太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几年来，他一边亲手培养年轻学生，一边进行研究，五年多过去，成立时只有一个人的研究室，现在已经有三名研究员和六名助理研究员，别看整个研究室只有十人，但是这种前沿科技目前全世界也就中、美两国在开展正式研究。

　　研究室里，黄宏嘉向方叶讲述了光纤原理，并展示了光纤的应用：“目前受限于光源技术，只能进行单向白光传输，由固体激光器发射光波束，经过光纤传送，由另一头的收发器解码，而后再传送回来进行解绑，原理并不复杂。”

　　方叶不懂技术，但不妨碍他听得一脸认真，随即指着一头的长方体盒子问道：“我看这个激光固体发射器还有大，能不能再造小一些？”

　　黄宏嘉有些不明所以，但还是回道：“这要看具体应用场景，必须有应用要求，才能考虑技术实现的问题。”

　　方叶说道：“需要一套小型的光纤收发器，能够控制无人遥控飞机。”想了想方叶又说道：“遥控盒子可以大一些，但要轻便，其信号能够控制遥控飞机在三到五公里内操作，并且实现即时图像转输。”

　　黄宏嘉思考了起来，拿出演算稿和计算器，算了一阵又问道：“请问这个遥控飞机有多大？”

　　方叶说道：“长宽估计在一张A4纸大小，整机重量不超过3斤，飞行距离5公里以内。”

　　黄宏嘉瞬间明白方叶要搞什么了，这是无人作战小飞机啊，但这么小的无人机真能搞出来吗？那一肚子飞控电路板估计都需要一两百克了，还有动力系统重量。

　　他思考良久，最后回道：“接收端的信号收发器，可以小型化，当信号要控制小飞机操作的话，这就需要信号解码之后，还要有一个控制电路，才能实现对小飞机动作的精确控制，这不是我的技术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