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始终实行计划经济的朝鲜,人民食不果腹,国家经济一塌糊涂,统治政权甚至由社会主义,过渡到了家天下,而半个古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混合经济模式，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富裕起来，同样深陷贫困之中。
对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为什么会失败,三月间,陈芸曾经向方叶了解过,对于专业性的学术方叶当然说不出来多少，但是基本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他还是知道的，而陈芸正是通过方叶的表述,了解到了苏联后期一系列的体制僵化与作死行为。
想到此,陈芸说道:“总理,我个人的观点,或许可以让同安示范县先试一试,无论成败都是经验。”
总理思索道:“我明白你的想法,计划经济失败了，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极大的思想冲击,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现在中央成立了两个示范县,一个同安，一个固安。”
“总理的意思是,在固安县实行全新的计划经济体制?”陈芸疑问道:“可若像苏联的赫鲁晓夫一样,搞免费分房，那不同样走上了条教之路了吗?苏联那象征性的收取5卢布月租,毫无意义啊。”
总理沉思片刻说道:“如果换一个方式呢?比如农村采用集体经济的方式,农民的住宅由集体经济的收益来建设。”
陈芸说道:“每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如果这样，可能有的地方的村子未来已经住上楼上楼下了，而有些地区因为经济条件制约，依旧很贫困，这样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会很突出。”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这种方式无法保证绝对公平，但是相对公平，谁发展的好，谁就住得好,至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到时国家再用政策来调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理的解释让陈芸思索起来,沉吟片刻，他说道:“看完方叶同志的报告,我认为总理的这个提法是好,但似乎依旧违反了人性。”
总理抬了下手，提示陈芸继续,就见他说道:“因为每个家庭条件不同，人数不同，对于居住的需求也不同，比如这家人可能不想建房，只想要钱来解决当前困境,但集体经济体制下，若是专款专用,那么钱就只能用于村集体统一来建房,而这户家庭又不想建房,这就违背人性了。”
“你说的是自由选择权。”总理总结道。
陈芸点了点头:“对，农民自由选择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村集体经济如何管理，如何避免官僚化,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设想是,如果在固安示范县实行这种政策,政府要做的应当是，不去干涉房子建或不建、建成怎样的问题,做好经济分配的监督，同时只提供指导性议建,将自由选择权交给农民。”
“至于城市工人阶级。”陈芸想了想说道:“如果实行分配，可以借用市场经济机制，提高月租，按苏联的搞法，五卢布实在实在太少了，连建设成本都收不回来，因此至少月租要能收回成本，等到成本回收完成之后，可以再免租。”
总理摇了摇头:“你这搞法有问题，租金这么高,那这房子是属于工人拥有,还是公有?如果工人退休前房子的建设成本还没有收回来怎么办?难道还要求工人继续缴纳?”陈芸却是坚持道:“只要工人依旧在居住,那就要缴纳，一直到缴清建设成本为止。此后，工人拥有房子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可以由家庭成员继承，但工人退出后,可以再由单位回收,若是未来重建,可以再分同等面积的房子，多余面积缴成本费，低于则由企业补偿。”
总理依旧摇了摇头:“企业效益不好，都快要倒闭了，到时—大堆的老旧住宅,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最终结果还是由政府承担。”
“是啊。”陈芸思绪万千的说道:“商量来商量去，发现要将经济效益平衡起来,还真的非得搞房产市场制不可,否则这个分配不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总理重重呼了口气,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现在房子分得爽，将来几十年后老住宅要怎么搞?全都是公有制的工人和公职人员,难不成看着房子倒了也不管?这肯定是不行的。同时还有居住条件改善的问题，随着人口增多，现阶段建的房子肯定是不合适的。
工人、公职人员分房子了，那城市居民呢?如今国家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就以首都为例，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住房问题，国家采用的办法就是分房子，将以前城市小资产阶级、富户、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甚至前清的遗老遗少的老宅子，都拿出来你家一间，他家一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
然而，总理现在也在方叶的报告中得知了首都的这种分配,到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情形,以至于到了21世纪，国家的首都很多人还住在老旧的胡同里,居住条件更是令人发指，一家几口人,几十年来,住二十几平米的事情屡见不鲜。
皇城里的居民们，说起来家家的房子都很值钱,但问题是,房子的产权太过复杂，大多数都是当年公有制分配给工人和公职人员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
拆了吧,许多人家中只有十几、二十几平米,按市场制又买不起新房,而且新房子还在六环外，老百姓也不愿意搬离;不拆吧,居民的居住条件和香港的鸽子笼不惶多让，人民居住条件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衬。
拆要做的工作很多，代价大,很头痛,不拆又实在不像样子，左右为难,到了如今，上面干脆两眼一闭，稀里糊涂了事。
而方叶在报告中,更是指出,未来国家要大力进行城市化，这是发展的必然,可是城市化的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搞房产市场制,那么这些钱就得国家投入，国家的钱又从哪里来?是公有制企业税收和对人民的税收,但是这些钱是全体人民的,为什么只投入城市?这种分配制度必将形成对其它阶级或阶层的严重剥削,是人为制造制度性的‘城乡二元化’。
方叶并不反对在当前国家工业奠基阶段，实行一段时间的‘城乡二元化’，这也是国家工业发展进行城市化时期的无奈之举,但应当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在适当的时间,比如二五,最迟三五计划结束,这个方式就应当着手开始调整。
否则，必然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进步很快,而农村依旧贫困异常，由此方叶提出了一个诛心之问，他在报告中反问道:‘是不是只有统治阶极及其群体才是人?割韭菜是要割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如果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那么发展又是为了谁?’而后他更是意味深长的写道:‘义务工、爱国捐、附加税各种负担在农民和其它群体身上的税赋,现在收得爽,但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今天可以发号召,人民会听,但号召到了几十年后,到时候人民还会不会仍旧相信,会不会反唇相讥，既而影响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这将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言简意赅，一句话总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所以方叶的报告,写的房产市场制,实际上说的是分配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循环的问题，而现下,整个国家因为工业建设的需要,实际上这套经济大循环到工人阶级、公职人员即结束，广大的农民群体唯—，有且只有自留地的一点产出，进行经济补贴。
到了后来,这一点自留地产出也不许交易了,卖就是走资派，极端时期养家禽超过三只都是走资,家庭富裕就是罪。
农民仅剩下的只有粮产,而国家还压价统购统销,西北部地区人均口粮留存250斤，然后留下家畜粮,其余的则全部上缴,这点粮食不加上红薯、麦麸等混着吃,肚子都添不饱。
对于经济循环的问题，方叶同样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他认为，如果一直这样搞,两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到时全国九成的农民没有钱,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内部无法自行消耗,外贸又搞不过工业发达国家,工厂如何维持,工人工资如何保障发放?工业产业的升级又要从哪里来资金?
到那时，能做的就是继续朝农民阶级下手，然后加大对农民征税,从而弥补资金的不足，然后就会陷入低层次发展的恶性循环。
老百姓因为没有钱买不了多少工业品，工人阶级工资上不去，消费能力也极其有限，至于中端工业品更是很难有市场，高端工业品则几乎没有市场，整个国家的国防科研、高新技术科研、—般科研,将受限于资金和市场，最终艰难求存。
而工业发展也将会陷入低端制造,诸如锅碗瓢盆一类不可自拔,好一些的自行车、钟表、缝纫机,至于中高级的摩托车、电动缝纫机、家庭小汽车、民航飞机、个人计算机等等方方面面的工业品,几乎不会有市场成长，国家将会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依旧会未卜难知。
方叶的报告，已经将问题说得足够清楚了，所以分配的问题,最终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曾经改开之后,老百姓为什么富裕了起来,就是因为当时在一个时期之内,农民变成了农民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得到了发展,而这种发展最终让百姓受到了一部分利益。
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国家逐渐富裕了起来,有了更多的钱投入科研，从而将各项科研项目都立了起来,并进行全面支持、重点突破，工业升级一步步的完成了，国家在这一时期也赚到了钱，而后开始投入大基建,国家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等蒸蒸日上。
虽然有问题,但是经济增长阶段,掩盖了这些问题，使得矛盾没有那么突出,而经济发展总会有上限,只到这一天到来之后,—些矛盾便暴露了出来，慕然回首,才发现分配出现了严重问题。
多数老百姓辛苦干了几十年,基本物质条件都有了，可是承担的负债同样高,无论低中等收入,还是较高收入的中产阶级，迎接的却都是高支出，入不敷出成为了问题。
要解决这个矛盾,那就只有利益第三次分配,然而这比前两次更难，之前还能妥协,说一说,大家也能让一让，还存着—丝觉悟,而现在根本就没有妥协的余地,不是我死,就是他亡。
方叶的这份报告写得很直白，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总理与陈芸讨论了一个晚上,最终还是被现有体制形成的经济制度给困住了,将来要解决就得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可若要改革,那么就要为新体制进行全新的筹划,而这件事,也不是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的事。
总理将报告送到了主席处，而主席看完报告之后,却是不停的抽着烟,他没有想到，绝对公平的分配制度,最终会变成那样的结果,这对于主席来说，同样是一场思想大地震，因此报告送过去整整一周时间，总理都没有得到任何批复。
就在总理以为这件事也许不会再讨论之时，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西花厅,他给总理带来了一个消息,主席指示:‘方叶同志的报告,将在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讨论。’
第276章 新的筹划(五)
弼时从颐年堂的门口，刚刚走进庭院,就见到少奇正与总理平二人，正踱步向前,边走边聊着什么，一直到后方的脚步声传来,两人扭头一看，见是弼时便停下了脚步。
“弼时同志。”总理回身打起了招呼。
“蒽来,少其同志。”弼时点了点头，回应了一声，就见少其手里夹着烟,抬了抬示意了下，算是回应,弼时推了下眼镜,没有再说什么。
三人并排，继续向前走着，这时总理似乎是在继续刚才的话题，就见他说道:“就同安县目前的情况看，发展得很迅速,截止到上个月,上半年全县的个体户登记数已经突破三千大关，相较出年翻了一倍多;养殖家禽鸡鸭等总数突破60万只，农贸市场，自由市场也都空前活跃了起来。”
少其问道:“集体经济方面发展得如何了?”“全县重新规划之后共有12个乡镇,成立了一批,有一定规模的集体事业，其中乡镇集体创办养殖厂9个，养殖规模在1至2万只,村集体的养殖厂25个，养殖规模二至三千只不等，禽蛋加工厂9个，砖窑厂15个，巢丝厂三座,纺织厂一座，另有榨油厂、辗米厂等。”总理说道。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乡镇级别的制造工厂。”少其说道。
总理点了点头:“暂时还没有，目前县里主力是发展县城工业区,按照县里的设想,工业区成立以后，以此来带动第一批乡镇工厂成立,否则以目前的条件,乡镇创办了工厂也不知道生产什么。”
少其吸了口烟说道:“这个逻辑倒是通的,搞工厂，不像搞养殖厂，地方工业发展缺乏基础条件，县里的工业上了规模以后，才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是这个道理。”总理说道:“工业的保障基础是农业，同安县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几年下来，双季稻的推广十分成功，全县粮食年年丰收,即便扣除了上缴国家的粮食后,地方还是有不少节余,这给工业发展增加了保证。”
听着两人的交谈，弼时插进话来说道:“今年春开始，同安县开始发展菜蓝子工程,说是要解决全县蔬菜种类缺乏的问题,目前已经新增了十几个新品种的蔬菜。”
总理笑道:“是啊,蔬菜是个大问题,不仅同安县，全国也都缺乏，如果同安县的蔬菜新品种推广种植成功,那么到时就可以向全国推广了。”
少其微微点头笑道:“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所需,是个好事情。”
“少其,什么好事情啊,说一说。”就在三人走到门口之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了过来，三人回头,就见主席不徐不慢的走了过来,笑着问道,而朱老总也正好在主席的身旁。
少其笑道:“主席，我们再聊同安县的各项发展情况呢，正好说到县里的菜蓝子工程。”
少其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向主席和老总做了说明,就见主席笑道:“这确实是一个好事情啊,全国蔬菜保有量太少，品种也不丰富，大力发展蔬菜种类很有必要。”
主席看向朱老总,朝着门口抬手示意了下,提示进去再谈,几位领袖随即前前后后进了会议室，只是刚刚坐下，原本聊着的话题却是没再继续，主席、少其在兀自抽着烟,而老总三人则各自翻开了记事本,而后便等待了起来。
不过沉默的默时间并不长,不过一会主席看向几位同志说道:“今天这个会议,原本要讨论公社化的问题,现在临时更改了议题，我们来重点谈一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主席环视了一圈，接着问道:“小方写的报告各位都看了，有什么感想?”少其见无人回答,便主动开口道:“分配是个大问题,我这几天也在思考，但想来想去只想到了两点。”
少其继续说道:“一个是现有制度下的调整;二个是在合适的时期进行必要的改革。”
“少其同志，你说说看。”主席整了整坐姿说道。
少其略一停顿,组织起了语言，而后说道:“当前国家工业正在打基础,需要集中资源办工业，所以推行市场化肯定是不合适的,因此现有制度下的调整,就是指将现有的经济循环进行一定程度的下沉…。”
少其看完方叶的报告后认为,当前的经济循环只到工人阶级和公职人员结束,既然这种方式最终会导致工业发展的基础奠定之后，国家的各项事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么可以针对这种情形,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
首先就是扩大循环的范围,这其中第一条对策,就是在基本改造完成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解禁对个体户的限制,允许进行—定范围和程度内的个体经营,其经济方式可以仿照同安县例，由各地成立供销社公司,进行总批发，由国营和个体经营并行经营。
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同样允许竞争，让个体户与国营单位，展开一定程度的竞争，这对国营单位的经营水平也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个体户解禁之后,不仅扩大了经济循环，还能解决─部就业问题，减轻即将到来的就业潮压力。
自1955年开始，新中国第一批学生开始走入农村参加农村实践,而后这批学生又源源不断的被重新调到各个工作战线，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培养机制，这与主席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主席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只坐在房间里搞自己的学术知识，而应当走进农村，深入农村,深入各行各业的基层，要‘接地气’，避免学术浮夸。
主席对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太了解了，因为他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从前清到民国，知识分子是什么样,主席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混，彼此之间相互吹捧，不仅闭门造车，还喜欢拿学术专业压人。
当年主席在北大时，就发生过两件事，一件是当初他对胡适一度崇拜不已,于是便想当面向其请教,结果胡适高高在上,理都不理他;第二件便是收入的问题,那些教授一个月两三百大洋,而图书管理员只有八元,他便向上面提出加一点薪水,接过直接被驳斥。
这两件事让主席一直记忆犹新,而他也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出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问题,从那以后,他就有一个理想,建立—套新的教育理念,而这种理念就是要将他们‘接地气’，打破封闭的圈子，让他们走出房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早在1937年主席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新中国建立以后,从主席的思想和施政观点就可以看出来，他就像一位教师一般，用自己的理念来改造全国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多次发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主席认为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客观的,认为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有问题。
主席一点也不崇拜孔子，他认为秦始皇厚今薄古比孔子伟大得多，而当时整个社会对于秦始皇都是暴君的称谓,对此主席曾经多次发言,认为无论从社会认知,还是学术界的认知来看,这都是有问题的,而社会认知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学术，但是学术圈子却拒绝改变，这就像一个掌握真理的人，怎么也叫不醒那些昏睡或装睡的人，让他感到有些孤独。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中国的学术圈子是个什么风貌，那些历史专家们，明明有着深厚的历史功底,他们完全可以透过历史看到一个真实的帝王,然后给予客观的评价，并以此教导世人,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但是这些大知识分子们就是不去做,只喜欢躲在自己的屋里或圈子里,而这种行为，同样让主席感到不满。
所以,整个国家的文化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抛开政治因素,而这也是后来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反权威、批林批孔由来的其中一个原因，主席对这一切看得很明白。
就当下而言,知识分子从学习马列理论，到开始接受唯物论，这中间仅仅五年时间,而其中的很多人，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做到用唯物论的观点去辨证的看待问题,相当一部分人，内里还是抱持着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那套,并且不肯放弃。
如今那些老一批的知识分子思想价值观已经形成,指望他们真正的改变是很难做得到的事,因此国家将教育的期望放到了新生代身上，从建国开始，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一直不遗余力，时至1955年,全国预计高考报名人员在17余万人，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正在成长。
然而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由于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跟不上知识分子培养的速度，大量的高中、大学生的就业成为了问题，特别是大学生们，他们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因此不少人眼高于顶,不愿意放下身段，从事工厂工作,而国家又没有那么多好的工作可以安排，矛盾也就慢慢的出现了。
1956年全国高考人数将会达到35万,招收比例在48%，这就意味着18.5万人将成为大学生,而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知识青年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除了社会实践的理念外，随着人口的暴涨，就业形势的压力也是一方面。
对于这个问题,方叶在1953年就已经提醒过领袖们，随着人口增长，就业的问题需要解决，而社会经过三大改造之后，人们除了进入公有制单位外，就只有从事农业劳动，固然这有时代发展的因素,但是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而少其在了解这些前因后果之后,他认为解除个体户的限制，就是一个制度调整，至少可以解决全国近千万人的再就业问题,有利于缓和就业矛盾，所以这就是他提出的制度调整的由来。
少其继续说道:“关于免费分房的问题,现阶段可以适当提高分配住房的月租,按不同的分配面积，收取几毛至一两元不等的租费，这样一来，既可以减少国家的成本支出,也可以让人们意识到房子不是免费的,这为将来或要实行的经济改革做好铺垫。”
少其接着说道:“至于第二项,经济改革，可以考虑放在二五计划后，那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工业应当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随着外贸的增长,也已经具备了部分实行开放的条件。”
“而经济改革的同时,再进行整体的分配规划设计，城市、农村或各个阶级，具体要怎么分配,我观方叶同志的报告，总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是政府的钱向谁去，二是税收的大头向谁要。”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这两个问题提得好,公有制的钱流向哪里,税收谁该多收,这就是分配理论的两条核心。”
这时朱老总侧过头看向少其问道:“少其同志,钱往哪里流，又该多收谁能否仔细说一说。”
少其擦着火柴点起烟抽了一口，而后说道:“主席、老总，钱往哪里流，我认为公共投入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交通、水利、能源、教育、医疗，国家基础的六大块应当多投入，这是第一层的分配。”
“第二层是现有获利阶层,公有制的获利阶层就要提高他们的消费,用消费带动工业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增长，不仅解决就业问题,而且经济循环也就有了初步的构建,，至少这其中的个体户阶层就会获得一部分利益。”
“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没有分配到,这又要怎么办?”总理说道。
少其回道:“这是第三层,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只有社会形成了一批有能力的消费群体，工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村地区的百姓收入才可能真正的实现直接增长，而国家现阶段对于农业的投入,并不能直接促使农民收益，原因是农民同样在高支出。”
“因此，只有在农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进行调整，提高生产力就是发展农业机械化，这需要工业来完成，而要改变生产关系，在这一方面，就要发挥村集体的作用。”
“实行农业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地区，可以由村集体组织耕作,收益进行分配或投资,至于节余的劳动力，若单纯依靠公有制企业，无法解决如此庞大群体的收入增长，需要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农民用工作的收入来弥补农业劳动收入低的问题。”
朱老总说道:“这样一来,不就又陷入了方叶同志那边的情况了?”“不一样。”少其说道:“我认为那边的这个方式没有问题，重点是出在分配之上，方叶同志那边农民虽然提高了收入，但是依旧在进行高支出,而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调整来解决或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老百姓的支出，除柴米油盐这些基本物质支出外，主要还是房子、教育、医疗、养老四大块,而我们可以提高对公有制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新富人群体的税赋来平衡,将这些税收用于平衡城乡发展差距，同时在社会发展方面，支持成立乡镇、集体企业,建设乡镇村,减少城市化的比例来调整。”
少其弹了弹烟灰说道:“我认为城市化率最多55%，不能再高了，即便将来要提高，也应当是缓慢的提高。”
其实要进行调整也很简单，一手合理分配城市居民的收入，一手缩小城乡差距,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思路，改变为城镇为中心，说到底就是资源的倾斜力度。
以城市为中心和以城镇为中心的差别就在于,城市基于交通、能源、物流等的保障能快速的形成产业链和消费群体,而城镇双重点,从国家的角度看，发展就要慢一些，但这个慢要看怎么对比。
过去是1978年改开,而现在如果六十年代就实行新经济政策，哪怕是部分实行,但由于国家整体工业建设时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调整,城市可以完成产业集群,而乡镇同样可以形成小集群或者进行配套工业(工业园区)。
当然少其的这些思路大多来自于方叶的报告,不过在分配的问题上，少其做了一些调整，他认为胆子不妨再大些，通过国家整体布局,进—步缩小城乡的差距,直到将来农村人民的生活条件相比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条件更好。
而这样—来,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投入，包括公共工程、教育、医疗等方面都将提高,比如县城里医院、学校该有的条件,规模级乡镇同样要具备;乡镇企业工人的收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整体上不能相差过于悬殊;最终实现城镇双方共同发展。
总理总结道:“也就是说,农村地区以乡镇为中心，城市则以城市为中心，两者相辅相承。”
少其点头道:“完全正确。”
总理想了会说道:“这样一来，就需要国家进行整体布局了，现在我们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乡镇工业则十分的薄弱，如果对乡镇展开设入，在国家现有的各地区条件,这个设想至少要十到十五年后才能实行。”
总理并没有说错，现在全国的交通网络许多地方都还没有打通,基础条件极差,往乡镇投入工业，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现实,不过国家整体进行这样的布局设想,到也没有问题，因此总理也并不反对。
“蒽来是什么看法?”主席见总理若有所思的表情便问道。
总理整理了下思绪回道:“现阶段搞乡镇制还不现实,所以我认为至少在十年之内,城市依然是发展的中心，所以我的设想与少其同志第―条相似,进行适应现有条件下的制度调整,整体的分配制度,要等将来实行城镇化建设时再提出。”
“也就是说，你赞同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全面解禁个体户的限制?”主席问道。
“是的主席。”总理微微点头,不过他接下来却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说道:“人口的问题，是否考虑要适当控制?现在全国人口已有六亿，平均每年一千五百万以上的新增人口。1954年更是迎来了生育高峰,新增人口两千两百万。”
主席抽着烟思索道:“人口的问题,要控制也要放开，就现阶段而言,西北地区人丁稀少,其它地区人口则在大规模增长，如果要进行计划生育的话,也要应地制宜。即东部、西南部适当控制出生率，西北、东北则不必进行限制。”
主席扬了扬手中的香烟，接着说道:“这个事情,你再调查一下，看看全国哪些地区人口众多，出生率更高,可以先搞一个地区试点。”
“好。”总理说道。
主席这才转过脸看向弼时和老总问道:“两位同志有没有什么不同看法?”朱老总摇了摇头说道:“我没有不同看法，同意结合当下情况，对现有分配制度进行适当调整。”
主席再次看向了弼时，就见他回道:“主席,调整后的新制度可以考虑在固安县先试点。”
而主席则摆了摆手说道:“固安县太小，经济也有限看不出什么，还是放在上海吧。”
这时主席将烟蒂扔进了烟缸之中，继续说道:“关于分配的问题,我也谈—谈个人看法,首先第一条，这个制度要建立起来。”
“其次,这个制度要合理,要照顾到各个阶级，缩小阶级分配的差距。未来那种搞法,我看过了，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一边消灭了一个旧的不公正的分配制度,后来又立起了一个新的不是很公正的分配制度,形成了一个新的既得群体，这是要不得的，如果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曾经,那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主席擦起火柴重新续了颗烟,而后说道:“方叶同志的话说得难听，但是忠言逆耳啊。能让这样一位好同志，失望到用不结婚,喊出自己是韭菜来进行抗议，这说明在一些方面不公正的现象已经有多严重了。”
主席两手放到了桌旁,手背轻轻一敲,声调顿时高了不少，他说道:“这样的摊子是造成的呢?我看我们都有着一定的责任，谁都跑不了。巩固统治这很重要,但若是形成这样一个旁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更不是那些牺牲的革命烈士们期望看到的。”
主席的话，让总理几人纷纷低下了头，而主席的话并没有结束,他依然说道:“人民信任我们,让我们掌这个家，但是我们后来做的一些事,伤了人民的心,这是一个大问题,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看将来要是再出一些陈胜、吴广、李自成也没什么奇怪的!”“有错就要改!”主席声色坚决的说道:“所以这个分配制度一定要调整,将来甚至要改革，如果行不通,那就要用二次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些事现在就可以做了。”主席右手由掌变指,伸出二指在空中点了点:“那个公职人员财务公示制度要尽快建立，我听同安县已经搞了,这很好,我们不要高高在上,如果这个制度搞的好,那就要去学习，然后再找个更大的地方试点，就选北京,从我们开始，先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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