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视了社会各阶层期盼这个国家和民族深刻改革的愿望,没有代表这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失败从放弃革命理想的那一刻,就注定是失败的,哪怕没有共产党,这个党这个政府,将在彻底的沦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后自行崩溃。”
“这一区别在于,是在1949年被新的共产主义革命力量推翻,还是在若干年后内部的自行瓦解从而倒台,但它的结果不会改变,这是其性质所决定的。”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苏联的红色革命取得了成功,沙俄旧的统治被苏俄新的统治所取代,经历过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少数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在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后,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彻底的改变中国的过去,于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至此,一个全新的思想流派登上了中国的舞台,它与过去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不同,他们既不认为从上到下的改良主义能救中国,也不认为自由主义能实现西方式的理想主义‘完美制度’,他们认定只有通过一场自下而上彻底的革命才能达到重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目的。”
“此时的中国有着改良主义与自由主义混合的国民政府,也有着期望通过农村改革来实现国家振兴的新儒学派,还有着推翻一切重新来过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家都在忙于自己的实践,期望能为这个已经落魄了的老大文明找出新的生机。”
“由于国民政府是由改良主义而形成的政权,这个统治阶级上台以后,其利益集团势力一共有三个类别,分别是:以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买办集团、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小型资本主义集团以及以大小地主组成的地方势力集团。”
“作为统治阶级的国民政府并未打破这种利益格局,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反而在其统治过程之中,进—步的加深了彼此间的利益捆绑,这种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转化为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利益,在事实上,对于人民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交税’的对象,其它方面并无实质性的改变,甚至在这种垄断官僚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顿了。”
“造成这一切的原由,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想界,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学了一半,他们只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表象,而没有看到其本质及其在中国是否适应性的问题。”
“他们一面模仿西方制度,一面又没有将过去传统的封建统治思维彻底的摒弃,他们没有像西方那样打破社会旧有利益格局,重新实行新的分配制度;也没有对社会的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造,使其适应新制度带来的变化;更没有建立—套完整的社会制度,来实践新的思想。”
“改良主义的缺点或者说弊端暴露了出来,这个思想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其表现的形式就是往往只有一些零散的改革措施,既形不成系统性的国家治理理念,也无法打破既有体制框架,更无法做到破釜沉舟的决心,因为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之下,改革将变得困难重重。如1934年国民政府实行的新生活运动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改良主义思想,只能调和各种矛盾,而无力解决这种矛盾造成的根本性问题,它无法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比如无论工人的生产效率多高,但是这种效率带来的利益,却无法通过一个相对公平的体制分配给工人和其它阶层,而单纯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
“这种改良主义形成的体制,甚至还远远不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在某一些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起码的公平原则,比如投资公共设施、教育、医疗保障等,而这种改良主义体制所形成的官僚统治集团,它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从这里我们可看出一些端倪,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近代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者们,他们大概率只看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而至今都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他们的那种思想最终在中国失败的原因。”
“如果自由主义思想者认为马列在中国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共产党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争取到了全国百姓的支持,加上武装斗争的胜利才赢得了天下,那么只能说明,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对于思想的认识程度同样具有着巨大的时代局限性,并且他们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这种局限性认知。”
“成功有成功的秘诀,失败也有其造成的因素,如果一些人不能认真的分析,仅仅通过‘军事失败、主义之争’来看待新中国政权的胜利,那么则证明这些人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进步,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结语:自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者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新生,努力的探索着,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做到了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责任。现在历史已经初步证明,马列主义思想适合中国的国情,那么作为知识界的一分子,是否应当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着手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全新的思想,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种指引呢?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界需要转变的思维,也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与责任。”
文章码完,方叶看了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第二天一上班,他便将文章打印了出来,装进了保密档案袋,交给了前来领取的五二六局的张福军,当日这份保密文件便通过军邮送往了北京。
第245章 加入大批斗
书房里,弼时在看着文章,陈宗英则坐在一旁抱着小火炉,直到弼时将文章看完翻动纸页之时,她便轻声问道:“怎么样?”弼时合上文档,取下了眼镜思考了一会,说道:“这个小方我不知道该说他些什么好。”
宗英大姐脸上柔合之色顿时收了起来,说道:“老任,我觉得这篇文章没什么问题啊,持公而论,而且带有唯物主义观点。”
弼时沉着脸重新戴上了眼镜,双手放到了火炉上烤了烤说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北京各高校正在批判俞伯平以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动权威胡适,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既无立场也没有政治原则,还说胡适是爱国者,这不是与这场批判运动对着干嘛。”
宗英大姐拿过边上的搭子盖到了二人的手上,他见弼时黑着脸,便回道:“黑着个脸干嘛,人家文章送到了你这里来,又还没有发表,要是不同意将稿子退回去不就好了。”
弼时重重的吁了一口气,想了想说道:“还是给他打个电话,这么—点政治敏感度都没有,将来会有很大的麻烦。”
弼时说完便从火炉上抽出了手,拿起桌上的电话拔了起来,一通转接到了五二六局,方叶接到通知后便立即开车来到了山洞。
他拿起电话,刚喊了一声喂,就听到弼时说道:“方叶同志,你那个文章我看了,现在全国都在掀起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大批判,不知道你是否关注到了这一点?”方叶听得出来,弼时的话说得有些严肃,他略一沉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不知道您那边说话是否方便?”弼时抬起头看了看,宗英已经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了一人,便回道:“可以。”
方叶这才说道:“首长,其实这件事的整个过程,来龙去脉我全都了解了,现在是在批俞伯平、胡适,下个月就将会爆发‘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弼时问道:“最后是什么结果?”方叶略略沉吟回道:“批俞伯平只是起因,目的是为了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对于青年的毒害,所以明年三月俞伯平写了检讨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有再受到什么影响了,焦点放到了胡适身上,五月份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正式爆发,当月胡风被逮捕。”
“这场风波最终导致了2100人受到牵连,92人被捕,还有被隔离审查和停职反省的,胡风也在被收监多年以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真的反革命了吗?”弼时问道。方叶呵呵一笑:“您认为呢?”接着说道:“1978年后,他的问题被彻底平反了,自建国后多年来对文化界、科学界受到打击的人士活着的,死了的都被平反了。”
电话中弼时的声音便得冷静了起来:“所以,你如何看待现在发生的一切?”“首长,我能直说吗?”方叶问道。“没关系,这里只有我们两人。”
方叶将电话从左耳换到了右耳,而后便说道:“将思想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最终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在针对知识分子上;在治国上,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制度问题混为一谈,用一个阶级斗争来概括之。”
“发展到后来,因为过度强调阶级斗争,一天到晚总有刁民想害朕,导致政治界相互斗,文化界相互斗,科学界相互斗,社会各个阶层都在相互斗,相互揭发,下级揭发上级,邻居揭发邻居,百姓之间相互监视揭发,子女反目成仇,一些历史您也您知道了。”
弼时沉默不语,方叶继续说道:“我写的那篇文章,如果以一个普通只讲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来看,文章明显缺乏立场,并且其中还有为胡适之流开脱的嫌疑;如果是一个极左知识分子来看,那么那篇文章就是在为资产阶级思想和旧思想招魂。”
“你觉得应当如何看?”弼时继续问道。
方叶说道:“国家层面与个人或派别层面不同,国家层面需要一个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思想表述,而这种思想的层次就代表了国家在此问题上认知的格局。”
弼时说道:“你认为现在的批判缺乏了一些格局?”方叶拿着电话点了点头:“是的,只考虑到了政治立场,没有考虑到学术思想,我不是说学术不需要政治原则,而是不应当将其混淆。搞文学研究的还需要用到马列思想,而搞物理、数学、化学研究的,那又如何用马列主义立场来表述研究论文的观点?全都是理论和公式啊。”
电话那头彻底沉默了下来,但是方叶的话还在继续着:“现在批判胡适,两年后,到了57年2月,主席认为当初批判胡适批过头了,于是总理、晓平等召集了文艺会议,会上总理说‘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胡适是什么反应?”弼时问道。
方叶回道:“现在猛批胡适,结果两年后又开始争取胡适回国,您认为他会回来吗?他留在国内的幼子胡思杜在1957年5月,因为受到了栽赃陷害,被抓起来批斗,后含冤上吊自杀,1980年代才被平反昭雪。”
“所以你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提醒我们。”弼时说道。
方叶回道:“这些事情都涉及政治,而我只是一介平民,最不想参与的也是政治,就我这政治水平,分分钟被人搞死,但是那么多文化大家、科学家、知识分子被整,甚至被整死,很可惜啊,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能进行一些修订,政治要讲,学术氛围也要保护。”
“思想的问题,可以批评教育,可以要求学习、可以勒令改正,如果确实发表了反党反国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该抓的抓该捕的捕,依法处理,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能随意上纲上线。以俞伯平事件为例,他不过是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发表了一家之言,何故如此啊,这就是典型的上纲上线了。”
“其实,现在还算好,大家都还能冷静,明年总理主持的会议,就说到了这些问题,认为采用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只是这种冷静没过两年,就彻底冷静不下来了。”
“俞伯平、胡风、吴晗、老舍、周扬、冯友兰、剪伯赞、梁思成等等等等,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著名文化学者和知识分子受到激烈的批判,被整倒逮捕整死的不计其数,彻底陷入了魔怔。”
“嘶~”弼时书记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沉默良久才问道:“还有办法补救吗?”“有!”方叶肯定的说道:“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从51年开始对文化界进行改造,到目前为止,总体还是很温和的,也能及时刹得住车,但是随着对于政治站位的过度拔高,再过两年就完全刹不住了。”
弼时书记想了想说道:“所以你认为应当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看待。”
方叶回道:“至少不能一味的强调政治,而忽略学术本身,个人看法,抓一些典型出来批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做得好的也要表扬,既然许多人不会使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进行学术研究,那就组织学习啊,告诉他们该怎么运用。”
“特别是唯物主义观点在学术研究之中的运用问题,如果连自己都没搞明白,上来就不教而诛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另外可以在教育部之下成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各高校也要成立自己的学术委员会,通过制度的方式来学习、总结、推广、审查学术研究,而不是单纯的使用政治手段来直接对付学术研究出现的问题,这很容易走偏,所以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弼时问道:“是不是未来有这样一个机构。”
方叶握着电话点了点头:“是的,大约在1978年左右,一些高校就出现了学术委员会,对学术研究、评定、伦理等进行规范和监督,当然学术委员会也有不利的一面,如果这个委员会陷入官僚,那么对于国家的学术研究将是巨大的打击,所以如何建立起合理的制度非常重要。”
弼时想了想说道:“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会汇报给主席,不过你那篇文章能否发表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首长,发不发表都没关系。”方叶回道。
弼时轻轻一笑:“知道了,这篇文章是写给我们看的。”方叶裂起嘴,不过却是没有发出笑声:“真要是发表出来,估计我会受到一万点批评暴击。”
弼时笑着打了声招呼,而后便挂断了电话。
时间流转,菊香书屋里,弼时将方叶的文章交到了主席的手上,而后将方叶讲述的一些情况了也都向主席进行了汇报。
主席看完文章后,吸着烟陷入了沉默,良久之后他放下了文章说道:“方叶同志的这个文章格局是够的,通篇没有讨论政治问题,还在一些地方采用了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的观点,他对戊戌变法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统治阶级分析就采用了唯物主义论述,虽然他并没有直接使用那些字眼,但在分析的思想理论上是如此。”
弼时说道:“现在全国正在掀起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这样的文章可能不合适发表。”
主席想了想说道:“这几日我确实在考虑学术批判的问题,方叶同志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这次的大批判确实在走向政治化,既然我们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可以提前释放一些信号出来。”
“主席的意思是?”“我看这篇文章是可以放出去的,让一些头脑正在发热的人能冷静一下。”主席说道。
这到是与历史吻合了,到了十二月底,这时中央高层也都注意到了这场学术大批判正在走样,也因此主席第一时间就调整了批判对象,将对俞伯平的批判改到了胡适身上,而这无疑拯救了俞,所以自月底后,对俞伯平的批判已经少了许多,而来年三月份之后则完全平息。
弼时说道:“就怕放出去后,方叶同志要挨批,他这个文章完全没有具体的立场,许多观点也不符合现下的政治要求。”
“王岩写的文章与方叶有什么关系?”主席吸着烟笑眯眯的看向了弼时。
这让弼时不由得一愣,接着两人便哈哈笑了起来,过了一阵主席收起笑颜说道:“他要愿意就去与人打打嘴仗,要是不愿意,那便不理就是了。”
弼时点了点头,说道:“好,这篇文章给其它几位书记传阅之后,我便派人送去人民日报。”
总理看完了文章也皱了下眉头,但看着这洁白的A4纸和那打印得清晰的文字,也便没有在说什么,只说同意发表,少其,朱老总听说主席已经同意了,便也沿啥意见,于是文章交到了人民日报。
报社里邓拓又收到了这种印制规整的文章,看到了署名是王岩时,不由得立即看了起来,文章不过四千来字,很快就看完了,只是看完之后的他,却是愣在了当场,这样没有政治立场的文章也能发吗?
虽然他分明知道这是晖英同志送来的,但还是找到了中宣部周副部长,而看完了文章的周扬也愣住了。
“兹事体大,我还要问清楚。”周副部长说完便拿起了电话,叫起了中央办公厅。
电话打到了弼时的住所,周扬将情况一说,而后便问道:“副主席,这篇文章真的能发表吗?是不是要请主席也审阅一下?”弼时回道:“主席已经看过了,同意发表。周扬同志你记一下,以后我这边送过去署名王岩的文章,不必再问直接发表即可,有问题就找我。”
周副部长这才放下了心来,放下电话,邓拓问道:“什么情况,能发表吗?”周副部长点了点头:“主席已经看过了,同意发表。”他拿起桌上的文档,又朝着王岩的署名看去,疑道:“这人还真是神秘啊,文档印制得比印刷厂的还要好,纸张也是极其上成,也就比宣纸差一些了。”
邓拓侧头看了下,也点头道:“确是奇怪,每次都是保密文档送过来,我们排完版就得交回去,周副部长我都怀疑,是不是首长写的了。”
周副部长摇了摇头:“怎么可能,你忘了去年的北京城建计划书了?也是同样的印字,同样的纸张,那可是近十万字的大作啊,中央首长怎么可能有这个时间来写这些。”
“那这位王岩究竟是何人啊,能量这么大,到现在已了有四五篇文章了,篇篇主席都提前看过。”
“别猜了,既然首长选择保密,那肯定是不能对外公开的。”周副部长将文档递给了邓拓说道:“尽快排版,尽快发表。”
1954年的最后一天,沉默许久的王岩专栏终于出新文章了,由于王岩大名已经传遍了中国的知识界,所以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即就引起了所有人关注。
北京大学里,冯友兰靠在椅子上,拿着报纸眼神怔怔,同办公室的其它教授也相互看了看,眼中皆有惊色却都默不作声。
在家反醒的俞伯苹握着报纸的手,不住的颤抖,眼泪漱漱而下,连续不断的批判大会让他早已经麻木了,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种环境之下,还有人敢站出来持公之论。
“学术之道尚有希望啊。”俞伯苹擦起了眼泪,妻子则在一旁安慰着。
梁思诚的家中,梁看完报纸叹了一口气,同样坐在书桌前发着呆,林徽茵则朝窗户外看了看,而后回过头轻声的说道:“方叶先生的胆子真大,这篇文章恐怕要引祸上身了。”
梁思诚沉默着点了点头,叹道:“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何必卷入进来呢。”
“非常人行非常事,我们不理解,也许他已经做好了计较吧。”林说道。
“哎~。”梁思诚长叹了一声,没再说话,而是从桌上取出信纸,展开提起了毛笔。
这一日,看完王岩文章的许多人都沉默了,没有人敢发表任何意见,大家都不知道这篇文章出现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要知道现下可正是批资产阶级唯心论正酣之际,特别是对胡适的批判更重中之重,而这时突然跳出了这么一篇文章,究竟什么意思搞不清楚,谁也没敢发表意见。
文章中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切行为,都认定为是为了拯救中国,不仅没有批判任何人,反而还在赞扬,认为他们负起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都为这个国家的思想发展做出了贡献,哪怕这篇文章事实上在许多大学者眼中显得很浅显,但在时下这样的环境中,这篇文章却如同一盏明灯一样,给了许多人希望。
在这场关于俞伯平和胡适的思想大批判中,其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消极心态,很多人不愿意写文章参加批判,但是随着十一月份,政治任务下来之后,大家不写也得写,不参加批判也得参加,否则自己就会成为批判的对象。
大知识分子群体集体选择了沉默,没有人讨论,也没有人对文章发表任何看法,仿佛不存在一般,倒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跳了出来。
俞伯苹事件的发起人之一的李希梵,看到人民日报上的王岩文章之后,顿时觉得这将又是一个表现的机会,他将文章看了两三遍之后,而后便提起了钢笔写了起来。
【《关于王岩先生谬论的驳斥》︰王岩先生的《大国崛起》一书,我已拜读多次,深感其对于世界史理解之精要,更觉叹为观止,然而近日我看到了他的又一篇《从‘红楼梦简论’聊起》的文章,对于其中的一些观点实难苟同,其立述之论缺乏政治立场,更有为资产阶级思想张目之重大嫌疑,现就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一驳斥,凡此种种皆论如下,供以观阅。…】
李希梵笔杆摇曳,刷刷刷的写着,颇有一挥而就的气势,写到深刻之处,不由击桌暗自叫好,他觉得自己这篇文章要是能将王岩也拉下,那么他就真的名动全国了,到那时自己也将成为一位大学者,在文化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想到此处,他更是加快了书写的速度。
一日书文一日改,两日之后文章投到了山东文艺,值此大批判之际,一切政治站位都是正确的,所以文艺报编辑部也没有多想,见文章驳斥得有理有据,便毫不犹豫的发表了。
只不过想象之中的大讨论并没有到来,连石子投湖的涟漪都没有翻起,这下李希梵有些蒙了,难道是自己写的文章太过于委婉了?他拿起草稿又看了起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他觉得一定是这个原因。
于是又一篇文章写了出来,这次他起了一个极具耸动的标题――《资产阶级思想代言人王岩与他的反动作品》,文章中将过去王岩写的文章全部翻了出来,劈章截句,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当初王岩文章中关于中医的论述,变成了‘守旧思想、封建复辟’;对国民政府的描写因为没了加上‘反动派’三个字,成为了‘思想反动’的代表;对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的论述变成了‘为资产阶级思想洗地’﹔如此种种,总之怎么政治正确,怎么激烈抨击就怎么写。
就连《大国崛起》一书,他也没有放过,一改第一篇文章中的赞扬,说王岩歌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书中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按照其书中的观点,只要发展工业就行,资本主义也能统治中国,是其‘反动本质真面目暴露无疑’的一面。
他不仅自己写,还拉来了之前一起批俞伯平的蓝玲一起写,两人互审文章,不过当蓝玲看到他的文章之中批《大国崛起》之时,也吓了一跳,要知道这本书那可是有主席和朱老总批语的,这样的书都敢批,那不是反了天了。
“希梵,那本《大国崛起》不能批啊,要是批这本书,那岂不是说领袖也错了?还是删了吧。”蓝玲被他的文章吓得不清。
不过此时的李希梵已经幻想着出名不可自拔了,他说道:“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要写就要直入根本,揭露其本质,那本书之前我是觉得好,可是最近越看越觉得不好,九个世界大国,除了一个苏联,其它全是资本主义国家,这分明是一本歌颂资本主义的邪恶书藉!”任凭蓝铃如何说,他就是不改,搞得原本准备一起写文的蓝铃在最后投稿的一刻,还是下定了决心,将自己写的批王岩的文章给烧了。
李希梵的文章又送到了山东文艺,编辑部一番审核之后,虽然对其中的一些批判有争论,但是考虑到文章可能会引起的影响力,最终还是稍加修订之后,便直接发表了。
随着两篇文章陆续刊印,终于一些人士似乎也看出了‘风向’,于是开始纷纷投稿,展开了对王岩的大批判,人民日报学术专栏也收到了许多批判的文章,但是报社并没有立即刊印,而是向上级请示,最后得到了领袖的回复:“真理越辩越明。”
于是针对王岩的批判文章终于在人民日报出现了,远在同安县的方叶最近陆续接到了两封信,都是梁思诚寄来的,一封是提醒他注意,另一封是各种报刊上批判他文章的剪纸。
文章中对他的批判很激烈,有转载自山东文艺的,也有文学报和人民日报的,不过看完之后的方叶只是会心一笑,原本他是不打算理的,因为最近时间宽裕,他正在构思另一部‘伪作’,但看到大家都那么热情,于是便决定写一篇回应文章。
直接开嘴炮对喷吗?方叶当然不会这么做,他一个人也骂不过那么多人,所以他并没有回应那些对他的批判,而是写起了学术文章―—《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文章开头—如厩住的进行了名词的解释,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政治的涉及面比学术广、深,政治是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而学术是系统性的专门学问,是对其存在物和学科的系统化。
名词解释完毕之后,便开始了正文,正式阐述起了两者的关系,他认为政治与学术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方面学者追求学术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对政治充满了兴趣,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者热衷于政治评论的原因。
一篇文章引经据典,详细的论述完了两者之间的相爱相杀,最后他更是指出:学术思想的力量是通过时间来表现;现实政治的力量,则在空间的扩张中表现;学术思想无法在某一空间与政治争胜。
而也正是因此,他十分能够理解,那些批判他的人,认为这是基于政治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学术氛围,所以他不会批判任何人,但是他警告所有人,这种浓厚的政治学术氛围,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挥与研究有害,从更长一些的尺度上来看,政治对学术的影响越深,那么学术最终将完全政治化,学术最终的结果也将是死亡。
“如果这种情形不予以重视,那么新中国的学术泛政治化与官僚化将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反映到具体的事务中来,如科学研究将会变得缓慢,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受到严重的阻碍,甚至直接中断。”
文章依旧通过五二六局寄到了中央,他的这份文章并没有立即发表,主席看完文章之后,立即意识到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阅,而后在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文章再次被传阅,一直到三日之后,文章才被送到了人民日报,上面还有主席的亲笔批语。
【伟大领袖批示:此文章极好的说明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各级官员,文学界、思想界、教育等各界,应予认真学习。过去我们对于政治与学术的界限还不够清晰,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这一问题也应当引起重视。政治可以规范和引导学术研究,但不能代替学术做出判断,这是违反基本规则的,应当立即给予纠正。】
第246章 新作品
过去国内研究政治的一大堆,但研究学术与政治的研究者寥寥,早年还有梁启超的《学与术》,此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基本停滞,中国的学者们在一段时间里普遍认为,学者‘心怀天下’的最佳表现形象就是直接议政,后来国内乱局纷纷,他们又提出了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
大部分学者从此以后将学术与政治进行了切割或者说隔离,认为自己潜心研究学术,可以完全不需要理会政治,这其实是一种很片面的认识,或者说基于那时中国乱纷纷的政治局面,学者会自发想要独善其身,而正好因为这种局面,让他们这种想法慢慢的实现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早在1917至1919年间,就发表了多篇与政治和学术相关的演讲,后来这些演讲又被写成了一部书――《学术与政治》,只是很可惜的,这本书一直到千禧年之后才在中国出版。
而方叶在这里打了一个信息差,当然他的那篇《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文章中,不仅有马克思.韦伯的认识,还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一篇文章中西合璧,其中的不少观点在这个时代都是第一次提出来的。
因此人民日报上刊登出这篇文章之后,各高校现下的大批判陆续暂停了下来,知识分子们开始认真的研究这篇伟大领袖指示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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