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曾有一刻是那样深深地在意着自己，喜欢着自己，只是那份喜欢被他藏得那么深，那么深，深到若不是此刻坐在这里，她可能永生永世都不会知道。
某种被她用理智、用骄傲、用所谓的宿命论层层包裹起来的东西，被这句诗轻易地击得粉碎。
她仿佛能看到，在无数个潮声起落的深夜，那个男人，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借着昏黄的烛光，笨拙地，却又无比珍重地，一笔一划地写下这句他从书上学来的、关于美的句子。
而他心中想着的，又是谁的模样？
眼泪，终于决堤。
她伏在桌上，将脸埋进那些记载着他努力与挣扎的纸张里，无声地、剧烈地啜泣起来。
那些关于未来的恐惧，关于订婚的绝望，关于被当成交易筹码的屈辱，以及对这个男人所有无法言说的在意与关注，在这一刻，尽数化作滚烫的泪水，浸湿了他的笔记。
哭了不知多久，她终于抬起头。
她想，她该给他留点什么。
她从随身的小皮包里，取出了自己心爱的那支蘸水笔。
她拧开墨水瓶，笔尖在墨汁里浸了又浸，悬在笔记本崭新的一页上空，却迟迟无法落下。
她想写什么呢？
写“我来看过你”？太苍白。
写“祝你平安”？太虚伪。
写“祝你幸福”？她没有这个资格，更没有这个勇气。
千言万语，万般情愫，堵在喉咙里，压在心口上，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们之间隔着的，又何止是千山万水。
最终，笔尖落下。
颤抖的手，在洁白的纸上，只留下了她自己的名字。
Eileen.
没有姓氏，没有称谓，只是艾琳。
像是茫茫大海上一声无助的呼唤。
她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属于他的小世界，然后头也不回地拉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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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拉门托河谷，华人垦荒营地。
营地规划出的住宅区，大门侧面立起一个告示牌，上面贴了详细的农场细则。
“时维同治九年，岁在庚午。我等华人同胞，远渡重洋，为求生计，或筑路于崇山，或淘金于恶水，备尝艰辛，饱受欺凌。铁路既成，万千兄弟流离失所；苛法既立，我等立锥之地日蹙。白人之贪婪如虎，其法度如网，稍有不慎，则身家倾颓，性命不保。
感于斯，痛于斯。今有秉公堂陈九先生慨然出资，联络致公堂袍泽，并合前太平军陈桂新将军麾下义士，于萨克拉门托河谷购得沼泽水泊之地数万英亩。我等在此，非为一人一姓之私利，乃为全体华人兄弟共谋一个长久之基业，共建一个庇护之家园。
我等深知，西学东渐，泰西亦有先贤，如欧文、傅立叶之辈，构想大同之世，建立公社，以求劳者有其得，耕者有其田。此等理想，与我中华“天下为公”之古训，及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之遗志，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故我等兼采东西之长，立此“互助农场”，其根本宗旨为：
合众人之力，垦荒芜之地；立公有之业，谋万代之基。凡入我社者，不分四邑、三邑，不论士农工商，皆为兄弟手足。外御强侮，内济互助，生死与共，荣辱同担。
愿以此章程为凭，上告天地神明，下示我全体社员，同心同德，共守此约。
本农场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长远规划、审批重大开支、裁决内部纠纷及应对外部危机。成员暂定五人：
山主（陈九先生）、
大管事（陈桂新先生）： 全面负责农场生产、建设及安全防卫。掌管生产队与护卫队，拥有战时最高指挥权。
文书先生（刘景仁先生）： 负责农场田亩、人员、物资及劳动券的记录与管理；兼理对外交涉文书及社员启蒙教育。
洋务代表（格雷夫斯先生）： 作为本场在官府及法律层面上的唯一合法代表，负责处理所有与白人社会相关的土地契约、税务、采买及法律事务。
洋务代表（傅列秘先生）
……………………….
本场所有土地，在官府的法律文书上，均注册于由洋务代表格雷夫斯先生控股的“河谷平原垦荒公司”名下，以规避加州对华人之土地限制。但在本场内部，所有土地及其产出，均为全体社员共同拥有之“公产”，任何个人不得私自买卖、抵押或转让。”
后面的农场具体的分配制度由傅列秘和刘景仁参考了欧文、傅立叶还有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作制度，详细分为两种。
想要短期工作，拿到钱回家的，设工头和劳动班组，扣除伙食费和住房费用后，每月20美元全额发放。
技术工种如铁匠、木匠、草药郎中等，根据其贡献与技术稀缺性，每月多的有40美元。
不过这部分人一旦数量过多，开支太过庞大，目前严格控制人数，优先招募想短期挣钱的技术工种，普通劳工除非是有多人保举品行端正，否则轻易不招募，目前人数仅仅六十多人。
其他人学习了欧文的“劳动券”制度，管吃管住，工作计券。由各工头每日收工后，在《登记簿》上为每位队员记录当日劳动券，并需本人按手印确认。
每十天，各队长将登记簿上交文书处。文书先生负责将所有记录汇总至《全场总账》，并于次日清晨，将过去十天的各队劳动券明细，用大字报张贴于食堂墙壁，全员公示，接受监督。
凡提出重大技术改良建议，如水利工程图纸优化、发现重要资源，或在对外行动中立下大功者，一次性奖励一个月到几个月的劳动券不等。
农场内目前的土地全是“公田”，统一开垦。等到开垦结束，便可以用劳动券购买土地、购买住房，或者想换成现钱，大致和拿钱工作的人差不多。
重要的是，将来私人土地之外的公产，还有按劳动券计算的分红！
这部分人已经接近两千。
经过解释，很多人也表示理解，有许多只是想挣钱回家的也选择了劳动券制度。
自己在农场每日工作，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到城里还容易挨打挨骂。
农场现在也采买了烟草酒水，可以用劳动券换，比外面还便宜些。
前些日子有临时有事的，或者提出要支钱回家的，也都按时兑付了，人心还算安定。
农场现在还有专职的采买队伍、守卫队伍、文书队伍、工匠队伍、医治队伍，分工明确，俨然一个内里封闭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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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乔治的笔尖在粗糙的信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
墨水是他在萨克拉门托城里那家唯一还肯向华人出售文具的杂货铺里买的，带着一股劣质染料的刺鼻气味。但这丝毫不能减损他此刻笔下的激情。
他所栖身的，是一间由华人劳工用最原始的工具，搭建起来的木板房。
与其说是“房”，不如说是一个仅能遮风挡雨的棚子。
唯一的窗户上，糊着一层浸过桐油的麻布，透进来的天光，昏黄而吝啬。
对亨利·乔治而言，这里比起烟雾缭绕的纪事报办公室，更让他感到振奋。
他已在这里驻扎了十几天。
作为《纪事报》的首席评论员，他本该歌颂着那些官员和政策，或者剖析着某些大公司最近的行动，又或是顶着编辑和老板的怒骂，抨击着市政厅那些见不得光的腐败交易。
要不是他的名气够大，人脉众多，很多读者喜欢，恐怕早就失业了。
自从在秉公堂读到那份由刘景仁、傅列秘等人草拟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土地与劳工权益的论述后，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便让他再也无法安坐。
他抛下了城里的一切，只带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和满腹的疑问，在傅列秘先生的引荐下，来到了这片被主流社会忽视，却又真实上演着一场伟大社会实验的土地。
他亲眼所见的一切，远比任何文字的描述都更具冲击力。
他看到上千名衣衫褴褛的华人，在几个工匠和头领带领下，用最简陋的工具——铁锹、锄头、扁担、箩筐，与这片广袤的沼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搏斗。
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
只有沉默的劳作，和那在空旷原野上回荡的、带着浓重乡音的劳动号子。
“嘿咗！嗨呀！用力嗬！”
那号子声，简单质朴，却蕴含着一种移山填海的力量。
他们挖掘出纵横交错的沟渠，将积水排入河流。
他们用肩膀扛起沉重的木桩，筑起一道道抵御洪水侵袭的堤坝。
他们用最原始的智慧，辨别风向，观察水文，在这片被白人视为“无用之地”的烂泥滩上，规划着属于他们的未来。
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这里的组织形式。
这里没有监工的皮鞭，没有克扣工钱的账房。
所有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属于那个名叫格雷夫斯的前平克顿侦探。
一个身份同样充满矛盾与谜团的白人。
但实际上，土地的分配权，却掌握在垦荒者的手中。
“有田同耕，按劳计酬，功大者赏，怠惰者惩。”
这是刘景仁向他解释的、这片营地最核心的分配原则。
每一个参与开垦的劳工，不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更是这片土地未来的主人。他们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将与这片土地的未来紧密相连。
开垦出来的土地，除了上缴一部分作为公共积累，用于购买更多的工具、种子和生活物资外，剩余的部分将根据每个人的贡献进行分配。
这……这不正是他亨利·乔治在无数个深夜的书斋里，苦苦思索、反复推演的，那个能够解决贫困、消弭阶级对立的理想社会模型的雏形吗？！
一个建立在劳动与公平分配之上的，小规模的理想社会！
他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知道，自己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他必须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告诉那些远在东海岸和欧洲的、同样在为人类未来而苦苦思索的学者和朋友们。
他的思想形成还得益于他的偶像，写出《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思考》的著名英国学者。
他蘸了蘸墨水，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将满腔的激动与思考，倾注于笔端。
致我尊敬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先生：
愿这封来自遥远加利福尼亚的信，能为您带去一份来自新大陆的、混杂着泥土与希望气息的问候。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之所以写信给您，我素来敬仰的思想巨匠。
是因为我此刻正置身于一场正在发生的、足以颠覆我们对现有社会经济制度认知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之中。而这场实验的主角，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位哲学家或改革家，而是一群被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所鄙夷、所排斥的中国劳工。
是的，先生，您没有看错。就是那些在我们的报纸上，被描绘成“黄祸”，被指责为肮脏、愚昧、无法同化的异教徒们。他们，在这片位于萨克拉门托河谷的广袤沼泽地里，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构建着一个让我这位自诩为“进步”思想观察者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撼与汗颜的社群。
我将此地称为“希望之沼”。
这里没有地主，或者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地主。他们通过一家由白人名义上控股的公司，购得了数万英亩的沼...
他写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走到窗边，望着窗外那片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光芒的土地，以及土地上那些劳作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豪情。
他仿佛已经看到，在不久的将来，这片沼泽地将稻谷飘香。
而他的著作，那本将要彻底改变世界对土地、财富和贫困认知的《进步与贫困》，将在这里，在这片由最卑微的生命所创造的奇迹之上，找到它最坚实、最无可辩驳的理论基石。
他重新回到书桌前，笔尖在信纸上留下了坚定的笔迹：
我决定留下来。
我将在此地，与这群伟大的劳动者们一同生活，用我的笔，记录下他们创造历史的每一个瞬间。直到……我完成我的著作。
我相信，从这片沼泽地里生长出来的，不仅仅是粮食，更是一种全新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
您忠实的，亨利·乔治
1870年，夏，于萨克拉门托河谷“希望之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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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拉门托城，商业交易所。
这里是加州内陆地区财富流转的心脏。
今天的交易所，比往日更添了几分不同寻常的热度。
因为一场备受瞩目的“拍卖会”将在这里举行。
拍卖的标的，是萨克拉门托河谷最大的土地开发商。
“潮汐垦荒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权，以及与之捆绑的、数万英亩沼泽地的部分开发权。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土地巨头，在遭遇了劳动力流失、资金链断裂以及几个主要股东在内华达银矿投机失败等多重打击之后，终于轰然倒塌，沦为了资本市场上待价而沽的猎物。
菲德尔·德·萨维利亚伯爵，就坐在这场盛宴的宾客席中。
他手中端着一杯未加冰的威士忌，脸上挂着几分贵族式慵懒与漫不经心的微笑。
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来此消磨午后时光的欧洲游客，而非一个即将投身于资本游戏的猎食者。
显得格外信心十足。
他的目光，平静地扫过拍卖厅内的每一张面孔。
那些本地的土地投机商，他们大多穿着可以彰显名贵的西装，还带着金戒指。
那些来自圣佛朗西斯科的银行家代表，他们则显得更为“体面”，衣着考究，举止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