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际上，哪怕是英国的第一次工业变革，也不是从蒸汽机开始的。
虽然按照姜星火前世比较常见的看法，工业变革主要是指用机器代替人工进行生产，从而造成生产方式的变革，但这里的机器，绝不能直接与蒸汽机划等号。
机器普遍用于生产，其实是出现于纺织业，尤其是棉、毛、麻、丝等纺织业，是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工业变革的工业部门，也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
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工业变革开始的标志。
而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则是由元朝的水力纺纱机改进而来。
这里便是要说，这个说法还真不是发明历史，而是在元朝王祯《农书》中，对于水力纺纱机就有翔实的纪载，王祯把这种水力纺纱机称为“水转大纺车”，乃是发明于南宋后期，盛行于元朝的纺织机器。
“水转大纺车”专用于长纤维加拈，主要用于加工麻纱和蚕丝，麻纺车较大且与人力纺车不同，装有锭子三十二枚，有转锭、加拈、水轮和传动装置等四个部分，用两条皮绳传动使三十二枚纱锭运转，水力驱动每车每天可加拈麻纱一百斤。
王祯详细地介绍了其结构、性能以及当时的使用情况，并且附上了这种机器的简要图样，从而以确凿不移的证据，证实了世界上最早的水力纺纱机，确实存在于华夏。
至于为什么大明没推广……
与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他老人家定下的制度也是不无关系的，朱元璋倡导农村男耕女织，种植业才是大明的根本。
老朱的经验是，不吃饱肚子，其他都是瞎扯淡。
所以，纺织业只能当做副业发展，而且农村的灌溉水权问题，也严重阻碍了在明代，由水转大纺车引发华夏的第一次工业变革。
言归正传，黄福对海外贸易引起大明形成大规模手工工场这一点，还是认同的。
因为铁血大宋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是没有先例。
只要皇帝决心搞海外贸易，手工工场业和商业，确实有可能繁荣起来，成为新的社会阶层。
几位尚书传阅之时，朱高煦也悄无声息地跟着朱高燧进了房间。
有些出乎朱棣意料，自家的傻儿子竟然没有咋咋呼呼，而是老实地站在了他身后，甚至没要求加个座位。
稍后，几位尚书终于把这封道衍与姜星火的通信传阅完毕。
作为大明帝国官僚体系最顶层的存在，六部尚书，哪怕能力再差劲，也只是相对差劲，而眼界和格局却都是在的。
他们都很清晰地意识到了一点。
更化变法，确实可以扶持出新的受益阶层。
而无论是必须高度依赖皇权与现存庙堂体制的“新贵族”，还是完全可以由部分较为开明的士绅阶层转化而成的“手工工场主”，其实对于大明的皇帝，都是没有威胁的。
……或者说，在他们可预知的岁月里，是没有威胁的。
因为更化变法，并没有修改大明的核心庙堂制度与军事制度。
靠着军队上位的朱棣，依旧牢牢地掌控着大明帝国的军权，有了军权在手，“新贵族”里的军功勋贵，是帮朱棣占领倾销大明商品市场的；宗室成员，则是依附于大明国家资产的代理人。
同时，“手工工场主”也只是帮助皇帝生产手工业商品的工具罢了。
那这么说来，《变法八策疏》里的修改科举制度，恢复荀子的儒家五圣地位，宣传圣王之说，也是为了配合变法，增强皇权的地位……
“一环扣一环，严丝合缝。”
黄福慨然叹了口气，心头暗道。
道衍看了看几位尚书各不相同的反应，终于开口道。
“诸位，眼下还对刚才蹇尚书所提出的，关于扶持新的得利阶层的问题有疑问吗？”
蹇义沉思几息，随口开口说道：“老臣还有一个疑问。”
“喔？”
本以为道衍掏出了大杀器就大局已定的朱棣，此时也精神一振，问道：“蹇尚书想问什么？”
“既然陛下打算效仿宋朝，大力推动海外贸易，借此实现如宋朝那般富裕，那么老臣敢问陛下，是否又会陷入到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国家财富的争论呢？”
听到王安石这个名字，朱棣一阵脑壳疼。
今天怎么就绕不开这个作古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拗相公”了呢？
这里便是要说一个在场之人都清楚的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国家财富的争论在于，王安石主张“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司马光主张“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乍一看，司马光这什么花岗岩脑袋一样的守旧派？天下的财富怎么可能是固定的呢？
但这便是要说，在宋朝，经济情况也不是相同的。
相反，北宋与南宋的经济情况差距相当之大。
在北宋王安石的年代，国家虽然大力发展了商业，但主体还是以农业为主，而农业税以及对应的人头税，当然是固定的。
而王安石的这套主张，跟姜星火的理论还不一样。
王安石的“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指的是通过更化变法，把中间阶层，也就是官吏贪墨的部分，尽量收拢到国家手里，换言之，就是在朝廷的专卖权上来搞。
还是利用封建国家的公权力来谋取财富，跟汉武帝盐铁专营，把那些收不上来钱给重新收上来，没有太大区别。
这便是蹇义没有听过《国运论》相关几卷的问题所在了。
而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朱高煦此时竟然开口了！
朱高煦侃侃而谈，只是简单地几句话，概括了一下姜星火所传授他的《国运论》的相关内容，就把蹇义的疑惑解释的一清二楚。
“竟然是做大西瓜吗？听起来倒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蹇义微微蹙眉，但最终接受了这个说法。
毕竟，虽然蹇义不是夏原吉那样专攻经济之道的官僚，但既然是六部尚书之首，这些东西还是略懂的。
而许久不见的二皇子朱高煦，上来就给六部尚书来个“小刀剌屁股，开了大眼”，与入狱之前截然不同的表现，更是让几位不知内情的尚书啧啧称奇。
坐在椅子上的朱高炽，笑容温和地回首看了自家的二弟一眼。
而就是这一眼，朱高炽却马上发现了这个许久不见的弟弟，确实变得不一样了。
朱高煦的锋芒，收敛了许多，没有那副“父皇老大、我老二、天老三”的架势了。
“既然诸位尚书没有意见，那就进入到最后一个话题吧。”道衍开口说道。
第二百四十六章 理由
“既然诸位尚书对变法‘变不变’没有疑惑，那么最后一个话题，则是变法‘怎么变’。”道衍平静开口道。
在场没有傻子，当然明白道衍这句话里“怎么变”的含义，绝不是对《变法八策疏》的内容进行调整，而是在问，从何处、何时、何事着手变法。
这无疑是一个颇为令人头痛的事情。
慑于朱棣的强硬态度，一开始以蹇义为代表的部分尚书们，不得不将问题引导到变法的关隘之处，也就是“能否扶持出新的阶层”上面。
以此，作为委婉表达不赞同观点的一面挡箭牌。
但随着道衍掏出了姜星火的那封《哲学通信：异化、新贵族与大明未来社会各阶层精神分析》，已经完满地对此做出了解释，为更化变法提供了打碎这面挡箭牌的关键武器。
但保守，或者说代表着士绅阶层利益的部分尚书们，依旧在竭尽全力地、用尽自己的所有庙堂智慧，来通过各种有可能的疑难问题，给更化变法的决策造成一些阻碍。
虽然他们都很清楚，在永乐帝的强势面前，这只不过是他们表达态度却又徒劳无功的努力罢了。
事实上，之所以道衍如此果断地出手。
就是认准了敌我力量对比，在此时对己方是最有优势的。
而道衍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也很简单。
便是姜圣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因为大明不可能永远重复开国和靖难，但却必须重复每三年一次的科举。”
眼下靖难之役刚刚结束几个月，正是潜在的更化派力量最为强大的阶段。
这里所谓潜在的更化派，其一，指的便是有意于通过更化在广袤的海外让子孙后代持续获得军功的勋贵阶层。
对于军功的渴望，不仅仅局限于靖难新贵。
靖难新贵们，肯定是不希望以后无仗可打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侯伯等着当公爵呢，又有那么多的中高级军官等着封爵进入贵族阶层呢。
但除了靖难新贵，在靖难之役中一败涂地的以洪武开国勋贵为主体的南军将领，也同样渴望通过获取新的战功来重新崛起。
难道李景隆、徐辉祖、平安、盛庸等等南军将领，就甘心一辈子背着败军之将的名头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再打一次靖难不可能，如果真要征伐漠北，恐怕也轮不到他们捞功劳，而出海作战，便是他们另一片新天地了。
其二，则是广大的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
这里可能会有一处疑惑，那便是为什么是“中小地主”？根由便在于，北方，尤其是幽云地区，数百年间先后历经辽、金、元三朝，汉人地主阶层固然是异族借以统治该地区的主力，但地主阶层的延续性却非常差，因为汉人地主只要做大，就会被异族政权当做重点防范对象，予以打压。
除此之外，异族向来有跑马圈地的习惯，不论是契丹人还是女真人亦或是蒙古人，都在北方划分占据了大量的田地，轮不到给汉人地主留下多大的田地。
但与此对应的是，北方的中小地主，延续性却非常好……异族必须借由这些地方势力统治基层，而这些地方势力又偏偏无力对异族造成威胁，所以异族常常采取类似于“包税制”的宽松政策对待北方的中小地主。
而北地文官，与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虽然在属性上都是地主，但不论是利益取向、价值认同、文化导向，都是截然不同的。
靖难时期，燕军赖以维系占领区统治的，恰恰是以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为核心，组成的官僚系统。
而有着从龙之功的北地文官，理所当然地有与之匹配的庙堂诉求。
燕王没当皇帝的时候，我们进不去朝廷核心，朝廷就是“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燕王当了皇帝，总不能到了最后还是你们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当尚书、侍郎吧？
那我们不是白跟着燕王造反了？
正是因为更化可以获得这两个阶层的支持，所以，道衍绝不打算继续拖延了，必须要在姜圣讲完最后一节课出狱以前，给未来更化大明的路，提前铺好。
“老臣以为，更化变法，绝不能一下子把摊子铺开。”
几位尚书简单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天官”蹇义率先说道。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朱棣，并没有穷追猛打，试图把更化变法之事直接敲定，而是把握了国策会议张弛有度的节奏，示意蹇义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毕竟，关于“变不变”的问题已经突破，眼下只是“怎么变”的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绝没有刚才那般剑拔弩张的气氛了。
蹇义沉吟了刹那，捻须缓缓道：“大宋跟大明不是一回事，宋神宗也跟陛下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如果大明决意变法图强，那第一点，就是要慢下来，不能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
“这里老臣便是要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明更化变法，最应汲取的，就是距离最近的王安石变法的教训……王安石，太急了。”
闻言，不管对更化变法是内心支持还是庙堂投机，夏原吉、郑赐、李至刚三人，也纷纷颔首表示同意。
大明要搞更化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就是绕不过去的坎！
因为这是距离大明时间最近，借鉴意义也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变法！
所以，谨慎地从王安石变法中找到隐藏的大坑，避免大明一脚踩进去，是大明做出变法决策最重要的一环。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王安石只能依靠皇帝的信任来推行变法，而皇帝的信任又是有保质期的。
年轻的皇帝如果迟迟见不到变法的成效，再加上反对派对变法的不间断攻讦，很快就会立场动摇。
反对派不需要证明自己正确，因为上百年来都是如此。而王安石必须证明自己正确，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就证明。
王安石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所有的更化措施，都务求雷厉风行，需要立竿见影地看到成效。
什么最立竿见影？
当然是国库里的钱！
所以“变法”就成了压指标，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让百姓强制向官府借青苗钱，还不上就卖儿鬻女，免役钱则成了另一份额外收的常赋。
而如果官员体恤百姓不肯这么做，面临的就是完不成王安石压下来的指标，丢官罢职滚蛋了事。
所以很多士大夫，譬如苏轼，在看到了变法在基层的走样后，也对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抵触之情……苏轼当然知道大宋该变法，可不该是这么变得。
“我大明当然要汲取王安石变法的这个教训。”朱棣拧眉道：“可王安石便不知道变法急功近利，最后也是失败吗？”
“知道。”
道衍不欲在王安石变法这个能扯上三天三夜的话题里继续计较，他要的是今天就在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把推行更化变法这件事定下来。
因此，道衍只是简略答道。
“宋神宗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
“王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
简简单单地两句话，却忽地让站在皇帝身后听着的朱高煦心底生寒。
朱高煦心头暗道：“怪不得俺这阵子偷偷补读史书，看到王安石死后几百年名声都不好，史书里都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其人明知民间因变法而产生疾苦，却置若罔闻，只为自己变法成功……真可谓是上失信于君，中失助于臣，下失仁于民。”
朱高煦再想到同样有意于改变世界的姜先生，心头不由地叹道。
“俺听三弟说，父皇有意拜姜先生为国师，王安石虽然被宋神宗称为‘师臣’，可同样是师，与姜先生比起来，别的暂且不论，光是仁心为民这一处，就差的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