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以雷霆之势快速歼灭马步芳、马步青主力，紧接着马鸿逵中途跳反，还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指证马步芳兄弟“蓄意发动叛乱，破坏抗日大局”，原国军新编第1军军长邓宝珊起义后，更是亲自出面作证，揭露“朱绍良与叛军存在勾结”的事实，国府的立场瞬间从“隔岸观火”转为“理亏心虚”。
在重庆谈判中，宋子文、陈诚曾试图以“共军擅自进攻西北友军、强占兰州”为由向中共发难，却被中共当场拿出三马密谋叛乱的往来电报、朱绍良为叛军提供补给的书面记录，以及邓宝珊的亲笔证词等铁证，驳斥得哑口无言，全方位戳穿了国府“暗中纵容叛乱”的真相。
而马鸿逵作为三马之一的中途跳反，发布全国通电谴责马步芳和马步青，更是彻底坐实了马步芳和马步青“蓄意造反、破坏抗日”的性质。此时，国府若继续坚持指责中共，无异于公开承认自身“勾结叛军、消极抗日”，最终只能被迫闭嘴，陷入哑巴吃黄连的被动境地。
平定三马后，中共顺势接管青海、甘肃的核心区域，西北重镇兰州实现彻底解放，国府在西北的统治根基彻底崩塌，西北诸省要么直接落入中共之手，要么地方实力派暗中倒向中共，国府彻底丧失了对西北全境的掌控权。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直言“西北不保，全国震动”，这种战略空间被持续压缩的现实，让国府高层陷入两难绝境：若与中共决裂，中共可能顺势挥师东进，直接荡平国府残余势力；若选择妥协，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共不断做大，既不甘心，又无可奈何。
除了军事与领土上的被动，蒋介石面对美国、德国、苏联外长级使团访问西安，英、法、意等各国外交人员也都积极前往西安与中共接触的局面，更是心灰意冷、充满绝望，其内心经历了从震怒、沮丧到绝望的完整转变。
蒋介石最初的心态充满矛盾的寄望：一方面，他始终将自身定位为“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领袖”，坚信即便美德使团会与中共接触，最终仍需与国府敲定实质性合作，因此曾授意宋子文“密切关注使团动向，抓住一切机会争取列强支持”；另一方面，他又极度忌惮中共与列强建立联系，担心“列强被共军的实力展示蒙蔽，动摇对国府的支持力度”，为此而茶饭不思。
当美、德使团将两国元首国书交给主席的消息传来后，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雷霆震怒：他深知“元首国书只能递交给国家领袖”的道理，美、德两国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他个人权威的公然羞辱，更是对国府合法性的事实否定。
10月15日当天，武汉行营珞珈山蒋介石官邸的古董有一次遭了殃，他在办公室内怒摔茶杯、砸毁古董花瓶，厉声怒斥“美、德欺人太甚！共党僭越妄为！”，甚至扬言要向美、德提出严正抗议。蒋介石的暴怒，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唯一的影响，恐怕只能是在未来新中国对其的定罪当中，再增加一条罪名，即“破坏国家文物罪”。
愤怒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掩饰的双重无力，蒋介石深知，国府的军饷供给、武器装备、外交支持均高度依赖西方列强，根本没法得罪‘洋大人’。最终，他放弃了“抗议”的念头，仅令外交部私下向美、德领事馆“表达遗憾”，姿态软弱到了极点。
而对中共则是“惹不起”，此时中共已通过豫南和鄂赣轰炸、收复台岛、核打击横滨和神户、半小时歼灭日本联合舰队、山西速胜、平定三马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展现出碾压级的军事实力，且已控制华北、西北、西南的大片区域，国府根本无力与中共正面抗衡。
蒋介石清楚，若与中共撕破脸，对方可能直接挥师东进，兵锋直指武汉，国府的统治将在瞬间崩塌。因此，他只能将满心怒火发泄在内部，痛骂宋子文“办事不力”、指责手下“情报滞后”。
作为洋人的‘好大儿’，蒋介石集团的国民政府，列强支持与承认是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撑，如今美、德作为西方主要强国，公开将国书交给中共领袖，相当于在国际层面承认了中共的事实领导地位，国府的“正统性”被大幅度削弱。
外交支柱的崩塌让蒋介石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他一直奉行“依附列强求生存”的策略，早年依赖苏联与德国，后期转向美国，但此次美、德、苏三国使团的举动清晰表明，列强已开始“弃蒋”。
毕竟，在绝对实力面前，列强更愿意与能掌控中国局势、具备强大战力的中共谈事，而非明显已行将就木的国府。这种“外交靠山”的丧失，让蒋介石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守住华南半壁江山”，绝望情绪日益蔓延。
面对既成事实，蒋介石最终选择被动接受现实：在重庆谈判中不再试图争夺实质性权益，仅坚持要求在协议中保留“国府为中央政府”的名义表述，以此聊以自慰。同时，他加快了内部集权的步伐，试图通过强化控制延缓颓势。
蒋介石的“固守待变”，终究只是延缓覆灭的无奈之举，民众以及各方势力对于国府的离心离德，已然成了半公开的事实，如今面临毁灭倒计时的，不仅仅只有日本军国主义，国民政府的半只脚也已经踏入了棺材。
第198章 密集外交会晤告一段落
自1938年10月12日，美国使团抵达西安开始，来自美国、德国、苏联的外长级使团，已先后完成了各自的主要使命，这场针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密集外交会晤，终于临近尾声。
其中，美国和德国使团能够通过刚刚重建了部分功能的国际互联网，以及跨国卫星通讯，与国内核心决策层实现实时沟通，第一时间得到来自国内的最高指示，对于许多议题都能迅速进行回应。
美国方面，虽然将中国视为未来全球范围内的最大竞争对手，但此刻中国穿越区展现出的综合实力，明显凌驾于美国之上。在这样的实力差距面前，立刻与中国翻脸绝非明智之举，更何况中美双方尚未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至少在彻底瓜分完毕英法等欧洲老牌列强的旧殖民体系之前，双方都有着暂时维持和平、避免直接对抗的默契。
更重要的是，美国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国内整合，尤其是将美国穿越区带来的先进科技，与本时空美国的产业体系完成对接，这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中共这边，同样需要优先解决国内的日寇、国民政府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等问题，集中精力完成国家统一与民族解放。双方的核心诉求高度一致，都需要时间处理内部事务，这也让彼此都没有立刻摊牌的意愿。
与美国的微妙制衡不同，德国与中共的接触则显得顺畅许多。除了纳粹政权固有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德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几乎没有冲突，反而在诸多领域，德国都有求于中国。无论是双边贸易，还是制衡美国的威胁，德国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因此双方的谈判总体氛围融洽，迅速达成了共识。
美、德两国的外交事宜推进，相对顺利，但与苏联使团的交涉，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复杂性与阻碍。
这种阻碍，一方面源于技术层面的限制，由于苏联使团无法像美、德那样通过国际互联网和卫星实现实时通讯，只能通过无线电与国内进行有限联络。而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使团必须事事请示莫斯科，因此沟通效率很低。苏联使团更像是一个“传声筒”，他们主要是负责将双方的交涉内容完整记录，带回国内后再由苏共中央做出最终决策。
另一方面，中苏之间的核心分歧难以调和，在意识形态解释权、共产国际改革、领土主权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的立场截然不同，且均无妥协余地。
对苏联而言，若在这些议题上做出退让，将直接危及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核心地位，甚至动摇斯大林本人在国内的政治权威；而对中共而言，这些议题关乎国家主权与自身发展道路，是绝对不能退让的底线。因此，中苏谈判始终陷入僵局，仅在少数无关核心利益的议题上达成了有限共识。
这些有限共识，包括双边商贸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双方政治中心设立大使级别外交机构，以及中方为苏联提供部分历史资料等。至于那些触及双方底线的核心议题，始终都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只能暂时搁置。
17日下午，苏联使团观看了中方提供的后世历史资料后，整个使团陷入了整体性的沉默。那些记录着未来世界格局、苏联兴衰的影像与文字，彻底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也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中国，以及苏联未来的命运。原定当晚继续进行的会晤，被延期至第二日，苏联使团全员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针对下午所见的历史影像展开了激烈研讨。
除了会晤现场播放的影片，中方还为苏联使团准备了完整的纸质历史资料，包括文字档案、历史照片，以及适配本时代放映设备的影片胶卷。经过一番紧张的研讨，苏联使团做出了决定：第二日清晨，派遣一架Pe-8飞机，带着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使团抵达西安后拍摄的所有照片，提前返回莫斯科，交由苏共中央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以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斯拉德拉科夫斯基，也将随机返回。他们将亲口向苏共中央汇报在西安的所见所闻，以及这两日与中共交涉的全部经过，确保莫斯科能最直观、最全面地了解此次会晤的实际情况。
中方还为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防疫物资，包括疫苗、药品、口罩等，这些物资也会一同被运回苏联。此时，‘21世纪流行病’已经开始在苏联境内传播开来，其中莫斯科及西部边境一带，疫情扩散尤为迅速，给苏联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这场席卷欧洲的疫情，并非偶然，背后离不开德国人的暗中推波助澜。过去一个月里，德国允许了北德地区的部分欧美21世纪公民返回各自的母国，这些人大多来自文化、艺术、商业领域；至于那些理工领域的人才，则要么‘自愿’留在德国继续工作；要么突然就‘查无此人’。
那些得以返回母国的公民，其携带的物品、宠物，以及他们离开德国前几日食用的食物和饮用的水，都被德国人暗中投放了病原体；此外，德国还在自己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边境地区，以及部分跨国贸易商品中，秘密投放了病原体。在这种刻意操作下，整个欧洲大陆的疫情彻底失控，苏联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除此之外，9月底返回莫斯科的那几名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飞行员，也在不知不觉中，将中国境内的病原体带回了莫斯科，成为了疫情在苏联扩散的另一个重要源头。而防疫援助也成为中苏双方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中方表示愿意为苏联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虽因国内需求优先，援助数量未达苏联预期，却也递出了足够的善意。
苏联使团的剩余成员，将在10月18日继续留在西安，与中共方面进行最后一轮磋商。磋商结束后，他们将前往西安丈八沟宾馆，拜会主席，并递交斯大林的亲笔信。随后，他们也将如美、德使团那样，搭乘中国穿越区的轨道交通系统，前往成都、贵阳、重庆等穿越区主要城市参观访问，最后再搭乘Pe-8飞机返回苏联。
同时，今天也是美国使团访华行程的最后一日，他们将在今日下午，在苏联使团观看后世历史影像的同时，搭乘自家的波音747专机返回国内。这几日在中国内陆穿越区内的所见所闻，彻底刷新了使团当中的本时空美国官员对于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一切认知，更加深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忌惮。
而德国使团也将在今日下午结束对成都的参观访问，再次搭乘动车前往贵阳。待结束贵阳的行程后，他们将在18日午后，搭乘本国的空客A330专机，飞往美国，继续开展对美国的外事访问。
就在美、德、苏三国使团的行程有序推进之际，英、法、意等国的在华外交官，也陆续进入了中国穿越区。他们大多在宜昌下船，随后将搭乘动车前往西安。只是与美、德、苏三国相比，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明显不足，且外交官级别较低，因此中共方面仅派出外事部门的对应级别官员，与他们进行常规接洽。
时空穿越事件之后，英法等欧洲老牌列强，早已不复往日荣光，从曾经的世界秩序主导者，沦为了中、美、德三国眼中的“一盘菜”。他们已然登上了中、美、德的“菜单”，只是中、美、德这三位“食客”才刚刚坐到餐桌旁，尚未正式动筷，还需要一些时间“开胃”，等待最佳的出手时机。
17日中午，美国使团还在重庆来福士的空中花园餐厅，与重庆当地官方、中国穿越区的部分企业界人士，以及在穿越区内的美资企业负责人，共进了午餐。这场午餐的核心目的，是沟通中美双方后续的商务往来，为未来的双边经贸合作奠定基础。
期间，在重庆参与国共谈判的宋子文等人，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得了餐会的几个席位。宋子文与孙科亲自出席，只为能有机会与美国使团成员见面，试图争取美国对国民政府的继续支持。
但他们的热情，终究换来了冷淡的回应，对美国而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美国的智囊团早已对国民政府的命运做过多次推演，所有结果都指向一个结论：国民政府最迟撑不过1939年，如今的国民政府已然可以宣告“死亡”，只不过还尚未“下葬”，而“下葬”的时间，只取决于中共何时做好了全面统一的准备。
因此，美国使团对与宋子文、孙科的见面毫无兴趣。面对两人满脸的热情与讨好，赫尔等美方核心成员，全程只用外交辞令敷衍，没有任何一句明确的表态，却又维持着表面上的有礼有节。这场短暂的交谈，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便草草收场。
在赫尔等人眼中，宋子文与孙科，就像是两个即将被押上刑场的死囚，徒劳地做着最后的挣扎与喊冤，既可怜，又可笑。对他们而言，与这两人多说一句话，都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美国智囊团也曾分析过，是否要暗中支持国民政府，以此拖延中共肃清国内势力的进度。但结合历史上蒋介石集团与国军的腐朽表现，以及当前国府与中共之间的断崖式实力差距，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用处！
美国穿越区带来的先进装备，包括冷战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库存，必定要优先用于本时空美军的装备升级，根本没有多余的物资支援国军。即便挤出部分库存，甚至拿出21世纪初的武器装备，面对中共的现代化战力，也无法改变整体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至于资金援助，更是无从谈起，完全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原本历史中，美国给予国府援助，起码当时中国与日本处于僵持状态，即便援助被蒋介石及四大家族私吞不少，仍有战争获胜的希望；而此刻，中共对国府呈现出碾压态势，国府已经完全是一个即将“破产清算”的“投资标的”，没有任何一个理智的投资者，会继续往这个无底洞里砸钱。
1938年10月17日，随着美国使团的启程归国、德国使团前往贵阳、苏联使团闭门研讨，中共与美、德、苏三国的核心外交接触，以及与国民政府的重庆谈判，基本都已告一段落。
后续，虽然还有英、法等国的中低级别外交官，以及部分地方势力的特使，会陆陆续续抵达西安，但这些人大多是无关大局的小角色，无法对中国的发展格局，以及全球的地缘政治走向，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西北方向，解放军针对马步芳、马步青残余力量的追击仍在进行，截止1938年10月17日晚，解放军已经攻克了西宁、永登、景泰等多地，但由于当地极度糟糕的交通条件、严酷的自然环境，部队推进速度并不理想，且装备损耗率也比预期更大。
在山西方向，对于日军残余成建制单位以及残余据点的清剿，也基本告一段落，整个山西境内，已彻底不再存在任何日军成建制单位，仅剩下极少数散兵游勇，还躲藏在山区，试图负隅顽抗，或是突围逃生，山西战役基本已经可以宣告彻底结束。
在东南方向，‘山东’号航母编队已经逼近至了日本九州西南；‘浙江’号航母编队则已经逼近至了日本东南海域；而日本联合舰队最后剩余的几十艘战舰，则缩在港内，完全不敢出战。
同时，整个琉球群岛，也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被解放军两栖合成旅一个接一个的拿下，台北至琉球主岛的一系列陆基航空基地，也已陆续完工，针对日本本土的常态化轰炸，以及对日本列岛的全面封锁，已然箭在弦上。
第199章 民国文人的江上谈话
1938年10月18日上午，宜昌港口的江风带着淡淡的水汽，拂过长江云帆号与长江揽月号两艘万吨级豪华客轮的甲板。经过两日的停靠补给与人员调整，这两艘巨轮再次启航，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朝着重庆的方向驶去。
这是搭载着进入本时空民国社会各界人士的船队，进入穿越区的第三日，10月16日午后13时许，船队缓缓抵达宜都以东四十多公里处的穿越区边界。当时，船上的民国人纷纷涌至船舷，原本舒缓的神色瞬间变得震惊无比，他们能清晰地看到，江面两岸的景致正以肉眼可见的差距，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那种割裂感，远比想象中更加震撼。
国统区一侧的长江沿岸，是触目惊心的荒芜与破败：连绵的荒滩上布满了碎石与杂草，泥泞的土路在江水的浸泡下坑洼不平，偶尔散落着几间破旧的土坯房。
国军的江防阵地简陋得令人心酸，临时挖掘的战壕弯弯曲曲，沙袋堆积得歪歪扭扭，不少沙袋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泥土。士兵们穿着打满补丁的灰色军装，衣料单薄，沾满了尘土与污渍，手中握着老旧的汉阳造步枪，枪身布满了锈迹，不少人的眼神里满是疲惫。
江面上，十余艘锈迹斑斑的燃煤江防船缓慢巡逻，船身布满了划痕与锈迹，如同风烛残年的老人，烟囱里冒着滚滚黑烟，在江面上拖出长长的灰黑色烟带，船上的武器大多是老旧的马克沁重机枪，有的炮管都已经变形。
与国统区的破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穿越区一侧的秩序井然：数艘武警大吨位武装巡逻船整齐排列在边界线后，如同江面上的钢铁堡垒，艇艏的舰炮微微抬起，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戒；还有十余艘高速水警巡逻艇与无人作战艇在江面上巡逻警戒，艇身上的武器装备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寒光，尽显锋芒。
长江两岸，标准化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绵延不绝，整齐划一的战壕与碉堡连成一片，没有丝毫杂乱；雷达天线与通讯基站高高耸立，不断旋转扫描着周围的空域与江面；身着迷彩作训服的解放军战士身姿挺拔，步伐沉稳，在阵地上有序值守；大批猛士装甲车与59改主战坦克整齐停放，如同沉默的巨兽；天空中，多架中小型无人机24小时不间断巡逻，机身上的红灯不断闪烁，如同夜空中的星辰。
这种全方位的视觉落差，给船上的民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只是通过广播和报纸，模糊地了解到穿越区的军事实力，而此刻，亲眼所见的两边阵地天壤之别，令所有人都直观感受到了解放军的强悍战力。
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镜头对准边界两侧的每一处细节；青年学生们则激动地握紧了拳头，眼神里满是自豪与向往；工商实业家们则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他们从这严密而强大的布防中，看到了新政权的稳固与可靠，也更加坚定了与‘新朝廷’开展深度合作、谋求家族长远发展的决心；各国外交与军事观察员脸上的表情则越来越凝重，眼前所见的一切，无不彰显着解放军强悍的现代化战力。
船队缓缓驶入穿越区，长江航道瞬间变得宽阔平整，船身行驶得平稳而顺畅。此时正是下午时段，阳光明媚，金色的阳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江风拂面。两岸的现代化景象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缓缓铺在众人眼前，不断刷新着他们的认知边界，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震撼。
最先映入众人眼帘的，是横跨长江的宜都长江大桥，这座钢铁巨龙全长超过上千米，桥面上车流不息，各种车辆有序行驶，无数根斜拉索如同银色的丝线，从桥塔延伸至桥面，勾勒出宏伟而优美的轮廓。
船上的民国人从未见过如此宏伟的跨江工程，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涌向船舷，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在他们的固有认知里，跨江大桥是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能建造的工程奇迹，是国力强盛的象征。而此刻，在中国的长江上，他们亲眼见到了一座比任何欧美大桥都更加宏伟、更加现代化的桥梁，那种民族自豪感，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悄中然升腾。
沿着长江继续向上游行驶，两岸的景象不断带来新的惊喜与震撼。江岸边，连绵的现代化工业厂房鳞次栉比，整齐的钢结构厂房排列有序，巨大的塔吊矗立在厂区内，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沿江的沥青公路宽阔平坦，路面光滑整洁，没有丝毫泥泞，各种车辆川流不息，构成了一幅繁忙而有序的画面。
岸边的村庄里，再也看不到破旧的土坯房与茅草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混凝土居民楼，墙体干净整洁，窗户明亮通透，庭院里种着花草树木，充满了生活气息。
江面上，再也看不到民国时期破旧的燃煤轮船与简陋的木质驳船，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现代化钢制船舶；沿江的码头也都是现代化的集装箱码头，巨大的龙门吊高高矗立，有条不紊地装卸着五颜六色的集装箱。
船上的新闻舆论界的记者们几乎全程都在拍照与记录，他们的镜头对准了大桥、工厂、居民楼、码头，对准了每一个细节；文艺界与知识教育界的人士则更多地陷入了沉思与感动之中，一些老学者轻轻抚摸着船舷，口中喃喃自语，感慨着时代的变迁，感慨着中国竟然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国外交与军事观察员，则更加关注穿越区的工业实力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他们紧紧盯着工业园区的厂房与码头的作业流程。此刻，他们对中国穿越区的战争潜力与综合实力，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心中的忌惮也愈发浓厚。
青年学生与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则是最激动的群体，他们趴在船舷上，指着两岸的景象欢呼雀跃，时不时发出阵阵惊叹，眼神里满是憧憬，恨不得立刻踏上这片土地，去感受这现代化的一切。
10月16日傍晚18时许，船队缓缓驶入宜昌市区江面。此时，天边被染成了一片绚烂的金红色，夕阳的余晖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美不胜收。随着夜幕渐渐降临，宜昌市的夜景逐渐亮起，璀璨的灯光将这座城市装扮得如梦似幻，给船上的民国人带来了终极的视觉震撼。
沿江的数十栋百米高楼灯火通明，玻璃幕墙上的霓虹灯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不断变换着各种图案与文字；沿江大道上的路灯如同一条金色的长龙，从码头一直延伸至远方的群山；夷陵长江大桥与至喜长江大桥上的灯光璀璨夺目，如同两道彩虹横跨长江，桥面上的车流形成了一条条流动的光带；江面上，游船的灯光与岸边的灯光交相辉映，倒映在平静的江水中，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夜景画卷。
船上的民国人再次陷入了集体沉默，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静静地望着眼前的夜景，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尤其是那些曾经来过宜昌的人，更是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们的记忆里，宜昌只是一个人口不足十万的江边小城，房屋破旧不堪，街道泥泞狭窄，夜晚一片漆黑，只有零星的灯火点缀，与此刻的宜昌判若两地，仅仅不过百年，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实在令人感慨。
船队缓缓靠泊在宜昌港的现代化码头，码头宽阔平整，配备着先进的装卸设备，工作人员穿着统一的制服，有序地引导着船只靠岸。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船队在宜昌停靠，进行人员分流与物资补给。同时，穿越区也为船上这些首次抵达的民国人，安排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参观与交流活动，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穿越区的生活与发展。
一部乘客选择在宜昌下船，其中以记者居多，他们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常驻宜昌的记者站，这里距离武汉较近，能够在接收穿越区官方公布的新闻动态后，更便捷地将第一手新闻素材带回武汉，让更多外界的民众了解相关新闻。还有一部分人，则会在下船后陆续搭乘穿越区的轨道交通系统，前往重庆或西安，这些人以记者和各国外交人员为主。
当那些选择搭乘轨道交通的民国人和外国人，第一次来到宜昌东站，看到停靠在站台旁的动车时，再次被深深震撼。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快速、平稳、舒适的交通工具，子弹头造型的车头线条流畅，极具科技感，整洁明亮的车厢窗明几净，座椅舒适宽敞，很多人驻足在动车旁，伸手轻轻触摸着车身，脸上满是疑惑与惊叹，不敢相信这是中国制造的列车。
与此同时，一批新的乘客登上了长江云帆号与长江揽月号。他们是在宜昌停留了一个月的江兴轮获救民国人，其中，既有准备前往重庆参与商务交流会的商人群体，也有准备留在穿越区求学的学生群体及其陪同家属；更多的江兴轮获救民国人，则会搭乘下一班驶往汉口的船队，返回国统区。
这些新登船的乘客，与刚刚抵达穿越区的民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一些年轻人，已经逐渐适应了穿越区的现代生活，不少人已经换上了穿越区的T恤、牛仔裤与运动鞋，言行举止间多了几分现代气息，对周围的现代化景象也早已习以为常。
他们与志愿者一起，向船上那些首次抵达穿越区的民国人讲解现代生活的常识，介绍穿越区的基本政策与发展状况，分享自己这一个月来在穿越区的经历与感受，耐心解答着每一个疑问，帮助他们更快地了解陌生的现代化环境。
在宜昌停靠的两天里，穿越区按照不同群体的需求，精心安排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参观与交流活动。工商实业家们前往宜昌的商品批发市场与集装箱码头参观，近距离观察穿越区的商品流通与物流运作模式，还与当地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深入探讨了跨区商贸合作的可能性，为后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社会名流、学生与知识分子们，则先后参观了宜昌的商业区、博物馆、图书馆与三峡大学。在商业区，他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感受到了穿越区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博物馆与图书馆，他们了解了穿越区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建设，看到了丰富的馆藏与海量的书籍；在三峡大学，他们参观了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室，了解了穿越区先进的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心中充满了羡慕与向往。
两天的时间转瞬即逝，10月18日上午，经过充分的补给与人员调整，长江云帆号与长江揽月号再次鸣响汽笛，缓缓驶离宜昌港，向着重庆的方向驶去。船上的民国人，心中都多了一份笃定与憧憬，他们亲眼见证了穿越区的强盛与繁荣，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与希望。
1938年10月18日上午，长江云帆号正平稳地行驶在宜昌至三峡大坝之间的江段上。鄂西的秋阳透过薄云洒在江面上，碎成万点金鳞，江风裹挟着两岸山林的清冽气息，拂过甲板上晾晒的衣物，也吹动了几位聚在船舷边的文人的长衫衣角。
船行至此，宜昌市区的高楼已隐在身后的群山之间，两岸不再是连片的厂房与码头，取而代之的是起伏的丘陵与错落有致的现代化乡村。黛青色的山坡上，一排排白墙灰瓦的三层民居依山而建；平整的水泥村道像银灰色的丝带，缠绕在山间，偶尔有白色的面包车沿着村道缓缓驶过；远处的山坳里，几座银灰色的输电塔拔地而起；远处的航道旁，还立着几座闪着红灯的航标塔。
甲板上三三两两地站着刚从宜昌登船的民国各界人士，经过两天的参观，最初那种天旋地转的震惊已经慢慢沉淀成一种沉甸甸的笃定，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彩，那是在黑暗中摸索了半辈子，终于看到曙光的神情。
臧克家最先打破了沉默，他穿着一身灰色长衫，目光望着岸边一座农家小院，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感慨，开口道：“雁冰兄，你看那院子，还有院门口跑着的孩子。昨天在宜昌郊区，我也见过这样的村子，家家户户都有电灯，有自来水，村里还有小学和卫生所。放在一个月前，我做梦都不敢想，中国的农村能变成这个样子。”
茅盾靠在船舷的栏杆上，手里端着一杯温热的茶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神沉静地望着两岸的景色，闻言轻轻点了点头，回应道：“是啊，克家。在国统区，农村里不是饿殍遍野，就是十室九空。河南的灾民卖儿鬻女，湖南的农民被苛捐杂税逼得家破人亡。可这里呢？你看那些农民，脸上没有饥色，眼神里没有惶恐，有的只是安稳日子里的平和。”
巴金站在茅盾身边，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年轻的脸上满是激动的红晕，也开口说道：“昨天在宜昌的菜市场，我看到货架上摆满了新鲜的蔬菜、肉类和水果，价格公道，人人都买得起。我想起上海沦陷前，租界里的米价涨了几十倍，普通百姓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想起武汉街头的难民，为了一块发霉的窝头争得头破血流。同样是中国人，过的日子怎么就差这么多呢？”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几分，却又带着一丝释然，再次开口道：“这个问题，我想了一晚，现在我明白了。不是中国人过不上好日子，是以前的那些人，根本不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这句话一出，周围的几个人都沉默了。江风吹过，带着江水的湿气，没有人接话，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巴金口中的“那些人”指的是谁。他们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都亲眼见过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都受过特务的监视与迫害，只是碍于亲朋好友还在国统区，话不能说得太透。
“诸位，”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沈钧儒老先生拄着一根乌木拐杖，在陶行知的搀扶下慢慢走了过来。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马褂，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矍铄，眼神明亮如炬，缓缓开口道：“你们说得对。这几日在宜昌，我看得最多的，不是那些高楼大厦，也不是那些先进的武器，而是百姓脸上的自在和从容，这是只有在盛世才会有的。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谁能让百姓吃饱穿暖，谁能让国家安定富强，谁就是真正的民心所向。”
他走到船舷边，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声音里带着无限的感慨，继续说道：“我活了六十多岁，经历了甲午战争，经历了庚子国变，经历了辛亥革命，也经历了这十几年的军阀混战。我以为中国就要这样沉沦下去了，以为我们这代人，注定要做亡国奴。可没想到，临到老了，竟然能看到这样的中国……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汉唐盛世吗？”
众人谈话间，江风忽然变得强劲了些，带着峡谷深处特有的湿冷水汽，吹得众人的衣角猎猎作响。原本连绵起伏的黛青色山峦，在正前方骤然收窄，形成一道险峻的峡谷入口。而就在那峡谷的尽头，一道横亘天地的银灰色巨影，正缓缓从群山的怀抱中显露出来。
第200章 三峡大坝工程奇迹
1938年10月18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长江云帆号以及长江揽月号，驶入了西陵峡东口的三斗坪水域。原本在甲板上三三两两交谈的人群，声音忽然同时中断，所有人的目光都越过船艏，死死钉在了正前方那道横亘在峡谷之间的银灰色巨影上。江风卷着水汽扑面而来，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却没有一个人舍得移开视线。那不是桥，不是楼，不是任何他们认知中人类能够建造的东西。
起初它只是群山褶皱里一道模糊的银线，像天神随手划在天地间的一道刻痕，随着船只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缓缓靠近，那道刻痕一点点变宽、变高、变厚重，最终化作一座拔地而起的钢铁长城，硬生生将奔腾了千万年的长江拦腰斩断。
船身微微一震，船长特意放慢了航速，调整了航向，让整艘船以最佳角度正对大坝。船上的广播适时响起，温和的女声清晰地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各位乘客，前方就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全长2309米，坝顶高程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数字落在耳中，却没有几个人能立刻反应过来，所有人的感官都被眼前的景象彻底占据了。灰白色的混凝土坝体如同从江底生长出来的山脉，笔直地伸向两岸的悬崖。坝体上，数十道巨大的泄洪闸整齐排列，每一道闸门都有十几层楼高，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此刻虽然没有大规模泄洪，但几道导流孔中依然有水流喷涌而出，化作白色的巨龙冲入江中，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在大坝与江面之间。
坝顶是一条宽阔平整的公路，不时有汽车和工程车辆缓缓驶过，在巨大的坝体映衬下，渺小得像一只只蚂蚁。坝体右侧，是层层叠叠的五级船闸，像一座巨大的阶梯，从江面一直延伸到坝顶；左侧，一座银白色的升船机如同巨人的手臂，静静地矗立在江边。
甲板上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几秒钟后，不知是谁手里的相机 “咔嚓” 一声响，像是点燃了引线，瞬间引爆了全场。记者们疯了一样举起相机，对着大坝疯狂按下快门，快门声噼里啪啦连成一片，闪光灯在阳光下此起彼伏。船上的人们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呼声，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难以置信。
沈钧儒老先生手里的乌木拐杖 “咚” 的一声掉在了甲板上。他浑然不觉，身体微微颤抖着，向前走了两步，双手紧紧抓住船舷的栏杆，浑浊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望着大坝，望了很久很久，直到嘴唇哆嗦着，轻轻吐出八个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陶行知弯腰捡起拐杖，递到他手里，自己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三峡大坝，开口附和道：“沈老，您说得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不过是疏通河道。而今天，我们竟然能把长江拦腰截断，让它为我们发电，为我们防洪，为我们造福。这是比大禹治水还要伟大的功绩啊。”
茅盾手里的茶杯早已凉透，茶水洒在了长衫上也没有察觉。他望着眼前的大坝，眼神里充满了敬畏与震撼。他写过旧中国工业的挣扎与绝望，他以为中国要赶上欧美，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可现在，这座横亘天地的大坝，就那样实实在在地在摆在他面前，告诉他，中国不仅能赶上，还能超越。
巴金靠在栏杆上，双手紧紧攥着，他想起了自己笔下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物，想起了那些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百姓，以及曾经那日渐衰微的国势。而此刻看着眼前的大坝，他愈发真切感受到，这个民族，不仅不会灭亡，还又一次站上了世界之巅。
不远处，范旭东和侯德榜并肩站着，两人都穿着深色西装，脸上写满了震撼。作为中国近代化工工业的奠基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建造这样一座大坝需要多么强大的工业实力，需要多少吨特种钢材，多少方高强度混凝土，多少精密的机械设备，多少顶尖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穷尽一生之力，也只能建起一座塘沽碱厂，一座永利铔厂。而眼前的这座大坝，所需要的工业能力，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
不久，长江云帆号与长江揽月号，缓缓调整航向，朝着三峡大坝右侧的五级船闸驶去。江风裹挟着泄洪口溅起的水雾，打在人们的脸上，带着一丝冰凉的湿意，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船舱里。所有人都扒着船舷，目光死死地追随着那道横亘天地的钢铁巨坝，仿佛要将这震撼人心的景象刻进骨子里。
船上的广播再次响起，温和的女声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豪：“各位乘客，我们即将进入三峡大坝的双线五级船闸。该船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头最高的内河船闸，全长6.4公里，可通过万吨级船队。船只过闸需要经过五个闸室，逐级提升水位，总提升高度达113米。”
数字依旧抽象，但当两艘万吨巨轮缓缓靠近船闸入口时，所有人都直观感受到了这个工程的恐怖规模。船闸的第一道闸门如同两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巨门，高达几十米的钢制闸门表面光滑如镜，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
长江云帆号的右舷甲板上，范旭东和侯德榜依旧并肩站着，两人的脸色比刚才更加震撼。范旭东的手指微微颤抖着，指着远处的船闸闸门，惊叹道：“德榜，你看那闸门。这么大的钢制闸门，一次成型，没有任何拼接的痕迹。这需要多大的轧钢机？需要多高的冶金技术？”
侯德榜扶了扶鼻梁上的圆框眼镜，镜片反射着大坝的银光。他作为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比任何人都清楚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他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至少需要万吨级的水压机，还有特种合金钢的冶炼技术。我们永利铔厂的轧钢机，最大只能轧出几米长的钢板，和这个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具。”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整个大坝，语气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继续说道：“还有这坝体，几千万方的高强度混凝土，要保证几十年不渗漏、不开裂。这需要精确到毫米的工程测量，需要先进的混凝土搅拌和浇筑技术，需要成千上万名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人员，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可却真真切切的出现在这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不是一座大坝。”范旭东轻轻点头，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开口附和道：“这就是中共治下未来中国的工业体系的缩影。从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到化工、电力、工程建设，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才能造出这样的东西。以前总有人说，中国工业落后西方一百年。可在人家中共治下，就愣是把这百年鸿沟，硬生生的填平了！”
“是啊。”侯德榜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光芒，无比激动地感慨道：“有这样的工业实力，别说打败日本，怕是已经跻身世界之巅了，我们这辈子，终于能看到了中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死而无憾啦！”
不远处，三名外国记者正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脸上的表情早已没有了往日西方人对中国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蔑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敬畏和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恐。《纽约时报》的约翰?克里昂始终举着相机，不停地按动快门，他的金发被江风吹得凌乱，蓝色的眼睛里写满了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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