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74章

　　“四、明春在全国推广农民自留地土豆种植，以弥补小麦、水稻大规模减产的粮食不足。”

　　“五、由中央拨款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等采购抽水泵、机，并在今冬开展全国性基础水利建设，多挖沟渠、水塘储水，为来年抗旱作准备。”

　　1953年是一个灾年，好在现在有了0号组，每年发生啥事都能提前发现并预防，别看这只是基础消息，但对于国家来说，它的价值是巨大的，就说‘霜打麦’的补救、土豆种植和及水利设施的提前准备，不仅能为国家减少损失，还能恢复百姓的信心。

　　当年，这里还有一个原因，1951年推着全国土改的推进，人民爆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全国粮食产量在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而1952年全国粮食再次丰收，达到1.64亿吨，不过现在才八月，秋收尚未开始。

第114章 提前规划

　　颐年堂里，会议还在继续，总理作为政务院一把手，他的工作做得是细致的，既展现了问题也给予了解决对策，主席因此给予了肯定，他说道：“政务院的这个工作方法很好，问题讲了，对策也有了，这样的工作方式要多推广。”

　　少琪也说道：“现在很多干部都还是在被动的听从上级指令，工作主观能动性这方面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这也与党员干部由革命都向革命建设者转变的一个时期，要把这种主观能动机建立起来，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少琪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方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全国现有的247万干部中，3.1%都是文盲，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决。”少琪吸着烟想了一会，继续讲道：“有两个解决方向，一是继续加大干部学校的建设和干部的培养；二是加大夜校开办，对基层干部进行扫盲、政治知识学习和国家政治政策条令条令例的学习。”

　　“全国文盲率达八成，这个问题也要解决啊。”朱老总提醒了一句。

　　主席缓缓吸起烟：“继续要搞，那就一起来大搞。要对全国文盲干部和文盲群众，进行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我看这个事就由政务院牵头，尽快拟制开展‘全国扫盲运动’的政策，明年就要推行下去。”

　　早在1945年全国七次大代表会上时，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政治协商的《共同纲领》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50年9月，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大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

　　1951年的1月，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到1951年底，全国有170余万工人参加了学习。仅仅一年时间，到1952年3月就彻底消灭了全军的文盲，可谓成绩斐然。5月份，教育部又发出了开展‘速成识字法实验’的通知，至今已经开展三个月了。

　　总理做完记录，驻笔说道：“河北的‘速成识字法实验’取得了良好效果，我看明年初就可以在全国推行了。关于全国性扫盲运动的开展，还是要到1953年底再来开展。”

　　总理进一步解释道：“明年春，全国各地灾害情况较多，农业抢救和社会平稳是大事，整个上半年都没有开展的时间，10月上旬到11月上旬要种冬小麦，因此11月下旬再来开展较为合适。”

　　“那就明年底吧。”主席说道。

　　总理没有点头回应，而是说道：“我这里还要再通报一下1954年的情况，这也是一个灾年，初夏时节，淮河和长江下游都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洪水，导致京广铁路中断100天，受灾人口近三千万，淹没耕地近亿亩，倒塌房屋超千万间，因灾害死亡人口50到70万间。”

　　“这次大水后，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苏等受灾地区，只到数年后才恢复了过来，灾害给地方和全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总理汇报完，书记处会议室里已是一片安静，只有香烟吸动的滋滋之声，良久之后，少琪说道：“损失太大了，这场灾情必须要提前预防。”

　　“得想想办法。”朱老总说道：“中央的救灾委会员组织机构还是过于薄弱，应当要进行加强。”

　　主席认真思考了一番说道：“光‘救’是不成的，还要‘防’，重点是‘防’，因此中央救灾委员会要进行调整，在全国广泛的建立‘减灾防灾’动员体系。这个工作今年就要做，明年必须完成。”

　　总理点头道：“就未来经验来看，国家建有‘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负责全国统筹；建立‘国家应急管理部’，负责全国突发灾情救援统筹；而各省则建有‘省应急管理厅（局），作为灾害发生后的地方最高应急管理机构。”

　　“这些机构涉及的面非常广，从灾情预防、监测、救援等都有专门的负责部门，比如防汛抗旱就归地方水利部门管理，成立有各地‘防汛抗旱’指挥部。”

　　“我国现下还无法建立如此专业而细致的管理部门，但确实可以成立从国家到地方的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就以1954年的大水为例，4月灾情发生，而到5月大灾来临之时，江苏才成立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反应速度慢了许多。”

　　“还有全国基本的灾情预防工作也做得还不够，汛、旱监测与反馈相对滞后，而这两类是重点灾情，因此可以趁明年灾情之机，在建立全国系统性‘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同时，开展全国汛旱监测工作，把每个县的基本情况掌握在手，形成速度灾情信息反馈。”

　　“至于1954年的洪灾，将依托未来《中国灾情报告》和《中国灾情年鉴》的相关救灾举措，提前进行物资准备及人员撤离，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另外就是各地的水库和城建设方面也需要调整。”总理说道：“河南舞阳石漫滩水库的教训就十分惨痛，这座水库于1951年4月建设，7月完工并投入使用，但是1975年，由于台风暴雨，水库蓄水远超预期，再加之水库建设时的不合理，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溃坝事故。”

　　“城市建设方面，就以武汉为例，原本有127个湖泊，而为了城市建设需要，把其中的89个都给填了，最终导致武汉一有大雨城中必涝，形成了城市汛灾的死结。”

　　“还有城市里的排水泄洪河渠、管网建设也存在问题，全国许多城市为了方便，把城中河道、主要泄洪渠给填平，把千年智慧和自然条件，形成的城市防泄条件，在盲目建设下被废弃，使得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雨即成泽国的情形。”

　　“全国许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对防涝工程的认识和建设不足，这个问题在武汉、郑州等城市显得犹为突出，将来全国的城建，这一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主席说道：“一步步来吧，先把明后两年的灾情难关度过去，关于石漫滩水库的问题，如果能补救就补救。”

　　新中国早期在水利和城市建设方面，造成诸多不足的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国内缺少专业的建设人才，而面对国家改变落后面貌、改天换地的急迫需求，这些工作又必须得做，要知道新中国前十年修建的水利工程，就是三千年来，中国大地修建水利总和的数倍。

　　过去中国的农业只能望天收，加之生态又极度脆弱，因此遇到一点灾害，人民就变成了流民，如果遇到大一些的灾害，那么就会出现，人民为了求活，而不得不造反的情形，这种情况始终伴随着所有的封建王朝时期，而新中国，就是再以一往无前的气势，终结这样的历史复现。

　　总理做下记录，继续说道：“下一项汇报，少琪同志批示的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已经下发到全国干部进行学习。”

　　5月份，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第一版，其以‘文章’的形式在期刊连载以后，中国迅速将其翻译回了国内。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知的集大成者，别说中国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认真的学习。

　　著作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斯大林认为‘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还认为‘人们既不能消除、废除和改造经济规律，也不能创造和制订经济学规律。经济学规律随客观变化而变化。’

　　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消灭和创造现存经济学规律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认为苏联的现有制度，不可能改造经济学规律包括价值规律。

　　关于商品生产方面，斯大林同样给予了解答：社会主义生产存在‘国有’和‘集体农庄’两种形式，并且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早，早在奴隶时代就存在过，因此他认为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想违背。

　　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他同样认为社会主义生产下，存在‘价值规律’，认定‘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认为‘价值规律存在着调节的作用’。

　　斯大林在文章中写道：‘糟糕的并不是价值规律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

　　在‘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问题’中，斯大林又认为：苏联彻底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种对立也必然消失。认为工人阶级不断供给农民和农庄拖拉机等工业品，‘使得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和发展，两个阵营的对立，造成了世界市场的瓦解，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可以通过互助合作来建立阵营的统一新市场，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市场，其经济危机必然加深。

　　这部著作中斯大林还回答了许多经济问题，而中国为什么对这部著作如此重视，就是因为现阶段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认知是非常高的，他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并没有陷入极端对立状态，而是展现了客观认知。

　　比如，他承认‘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学规律’、承认‘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拥有个人财产。’并且对其集体农庄之外的‘副业’个人财产‘不限数量’。

　　少琪说道：“我研读了斯大林的这些文章，其中所指的‘商品生产’仅限生活商料而非生产资料，而这一观点与我国接下来要实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存在着冲突。”

　　总理说道：“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要保留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私营经济，那么私营者是可以制造生产资料的，这就与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相违背了。这些天我要去苏联，将要向斯大林当面汇报中国‘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事项，如何解释是个问题。”

　　苏联的个体经济仅限于农户自留地副业产出、部分个体手工业者或集体农庄市场的交易，而私营经济则基本绝迹，中国要保留民族资产阶级（私营经济），显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曾经‘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以后，到1956年，国内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同样绝迹，而新的‘总路线’中，个体经济会改造，但是许多还会保留下来，而私营经济也将会在限制条件下得以保留和发展。

　　按照现有的理解，如果中国在过渡时期和结束后，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形成新的‘个体经济’，消灭‘私营经济’，那么中国就不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就是一个‘修正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要获得苏联的认可，就得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上，向斯大林讲清楚中国要做的工作，要实现的目标，而就如总理所说，这是与苏联当前体制和认知产生着明显的冲突，除非中国的‘总路线’还是和曾经一样，彻底的完成‘三大改造’。

　　“要不就来个拖自诀。”陈芸说道：“拖到明年斯大林离世后，我们再发布过渡时期总路线。”

　　“关于这方面，斯大林是一定会问的，到时我们要如何回答？”总理问道。

　　陈芸说道：“我国与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我查了一下苏联前期的资料：1923年时，苏联88.5%属于私人所有或租赁??，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仅占11.5%，其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目前占经济的比重只有6.9%。”

　　总理说道：“但是个体经济占比达到71.8%，其中个体劳动工业产出方面占比23%，国有经济占比19.1%，如果我国不对个体经济进行改造显然是不合适的。”

　　少琪说道：“现在有没有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具体改造方案？”

　　陈芸回道：“有一个大致的框架。个体经济方面：涉外商业公司除极少部分外，皆实行国有化；私营企业中的重点制造企业也全部公私合营，而后国有化，一般商品制造企业则予以保留，预计60-70%的私企会被保留。”

　　“全国私营工厂户数有统计吗？”主席问。

　　陈芸答道：“有的。1951年全国私营工厂统计数为141315户，未来信息显示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厂数为149571户。”

　　“两年之内就增长了八千多户？”主席略感惊讶。

　　陈芸也叹道：“是啊，私营企业的增长是很快的，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五年之后，将达到17万户以上，甚至可能会更多。”

　　主席嗞的吸起了烟，思考了一会说道：“70%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降下来吧，降到40%左右。”

　　“具体怎么降，还是要设一个标准。”总理略作沉吟说道：“我看不如也搞个经营限额，年经营达到30亿元的，无论哪一类工厂，一律公私合营，30亿元以下则继续经营。”

　　陈芸摇起头来：“这恐怕会严重打击私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我看不能搞经营额，可以按资产额合并重点企业标准来实行。比如，企业总资产达到一个数值，或者其是重点企业的，凡符合其中一项，一律进行公私合营，而那些小的非重点的私营工厂则继续经营。”

　　主席思考了一会说道：“陈芸同志的这个方案好，可以调查一下，看看按此标准能留下多少私营工厂。”

　　陈芸抬起笔作下记录，说道：“根据现有的统计预估，如果按资产总额30亿元以上这个标准，大约有一半的私企都要公私合营，若降到20亿元，侧有六到七成都将公私合营。”

　　“具体还是调查后再确定。”少琪提醒道，而陈芸则点头表示接受。

　　主席问道：“涉内的个体商业方面，怎么办？一起合营肯定不行，如果划定经济限额，那么个体商人以后肯定不会越过这个经营额，这是在人为的制造销售限制。”

　　陈芸说道：“涉外的商业公司因为失去了西方商品，基本只能国有化，而涉内的个体商业公司或批发公司，最佳的处理方式不是公私合营，而是采用恰当的税收机制，在保证其商品利润限制的基础上，对其征收合理的经营税。”

　　“这方面苏联已经有个先例，他们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商品价格不得超过国营定价的10%，我看我们也可以这样办。”

　　少琪说道：“这些个体商业的占比太大，如果不进行公私合营的话，国家财政的税收能保证吗？”

　　“会有一些困难。”陈芸如实答道：“个体商业公私合营后，其经营所得大部分归于国家，而若不这样做，那么大部分利润则会归于私人。”

　　主席听完二人对话后说道：“这样搞没办法向苏联解释，可以换个方向。比如，一般小吃店、小型零货售卖店、摊贩，一律不要公私合营，以此来保证市场的繁荣；诸如有较大规模的商店、商场、批发公司等一律公私合营。”

　　主席抬手一点：“可以按照种类、经营额、规模确定要不要公私合营，这样做或许更合适，下面执行起来，也就有了明确的标准。至于以后要如何放开，那是三五计划时期的事，这样做既保证了财政收入，也保证了市场销售和平稳。”

　　“简单来说，就是‘确定种类、大中合营、放小经营。’”

　　主席之所以说要‘确定种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一些关键或特殊商品的销售，这类商店或公司可能没那么大，但是其经营种类和销售、供货渠道又特别重要，这样的商店或公司就必然要公私合营，不能将其放任在外。

　　‘大中合营、放小经营’这个好理解，有一定经营规模且在重要街道店铺，其虽不在种类之中，但是年经营额较高，那就要纳入合营，至于那些小的又不再种类之中的自然就不管了，向小吃铺、小吃店、一般杂货店实在没有合营的必要。

　　真要全部合营的，并不是好事，反而是坏事，这一点主席和几位书记都是知道的。

第115章 新的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共涉及两个任务：一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农业、手工业的集体化改造；二是，五年计划方面。

　　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常彻底的，个体经济变成了集体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则完全被取消掉了，而现在新的总路线，仍旧是完成这两个任务，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却走上了‘修正’路线。

　　以个体经济为例，城市个体经营，符合公私合营条件者将被合营。

　　以北京市为例，个体和私营工商业9.6万余户,其中：私营工业6369户,私营商业7.3万户,个体手工业1.6万户；若按新的合营标准，那么私营工业中的六到七成、私营商业中的3万户左右、个体手工业中的七成以上都会被合营。

　　农村个体经济方面，将会依托个体手工业、个体养殖业、个体作坊等建立农村合作社经济，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过于落后，因此未来阶段，对城市里的改造与农村相比要低得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城市的活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分配制度建设的过程，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一棍子打死，从而导致市场消费不足的情形再现，这样做虽然‘修正’，但也是没办法的事，要想提高消费，就得提高分配。

　　不想让百姓手里有钱，又想让百姓消费，费这种逻辑在根本上就不成立，因而要百姓消费，就得让百姓手里有钱，就得让利与民；要想让工业生产规模增加，技术能有更多发展，那么就得保留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同样是不得不做的事。

　　国家把个体和私营经济，一律集体化，一律国有化，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实行财政大量节余，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或者说实践已经证明，仅仅两三年时间，国内的生产、消费、分配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

　　特别是1960年，国内居民日用品、轻工业品，出现了严重的供货短缺，肥皂、针头线脑、布料、纽扣等等上百个商品全部缺货，而在另一方面，国内的许多基础工业品、重工业品，如：收音机、缝糿机、自行车等大宗商品，却又滞销，出现了所谓的‘通货膨胀’。

　　这是一种假‘通胀’，实际情况是，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这些基础工业品，而面对数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这点子工业品、商品，其实根本就不购卖，造成‘滞销’的根本问题就是，老百姓口袋里没钱。

　　国家要发展工业，所以财政要集中，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公私合营、国有化，然而这样做确实解决了短期的资金缺口，但是这个‘短期’实在是太短了，甚至仅仅一个五年计划，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些历史困境，主席和书记们，不得不做出‘修正’，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苏联那里是一道难关，中国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建设国家，所以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得不在条条框框里找办法。

　　然而，摆在面前的另一个情况是，中国所提出的办法，无论哪一条，都不符合‘苏联模式’，都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且更像是南斯拉夫那样的‘修正主义’。

　　斯大林当初捏着鼻子认了南斯拉夫，那是因为其在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特殊的重要地理位置，且南斯拉夫本身就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他们也不需要苏联什么帮助，而中国则不同，当下的中国看似是一个独立国家，其实很多事情上，不得不仰苏联鼻息。

　　如果说过去，中央并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未来出现了哪些问题，那么‘苏联模式’自然是唯一选择，可现在明明知道照抄‘苏联模式’并不行得通，却也无法做出根本性的调整，那怕是较大的调整也受阻于苏联‘议建’。

　　也就是说，明知道是错的，还不得不走上那条路，分明有改变的办法，但是不符合苏联模式，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又不得不做出妥协，这让中央极其难受。

　　八月份，总理将再次访苏，他要向苏联上报‘一五计划’草稿，还要向斯大林讲述中国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事，前者问题不大，而后者则是关键，如何说服斯大林，让其接受新的‘总路线’是一个重大工作。

　　所以对个体和私营实行‘公私合营’的总方针不能变化，而能做的就是在其间进行有限的调整，但即变是这一点‘调整’，从苏联模式的角度来看，依旧是在走‘修正’道路，这场改造按苏联标准就是‘不彻底’的。

　　主席和四位书记商讨了多次，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说服斯大林的办法，那就是根据中国国情，在过渡时期进行‘阶段性’的改造。一阶段先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改造到一个水平，如果国内没有出现太大问题，二阶段再进行彻底改造。一期为五年，二期三年，共八年。

　　也即1953至1957年为第一阶段；1958至1960年为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改造论’的目的，既是向斯大林表明中国正在按‘苏联模式’实行，其根本路线不会动摇；也是在向斯大林说明，中国在改造过程中执政上的谨慎性，同时也给了中国将来回旋的余地。

　　到时，一阶段改造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问题，那么中国就可，以解决改造中的问题，来延长改造时间，还可用一阶段改造的成果来证明阶段改造成功，直接宣布‘初步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行列’。

　　至于二阶段改造要不要进行，何时进行，那时中国大概已经不需要再看苏联的脸色了。中国可以长期‘处于阶段改造当中’，甚至直接抛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从根本上走上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道路。当然，这要看具体的国际局势才能决定。

　　……

　　克里姆林宫，会谈室里，斯大林听取了总理关于‘一五计划’的方针与草稿，这份计划里，过去的101个项目，直接增加到了156个，由于这是与苏联专家们一同商议的，所以斯大林并无太多的意见。

　　但总理汇报完‘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指出‘中国将实行阶段改造’以后，斯大林当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问道：“为什么要进行阶段改造？”

　　总理便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命了出来，回道：“我国在采用苏联模式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本国自身的特点。就以个体经济为例，其占据中国70%多的经济比重，如果猛然改造，很可能会造成经济出现混乱，甚至是社会动荡，因此最好的方式是‘缓改’。”

　　总理又向斯大林解释道：“我国总体经济产出情况与苏联成立时也有不同，我国经济主要来自于个体产出和农业产出，工业产出相对较少，而工业产出中，又以手工业为主，其民族资产阶级占工业比重不足7%，因此我国改造的核心，主要是商业其次是工业。”

　　斯大林思考了一会，问向一旁的柯希金：“主席同志，我记得苏联经济体制在改造前，私人经济占据88%以上，是否有记错？”

　　“是的，领袖同志，您没有记错。”柯希金补充道：“其中工业产出，占据私人经济的77%。”

　　斯大林看向总理问：“中国在工业产出上占比多少？”

　　总理回道：“截止当前，中国工业总产出占比工农业总产出的51.7%，其中国营产出占总产出的67.3%；私营产出占32.7%；全国国营零售业由14.9%上升到42.6%。”

　　“也就是说私营工业以占比不足7%，创造了三分之一的产出利润。”斯大林说道。

　　“是的。”总理点头承认，但随即说道：“正是因为这一比例较高，所以我们才决定在过渡时期的改造当中，应当谨慎一些，等到国营工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发展壮大起来后，再考虑进行全面改造。”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主要是针对那些有一定技术和发展规模较大的工厂进行公私合营，最终将其变成国有企业，而对于一般的民用品、日用品生产的私营企业，则暂时不要改造，以免影响市场供货稳定。”

　　“商业企业呢？”斯大林问得十分细致。

　　总理答道：“涉外商业公司全部国营，涉内商业公司，我们也将按照一个标准去进行合营，除百姓小吃店、零售店、杂货铺这些种类不进行公私合营外，其中有较大规模或者在主要街道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中型和大型商铺、商场皆进行合营，对批发公司也进行合营。”

　　“这些批发公司合营后，其中的一部分将组建为‘供销批发公司’，全国已建有供销总公司，后续在全国各省、地、县或自治州、县建立‘供销批发公司’和乡‘供销合作社’，以用进行全国商品批发或零卖活动。”

　　“对于那些私人经营的商店、摊贩，则从供销公司批发，国家将进行价格限定，保证物价的全国稳定。”

　　“这个价格增长比例是多少？”

　　“我们也是在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一般不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