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没有丝毫犹豫的回道：“那就从英国引进这个技术，建立我国的新型粮库。”
主席想了想又说道：“五八年全国就又要出现大灾了，而且连续四年。今年的夏收已基本结束，去年和前年的陈粮要全部换掉，把新粮储进去，今年的储粮要适当提高，到一九五七年底，中央粮食部要争取把全国总储粮提高到一千五百万吨以上。”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国家的粮食就要减少出口量，五九、六零两年要基本不出口，同时再视情况从国外购粮。”
总理说道：“目前我国的小麦、玉米大部分出口苏联，用以抵付一部分从苏联引进工业及贷款，而国际粮食接连下跌，从高峰的120美元每吨，降到了如今的60美元每吨，估计今年之后还要降，而我国向苏联抵付的价格比国际价要高一些，因此可以考虑加大抵付，五七年时再从国际购一部分粮。”
时下，中苏同盟，关系亲密无间，老大哥还是有老大哥的样子，在中苏两国的易贸等事务上，苏联还是给予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援助，所以总理认为，多向苏联抵付贷款，再转手从国际购粮储备要划得来一些。
主席则说道：“这个事情，你们研究一下，如果合适就这样操作。”
粮储的事情有了初步规划，总理离开香山回到西花厅，便立即给郭末若打去了电话，召他前来谈话。
第173章 科学政治
西花厅里，受到总理召见而来的郭副总理，再得知总理找他所谈问题后，先是沉默了一会，而后便向总理说道：“以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坚定赞同米丘林学派，并且早在1936年延安时期就开始推广，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推广。”
“目前，全国米丘林学会在全国的分会近百个，李森科主义也成为了我国当前农业育种工作的唯一正确学术方向；而孟德尔的摩尔根学派，则成为了反动科学，受到中国米丘林学会的强烈抨击。”
郭副总理还并不清楚，总理为何突然召他过来谈‘学派之争’的问题，但当他将情况一说之后，却见总理表情收敛了起来，这种情况是很好发生的，总理一向儒雅温和，他不由感到恐怕是出了什么问题。
总理问道：“这几年中央搞来的农业新书藉呢？有没有认真学习和推广？”
郭副总理回道：“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只是听说那些新书藉宣扬的是的‘摩尔根学派’，所以受到了乐天宇一派的坚决抵制，反对在全国推行；而谈家桢一派则奉如珍宝，强烈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
“那么推行了没有？”总理又问。
郭副总理摇了摇头：“没有，农村工作部现下育种、繁植等农业技术，全部采用的是李森科主义，其以嫁接技术为主，加之乐天宇等人强烈反对，所以被束之高阁了，只有少量的书藉在新疆、东北等一些边远地区试行。”
总理脸色顿时黑了一下来，他胸膛剧烈起伏，却是抬手抚了抚，压制着胸中的怒火，郭副总理见此，便知道恐怕是坏事了。
“胡闹！”总理努力平复着心绪，语言中带着愤闷斥道：“我不是很了解科学，但是也知道科学在于辨证实践，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真理！？中央花了那么大力气，搞来的新科学知识，我原以为这几年已经在全国推开了，结果却是这个样子！”
见总理生气，郭副总理立即说道：“关于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识，我认为都不应该为反对而反对…。”
不待他说完，总理则说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中科院这几年来，对于两种学说采取了不同态度？”
郭副总理连忙解释道：“中科院没有采取不同态度，只是农村工作部苏联顾问卢森科也强烈支持米丘林学说，认为李森科主义是最科学的，因为涉及苏联专家的议建，所以…。”
“所以中科院就没有了态度？”总理这话有斥责的意思了。
郭副总理一脸为难，见此总理便说道：“那么，这两种学说的主张，究竟是科学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
郭副总理只是略作思考，便连忙答道：“是科学问题。”
“既然是科学问题，为什么又要遵从卢森科的态度？他代表了科学真理吗？”总理确实是生气了。
只见总理接着又说道：“一九五二年时，主席发表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文章，你们还有几人记在心里？主席在文章中说‘学术不要随意干涉政治，同样的政治不要轻易就干涉学术，给学术做判定，这是错误的做法’，而实际又是如何做的？”
“这…。”郭副总理全然明白了，今天总理找他谈话的原因了，他的大脑高速运转着，越想越觉得出大事情了，不觉头皮发麻。
总理说道：“就是因为苏联专家赞同米丘林学说，你们就放弃了科学的立场。国内的米丘林学派把政治和学术混到一起，利用政治打击不同学术观点，这究竟是在搞科学，还是在搞政治？如果都这样搞，中国未来的科学还要怎么发展？”
“什么米丘林学说是无产阶级学说，不信他们的就是反动的，这是什么行为？符合科学的辨证思想和实践求真知的情神吗？我看这不是在搞科学，而是在搞科学政治化，这对新中国的科学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我个人支持反对！”
总理一通连珠炮，郭副总理被惊得差点冷汗都下来了，可总理只是略作停顿，便又说道：“中国人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既然米丘林学识这么优秀，又这么科学，为什么不允许不同观点，又为什么不允许辩论？我看这两种学说，就可以公开辩一辩。”
总理并没有直接支持哪种学说，如果他公开支持，那就是在利用政治干涉学识，所以他主张让两派学识去辩论，而郭副总理听到总理这样说，则是连连点头，并表示会组织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科学辩论会。
李森科主义的问题，总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不满，原因还是在于他从0号组那里看到了未来的资料，自这个学说进入中国以来，它已经脱离的单纯的科学范畴，而是上升到了科学政治化、甚至是伪科学的层次。
支持米丘林学说的人，把科学问题政治化，利用政治手段打击摩尔根学派，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学术阶层的科学政治化，就连中宣部和农村工作部都卷了起来，双方以政府部门身份公开介入了学术争端。
一九五二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这篇文章虽批评了乐天宇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却将摩尔根学派打成‘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和伪科学’的帽子。
同年以苏联专家讲演为基础的《达尔文学主义基本原理》成为了大学教科书，该书宣传的是‘获得遗传性’和‘环境直接决定生物进化’，其与达尔文强调的?‘自然选择?’和?‘随机变异?’核心机制相悖，却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中国生物教科书。
这场科学政治化的学术争端有多严重，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九五零年从美国归国的鲍文奎，在四川从事多倍体育种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效，到了1954年冬，该所领导知道李森科谴责多倍体研究，鲍文奎的试验田中多年培育的麦苗被全部铲除，并被命令停止工作。
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公开，总理是从0号组那边看到的资料，这让他心绪难平，要知道这几年4910工程组为了尽快把新书藉脱密，花了多少精力啊，结果却因为科学政治化的原因，导致这些新知识被束之高阁，他心中如何能不生气。
总理旗帜鲜明的反对科学政治化，郭副总理当然知道该如何做了，他立即摆明了态度，向总理表示：“科学回归科学，坚决反对科学政治化，我会尽快组成中科院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辩论会，搞这个问题搞清楚。”
总理面色稍微，说道：“今天和你谈这些事，不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也是主席的指示，主席听到了这个事情后很生气，要求尽快结束争论。”
郭副总理听此，哪里还敢有一丝反对意见，连忙表示，一定要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随即把两个学派之间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向总理做了全面汇报。
两日后，一份完整的汇报就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他看完后，随即将报告递送进到了香山，主席看完后，感到非常生气，他把郭末若、中宣部陆定益、农村工作部邓子辉叫了过去，当面对三人的工作进行了批评。
主席拿着报告，向三人说道：“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在哪里？不同意一个观点，就利用政治来进行打压，这是在搞科学，还是在搞政治？这种把科学进行政治化的错误行径，我坚决反对！”
他对陆定益说道：“你们中宣部在两个学派争论中又是充当了什么角色，你陆定益是懂米丘林学说，还是懂摩尔根学说？分得清哪个是符合科学的？我看你不懂，事实是我也不懂，既然都不懂为什么要当这个裁判！？”
他又说道：“苏联人讲的就一定对的吗？还是说苏联人的观点就是科学的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科学的辩证精神在哪里？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又在哪里？”
“苏联有一个李森科，中国有一个乐天宇，我看他们搞科学不见得有多厉害，但是搞科学政治化，倒是有一手。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识哪个厉害我不清楚，但是我那个李森科把持了苏联生物学说权威这么多年了，苏联的农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事实是退步了，摆在哪里。”
郭末若见主席生气的抽着烟，便说道：“苏联的农业育种工作这些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相反的欧美的摩尔根学说倒是取得了不少成果，从这里看摩尔根学说更具有科学性。关于乐天宇支持的李森科学说，应当予以批评。”
主席刷的转首看向郭末若，说道：“你看，又是这样，动不动就非此即彼。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是科学问题，要反对政治化。昨天，你们支持乐天宇，今天又开始支持胡先肃，要支持这一派，就打击另一派，这不还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科学争论嘛！”
郭末若顿时一脸尴尬，连忙承认错误道：“主席，我说错了话，收回刚才的言论。”
主席也没再对他计较，而是说道：“学术的问题，只要不触及政治，就不要去轻易干涉，也不要在政治上做裁判，要坚决的反对科学政治化；对于利用政治打击学术观点，这类行为要进行拨乱反正，要做出适当的批评。”
“关于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哪个更具科学道理，你们不要去做裁判，让他们去辩，但要划下道道来，学术是学术，要反对利用政治言论进行科学辩论。”
主席吸了一口烟说道：“什么李森科代表社会主义科学，孟德尔就是资本主义科学，简直让人啼笑皆非。科学家可以有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身份，因而有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科学和资本主义科学的属性；但科学就是科学，本身不存在什么阶级之分。”
“社会主义科学的属性，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代表；资本主义科学的属性，是以资产阶级为代表；这并非是说代表哪一方利益，就说明另一方科学观点是错误的，这就是典型的把科学与科学的属性进行了混淆。”
“比如说无产阶级科学家的观点，就是的科学真理，这是典型的伪科学。我看李森科主义就是不讲科学精神或者说是伪科学，不是他拥有无产阶级科学家的身份，就代表他的学术观点是真理，是不容撼动的权威，这是不在搞科学，而是在搞政治，是科学政治化！”
主席的思想如同洪流一样打开，他滔滔不绝的讲述起了自己的观点，说道：“科学政治化是一个坏东西，它很不讲科学，只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这样的行为，最终只会把科学搞死掉，把科学家都变成了政治工具，那么新中国的科学将来又要如何发展？所以，必须坚定的反对科学政治化。”
“在科学研究方面，要反对政治给科学做抉择、下结论；而是要让科学的真理、科学的逻辑给科学研究做抉择、下结论；否则就是科学政治化。”
主席举例道：“比如1+1=2，这是科学中的数学逻辑，政治可以要求它1+1=3，这是政治要求，因此若让政治给科学做选择，那么科学就失去了中立性与客观性。”
“这里不是说政治化就绝对不好，而是要让政治依托科学的原则，把握科学规划的大方向，并不是要干涉科学研究或学术本身，否则就是科学政治化，是有害的，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是需要坚决反对和禁止的。”
主席一番解说，把科学政治化与科学精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基本讲透了，听到郭副总理三人频首连连，而他们手中的钢笔早已在不停的摇曳，主席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认真的记录了下来。
主席讲完，陆部长也速记完成了，他向主席检讨道：“过去中宣部在科学政治化方面做坏榜样，我向主席检讨，我保证今后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做好反对科学政治化，让科学回归科学的宣传。”
主席微微点头，说道：“我今天讲的话，定益同志整一下，交我修改，后续要在人民日报上刊发。”
“关于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既然是学术问题，那就回归学术本身，要禁止利用政治大旗，对不同学术观点进行抨击或批判的错误行为，要尽快恢复此前受批判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名誉，这个工作要做好，该道歉的就去道歉，不要觉得丢人，错了就要改。”
“是！”郭副总理三人称首领命。
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主席《坚决反对科学政治化》的文章，此文一出，整个科学界一片震动，科学家们交口称颂，他们被主席的英明深深的折服了，一些科学家们不由激动的高呼——科学的春天来了。
“毛主席英明啊~！”看到人民日报上主席文章的胡先骕?此刻就非常的激动。
然而就在他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之时，中科院郭院长（副总理）带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郭院长拉着他的手，说道：“胡教授，我是代表中科院来给你道歉的，过去这几年，你受委屈了。”
胡先骕一时间被整懵了，只见郭院长笑着说道：“我知道胡教授因为反对李森科主义，一直受到批判，还听说你刚编撰完成的《植物分类学简编》著作受到了查禁，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也违反了主席‘反对科学政治化’的指示精神，因此我代表中科院向你致谦并慰问。”
胡先骕顿时举足无措，说道：“这这这，太过了，科学在于辩证嘛，有人反对也是正常的。”
郭院长说道：“科学是在于辩证，但在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辩证上，过去的做法就违背的科学精神，而是采用了政治化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中科院从今以后会纠正这做错误方法，让科学回归科学本身，这也是主席在文章中的指示。”
郭院长与他聊了一会，随即又起程来到了新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的工作处，同样是亲自向他致歉来了，郭院长亲自向他颁布了新的受聘书，并表示，会在中科院全院通报恢复他的名誉及工作。
这一刻，谈家桢激动得眼泪汪汪，而郭院长还给他带来了另一个消息，接主席和总理的指示，要在科学界开展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公开辩论会，这场会将完全由科学家主导，政治上不作任何限制也不进行任何干涉，希望他能参加。
谈家桢当然愿意参加了，因为李森科的遗传学理理论根本不值一搏，更为重要的是1952年，东德农业科学院院长汉斯·施图贝（Hans Stubbe）对李森科理论作了严格的实验检验，1954年做出了完全否定李森科论断的结论。
这位科学家的理论，即将在苏联《植物学杂志》上刊登，对于这个前言理论的研究成果，谈家桢也早已听说，只是他还没有看过具体的研究论文，不过这并不妨碍对李森科伪科学的评断，大家都是科学家，专业知识足以将其驳倒，只是过去政治上否定他们的观点罢了。
第174章 一篇文章
“主席，这是南斯拉夫大使馆传回来的一篇文章。”主席刚从香山回到中南海，总理就来到菊香书屋，递上的却是一篇从欧洲传回来的文章，这让他不由感到好奇。
“什么文章啊，还要你亲自送来。”主席笑着接过文章，展开一看，主席立马就被标题吸引了，只见标题写着——《关于社会主义力量合作的形式》。
总理见主席收敛笑容，面色专注的上下打量起文章，便介绍道：“这是南共中央委员维尔科·弗拉霍维奇于8月5日在南共机关报《共产党人》上发表的文章，弗拉霍维奇谴责共产党情报局企图‘复活第二国际’，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已经没有补救希望了。”
共产党情报局，全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由苏联、南斯拉夫、波兰、法国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947年成立，这个机构原本是为了应对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实现各国党的内部情报共通，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组织。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如此，自这个组织成立之后，就受到了苏联的全面把控，变成了苏联监控东欧同阵营国家的谍报机构，特别是1948年苏南关系交系恶之后，苏联是装也不装了，不仅把南国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还决议认定‘南斯拉夫掌握在杀人犯手中’。
苏南关系之所以破裂，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苏联要在东欧推行‘苏联模式’（或莫斯科中心主义’），它要求各国都要按照苏联的方式来构建政府、建设国家，要服从于莫斯科的指令，这哪里是铁托能接受的。
南斯拉夫地处的巴尔干半岛，是欧亚非的交际处，地缘和宗教导致这里的形势极其复杂，二战结束之后，这里又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从南斯拉夫的角度看，若奉行一边倒政策，那么国家将可能成为东西阵营直接对抗的最前沿，铁托自然不愿意。
加之，二战结束之后，各国反殖民追求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各国人民都希望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受侵犯，南斯拉夫同样不例外，所以铁托认为，南斯拉夫应当独立、平等的参与国际事务，不受他国干涉或威迫。
可他的这种广泛性共识，却并没有受到斯大林赞赏，在其的眼中，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就必须要服从苏联意志，而铁托基于自身理念、南国人民的民族情结和南斯拉夫的特殊位置，他选择与斯大林正面硬干，因此惹毛了斯大林。
南斯拉夫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清除出了共产党情报局，苏南贸易在1948年2月彻底中断，过去给南国的援助也没了，这给南斯拉夫的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铁托不得不回首向西看，选择与美英缓和关系。
这是美国求之不得的，所以美、南关系迅速深温，美国不仅对南斯拉夫给予援助、开放了市场，两国还加强了军事贸易及交流，苏南就此渐行渐远。
而正是南斯拉夫旗帜鲜明的表明了国家主权独立、地位平等的坚定态度，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纷纷有样学样，这使得苏联在东欧的控制力受到了挑战，于是苏联再度启用共产党情报局在匈牙利搞出了一个‘拉伊克案件’。
拉伊克此人是匈牙利共和国的主要缔选者和卓越领导人，他赞同铁托的观点，反对苏联对匈牙利的控制，并反对在匈牙利实行苏联模式，斯大林对此愤怒不已，可他又搞不定铁托，但搞定拉伊克还是没问题的，因为匈牙利有苏联驻军，接着拉伊克就倒霉了。
匈共高层中的亲苏派，虽对拉伊克不满，可拉伊克在匈国拥有很高的人望，同时又是国家的创建之，领导人之一，所以匈共中央只是免去了他的内政部长职务，改为了外交部长，然而苏联对此处置十分不满，贝利亚要求匈共清洗国内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
拉伊克自然是头号‘罪犯’，他被扣上了‘铁托和杜勒斯代理人’等一系列罪名，并由斯大林亲自批准判决书，于1949年9月在布达佩斯处以绞刑，一代匈牙利卓越政治家、匈牙利国家的缔造者之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就这样在斯大林的指示下终结了生命。
但苏联针对铁托的计划并没有就此结束，克格勃利用共产党情报局及南斯拉夫国内的亲苏势力，制造了多起针对铁托的暗杀行动，苏联称之为‘清除叛徒’。
1948年，苏联派伞兵渗透，执行‘外科手术行动’，企图刺杀铁手被挫败；1949年展开‘夏末行动’，计划引爆汽车炸死铁托，再次失败；1953年，斯大林又一次谋划，企图用肺鼠疫、无声手枪、毒气等手段暗杀铁托，因为斯大林死亡，该计划没有得到执行。
若将时间线再推前一些，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执行了‘马格南计划’，准备下毒暗杀铁托，结果自然是没能成功，一系列的事件，加之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让铁托清醒的认识到，南国若不想当傀儡，就只能选择与苏联硬刚。
1950年，铁托直接甩开‘斯大林主义’单干，宣布在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制度’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路线让彼时的斯大林，看铁托和南斯拉夫如梗再喉，可由于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半岛的特殊位置，加之美、南关系升温，他又不能大动干戈。
斯大林眼睁睁的看着铁托违背‘苏联模式’感到愤怒不已，他亲自下令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阵营开除，然而这一举措对南国而言并无多少实质性伤害，南国通过与美国及西方阵营的关系，很快就稳定了内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铁托用事实打了斯大林的脸，同时也告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实行斯大林主义，不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能发展好，社会主义发展的路线并不是唯一的，只是过去斯大林这个强人在线，铁托心中还是顾忌重重，不敢公开宣称‘社会主义路线的多样性’。
1953年斯大林离世，新的苏共中央认识到，把南斯拉夫亲手推向西方阵营，完全是错误的做法，所以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苏联应当修复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争取把南国重新拉回苏联阵营。
斯大林离世后不到两个月，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公使就与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公开进行了会面，苏联大使主动提出改善两国关系，这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使上是十分罕见的，要知道苏联大使那口气，弗如求着南斯拉夫复合。
铁托对巴尔干半岛的认知比斯大林要理性得多，斯大林想的是完全掌控南斯拉夫，让南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在欧洲的屏障；而铁托则认为，这无疑会让巴尔干半岛成为新的‘火药桶’，所以他采取了新对策，即：支持不结盟。
时下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苏哈托、埃及纳赛尔并称为‘不结盟运动三大领导者’，铁托基于南国及巴尔干半岛地缘战略需求，他也开始走向了支持不结盟运动，所以南国的外交正走向成为东西方阵营的中立国。
客观的说，这无疑是对南斯拉夫及巴尔干半岛最有利的措施，也正是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铁托愿意同苏联修复关系，而苏联高层经过一系列斗争后，成功上位的赫鲁晓夫，立即给了铁托最鲜明的回应——恢复苏南关系。
同时，苏联为了更好的应对北约威胁，1955年5月14日华约组织成立，但南斯拉夫因为开始走向不结盟政策，因此并没有同意加入华约，赫鲁晓夫比斯大林要客观一些，所以他理解了南国的选择，并且主动释放善意，最终促成了5月26日对南斯拉夫的访问。
为了拉拢南斯拉夫重回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的姿态摆得很低，他不仅主动跑到了南国，还主动向铁托老远就伸出手，而他与铁托握在一起之时，也即宣布了苏南关系全面恢复，
这里不得不说，中南两国的外交史比历史提前一步，早在一九五三年，苏南关系缓和迹象发生之后，中国便主动与南国接触，而中国的这一做法，铁托是高兴不已的，要知道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铁托为争取中国，那可真是冷脸贴热屁股，一直贴个不停。
南中分明没有建交，中国在国际外交场合一度与南国人员始终秉持不接触、不交流的原则，哪怕在日内瓦，两国大使住在同一幢楼，并且经常相遇也是如此，可是南斯拉夫却始终一力在国际政治主张上支持中国，南国国内对中国的宣传也是正面且友好的。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九五三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期间，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人员主动与南国驻瑞大使人员进行了首次接触，双方的关系随之与火山一般火热了起来，同年两国正式建交，铁托那个高兴啊，立即派出副总统吉拉斯访问中国。
铁托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南国的处境使然，南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无论美西方多么拉拢他，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南国与西方阵营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苏南的矛盾，又让南国不容于社会主义阵营，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形势，铁托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二把手，更是一个庞大的国家，随着朝鲜战争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南斯拉夫若能跟中国建交，那么就能直接突破苏联在阵营中对南国的外交围堵，特别是中国外交人员对南国的‘同志’称呼，南斯拉夫人听到后，那真叫一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啊。
自1953年中南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处于蜜月期，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提啥主张，南斯拉夫并未参加，但其国内媒体的宣传就一力支持啥，不带思考的那种。
而中南两国的亲密无间，无疑打翻了苏联的醋坛子，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述，实际上是苏联意识到，中国可能会在阵营内拉起自己的势力，他们是警惕的。
中南的迅速建交（历史上55年1月建交），确实促进了苏南两国关系的恢复，这也是赫鲁晓夫摆平了国内的政斗之后，立即就跑到南斯拉夫的原因之一。
现在的南斯拉夫与中国十分亲热，南苏关系也恢复了，南国有了底气，自然也就敢对阵营中发生的一些涉及到南国利益的问题上发表自主观点，而维尔科·弗拉霍维奇的文章，实则就是对苏联的炮轰。
总理向主席介绍着文章，说道：“文中说‘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不问信仰如何把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和运动团结在一个国际协会中，并且在这样做时应该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仲裁。’”
“又说：‘理所当然不得不寻求各种办法同一切愿同他们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同时还说‘中国革命和南斯拉夫革命是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
主席迅速的看完文章，他抽着烟，思考了一会说道：“这篇文章讲得很不错，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并非是苏联的统一范式。南斯拉夫革命是反法西斯解放人民的革命；中国是‘农围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而越南实行的是‘游击战争’。”
总理点了点头：“苏联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模式，强加到各国之上，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必须要按照它的模式来，否则就是背叛，这就很霸道。”
“不仅霸道，而且还很不讲理，陷入了教条主义。”主席说道：“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革命的道路千万条，不具有统一范式。当年中国的革命，如果一直实行‘第三国际’那一套，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总理说道：“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很大，等于公开了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法国世界报就是这样报道的，而且缅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恐怕此文一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要沸腾了。”
主席颔首道：“看来明年的波匈事件与这篇文章脱不开关系。”
“主席的分析完全正确。”总理说道：“我把整个波匈事件串联在了一起，如果要分析它的起端，基本可以确定，南斯拉夫的这篇文章，直接刺激或坚定了东欧国家实行经济、民主改革的主张，苏联显然不会同意东欧国家抛弃苏联模式。”
主席轻哼一声：“我看未来群众对苏联的做派形容得很贴切，它就是一个伪装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国家控制欲望极强，非要让同信仰国家都要按照它们的模式走，最终导致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全面崩坏，对此苏联应承担全部责任！”
总理沉呼了一口气说道：“不说波匈事件，就我国哪一天，要是不按苏联的模式走，两国关系就会彻底崩坏，这是双方理念方面的核心矛盾，是无可避免的。”
现下的中国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个阶段论’，把‘未全面公有制’的事给苏联糊弄了过去，可这事总有揭开的一天，因为未来的发展道路是清晰的，中国要获得全面发展，那就必须得对外开放，就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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