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摆地摊 第457章

　　虽然文革没有再爆发，但是由于现有科研体系总体还处在解决国家需要的层次上，因而对基础科研投入的不足，也导致了科研人才及基础科研断层的危机，只是这个问题，国家现下可能还没有注意到。

　　因此，方叶便通过这种认知不足的问题，将话题转移到了这些具体事例之上，他说道:“由于这些思想认知，导致国家行为出现偏差，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比如科研体系及科研人才的问题。”

　　“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前后，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等著名科学家归国访问，其中在1972年李政道归国的招待宴会上，总理就曾忧心忡忡的说，国家科研人才即将断档,问他怎么办。”

　　总理问道:“李政道先生是如何回答的?”“他说，我国从来不缺少人才，只是没有合理的利用。”方叶说道:“那时一堆的科学家受到迫害，每250人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具体的以前讲过，就不再展开了，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比如，两弹一星功勋程开甲、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都在扫厕所;其中束星北扫了十几年的厕所，七九年恢复了名誉，八三年离逝后，他将自己的遗体捐给了青岛医学院用以教学研究，然而大学根本不再意,仅半年后就草草的埋到了学校的草场上，一点崇敬之心都没有。”

　　“还有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叶企孙，—九六七年被红卫兵抄家拷打，六八年被捕,七零年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他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疯疯癫癫的在清华园里，试图找回昔日的故土和尊严，最后被学生当成神经病赶了出去,此后流落北京街头乞讨。”

　　“后来在大街上遇到了曾经的学生钱三强，向他讨钱被认了出来,不过叶企孙怕自怕己连累学生,便装作不认识，说自己不是他的老师,两人之间没有关系。叶企孙只是其中之一，仅中科院就有229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

　　听着方叶的讲述，邓、陈二位副总理已是瞪大双眼，一脸震惊的看向在坐的主席几人，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这—刻，两人的内心里受到了无比震憾的冲击，当真是不敢相信，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还是新中国吗?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真的?

　　而主席、刘主席和总理三人皆表情凝重，看到此处,什么都不用说了，方叶所讲应当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不过万幸的是，这种事现下并没有发生。

　　方叶则继续讲道:“这个时期我国的科研及教育工作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遭成了难以挽回，不可估量的惨重损失。曾经的历史很沉重，但好在这一切没有再发生，我国现在只要进行适当调整就可。”

　　“加大对基础科研的研究投入吗?”总理问道。

　　方叶答道:“全国综合性大学有二十所，这些年来培养了大批学生，国家研究生与博士培养也开展了几年,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已得到初步建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人才的作用发挥出来，而基础科研最能培养下一阶段国家需要的科研人才。”

　　“国家通过投入，带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一部分投入社会以增强国力和经济,一部分再重新回到学校,培养更多更好的科研型人才，我相信用二十年时间，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科研及人才培养体系将会全面健全并将取得一系列成果。”

　　总理点了点头:“以前国家的科研，主要用于解决当前的需要，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我国的科研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也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确实需要考虑长远的计划了。”

　　刘主席问道:“我国现在科研方面还有哪些不足?”总理转头看向他回道:“我国目前在半导体和计算领域的科研体系最为健全，这一点还是方叶同志的功劳。”

　　“十几年来,华昌集团通过企业与大学合作的方式，累计资助了近三百个科研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天文、地球科学等学科则较为不足,需要长期投入。”

　　总理又看向主席说道:“以去年为例，我国科研投入占财政收入为4.2%，总计投入为39.06亿;但军事科研占比67%;去年全年军事开支占比则高达45%，达387亿。”

　　“现在的情况是军队不缺钱，但是国家建设及一般科研投入的费用则过低了，如果再开建五百万套房住房，国家建设费用还将增加。”

　　—九六九年国防开支大并不奇怪，苏联人都打上了门，全国动员加上作战，因而导致了开支巨增，就见总理继续说道:“今年国防开支的比例调整到了26%，加上苏联的赔款,国家财政还有一些富余，因此可以增加一部分科研投入，建议从明年开始将比例上调一个百分点。”

　　主席略作思考点头道:“可以增加。”总理拧开钢笔刷刷记录了起来。

　　方叶说道:“科研投入将来还是要走中央、地方及民营企业三结合的投入模式，如果全让国家来的话，恐怕钱永远不够用。”

　　总理做完记录，抬首道:“未来企业的科研投入很多?”方叶笑道:“是啊，总理。未来全国科研支出中，民营企业的科研投入占比40%以上，如果算上试验费用，则占全国科研总投入的70%以上。”

　　此话一出，不仅总理就连主席都怔住了，说道:“私营企业的投入怎么会这样大?他们都那么有钱了吗?”方叶点头，向主席汇报道:“国家创新的动力，特别是应用研究方面，主要靠民营企业，而国家则进行基础科研及试验的研究，应用研究的占比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国家主要发展基础研究和试验，私营企业则投入市场化。”主席总结道。

　　方叶再次点头:“基本是这个格局，而这其中，地方政府也会投入研究经费,给予民营企业拨款。”说到这里，方叶又讲道:“主席，未来的私营企业，是指除非国有、外资投资以外的所有企业，而民营企业一般泛指那些规模比较大的私营企业。”

　　“民营、私营、个体经济在未来进行了细划，民营经济包括了私营、个体、混后制企业的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则为个人完全独资控制企业的所有制经济;而个体经济则是生产资料归个人或家庭所有，无雇工或几人少量雇工的小型经济。”

　　主席笑道:“怪不得你一直说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原来如此，跟我们讲的不同嘛。”

　　方叶回道:“一开始也是混为一谈的,但随着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制的发展,慢慢的就给分开了。国家可千万不要小看民营经济啊,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是支柱性经济。”

　　“民营经济给国家创造了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全国八成以上的就业都是民营经济创造的,所以说一个国家想要发展起来,民营经济是必不可少的，而具体到当下的我国，民营经济才迈出了第一步，发展空间可谓无限。”

　　“因此，可以说只要将民营经济发展好了，全国的经济就会获得空前发展，并且全国的就业问题也将会由此得到极大缓解，甚至会出现用工短缺的情况。”

　　方叶拿同安市举例道:“就以同安市为例，人口58万，而全市各类行业就业人数达到了13万余，这使得全市的百业劳动力根本就不够用，六分之—都是外地人，而这还只是现阶段，如果再继续发展十年的话，城市及人口规模将是限制发展的最大因素。”

　　全国现下的就业形势比历史同期要轻得多，户藉限制加上市场的开放，城市就业的矛盾并不突出。当然，不是说现下没有游手好闲的青年，事实上这类人在城市里并不少，只是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只有进国企一条路，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

　　无论是进个体商店、餐馆打工，或者实在是懒，哪都不想去，摆个地摊混日子也行，如果连这个都不想做，那就在家躺平，怎么说城里的父母都会有个职业，而人有了选择，积压的矛盾就缓和了。

　　而今国家又进一步开放了私营经济，个体商可以直接到五大行业的国有企业下订单,还可以自己创办工厂，路子越走越宽，市场也必然越来越大，经济也会愈加繁荣，同样的带动的就业也会越来越多，只要青年人不懒，总会找到一条路。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现下的同安市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以前全国个体商限制一堆，只能从供销社拿货,同安市抓住机会搞起了私营,于是全国商人涌入，形成了涵盖生产制造、批发零售、商业/销售服务等一整个产业链，私营企业也跟着发展了起来。

　　此前,那个体商因为没有资质和指标,到别地国有企业根本拿不到货，但是跑来同安市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虽然国家放开了，但是各地的私企想要发展起来,远没有同安这样的条件。

　　所以现下的同安市就是站在风口上，这一点从开年后，全市企业开工情况就可一观，每个企业的订单均是爆满，才开年订单就已经排到了八月，全市各类企业都在大规模招工，人力缺口非常大。

　　“你是说，从二月到四月，仅两个月的时间，同安市就有1.8万余个劳动力缺口?”听完方叶讲述，今年同安市开年后的情况，总理是真的不淡定了。

　　邓副总理抢先回道:“是这个情况，我在同安看到了，确实到处都在招工。”

　　方叶则回道:“这不多吧，全市六百多家民营企业，平均下来每个工厂也就招了三十来人，正常来说，这些工厂人数大概都会在一百至三百人之间。”

　　总理粗粗一算:“也就是说，同安这些民营企业发展起来，未来全市农民工人就有十几万。”

　　“差不多。”方叶点头道:“五到十年后，同安本地的劳动力就将完全不够用，如果小商品经济也做起来的话，全市就业人口可能将突破30万，若以过去的发展方式，同安市的体量无法支撑这么大的产业规模,因而要寻求改变，规划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

　　同安市早期发展小商品经济是最符合本地发展的一条路，在这个连发夹、头绳、指甲刀啥都缺的年代，直接搞高端制造显然是不合适的，国内这样市场小不说，投资也大，而且对于创业者和产业工人的要求都很高,无疑搞简单的制造是最合适的。

　　但城市的未来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不仅需要规划，还需要看实际情况，十六年来,同安市一直以来的规划就是期望打造成未来义乌那样的小商品中心城市，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发展是比较顺利也是比较成功的，主要是方叶几次开挂之下，赶上了风口。

　　然而，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全国的竞争者会越来越多，同安人做生意的水平，方叶倒是不担心，但这里的区位优势比不上苏浙地区，与义乌相比，平原区面积严重不足，将会制约发展，不过同安市也有自己的优势。

　　首先地区有经商传统，且发展得早;其次人口规模与八十年代义乌相当，也有竞争水平;最后就是产业发展程度,相较于现下的苏浙同等地区有优势，因此现下要做的是如何保住这些优势，并且进—步发展壮大。

　　方叶在等待，他的设想是再等五年,如果75年后，同安市相关的小商品制造及销售产业依旧能保持当年的速度，那么就必须立即启动新的发展方案，构造乡镇与城市制造业集群，并在城市打造商业集群。

　　有条件的镇都要成立工业园区,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城市发展的压力，而且还能带动乡镇的发展。

　　21世纪的同安乡镇工业就发展得不错，将来照猫画虎的做就成了，而全市最大上限能容纳约五至七千家规模制造企业，可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一个商业综合集群,再加一些其它制造，能不能达到未来义乌市的水平不好说，但即便做不通，也可及时转行改做其它产业。

　　毕竟,方叶在庆州搞的汽车制造业,已经谋划多年,一旦发展起来，同安小商品发展不起来了，立即改做汽车配件产业，再利用华昌的先天条件，无论往哪条路上转都行。

　　“工业、商业、市场三条腿,少了哪一个都不成，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好地方经济,你这是将三样都抓在了手里了。”主席说道。

　　“主席，说到经济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方叶笑道:“1984年，苏联的最后一任总书记，也是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时，他问时任英国铁娘子首相撒切尔，如何保障英国人民吃饱饭。”

　　“当时的苏联不仅粮食短缺，而且经济濒临崩溃，因此他的这个问题，将撒切尔给问懵了，以至于这位首相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的领导人一点儿也不懂经济学常识。”

　　“在这位首相看来，苏联拥有庞大的国土，人口不过三亿，耕地面积达到惊人的33亿亩，合每人十三亩土地，粮食居然长期不够吃。至少从1963年开始，一直到1991年苏联灭亡，长达28年的时间里，苏联粮食一直依赖进口，发展到了末期，老百姓得排队限量供应面包了。”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这个情况我在书里看到过，苏联的农业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啊。”方叶说道:“把农业当成工业来搞，指令式发展，而且从1922年成立到灭亡，除了机械化水平有较大发展外，农业种植技术、农业种子水平几乎没有太大的提升，农业发展体制教条、保守、僵化。”

　　“甚至在有些方面，还不如沙俄时期，比如到1953年时，苏联人均粮量占有量比1913年还低12公斤，平均肉食量只有沙俄时期的80%，这可是整整21年的发展,就搞出了这么个结果。”

　　陈副总理问道:“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原因吗?还有苏联将农业当工业搞出了什么问题?”方叶点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不改变是最大的原因。苏联的农民永远被困在农庄之中，永远集中劳动,集中分配，苏联只是将广大农民当成了一种‘劳动工具’，一种生产资源，这也是对人民史观认识不足造成的，简单点说，就是没把人当人看。”

　　“苏联农业管理也和工业一样，搞指令式发展，农民种什么，用什么种子，怎样管理等等，从农业生产到收获再到分配的整个过程中，苏联政府全面进行了严格控制，既不讲农业的特殊性,也不讲经济规律，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粮食种多种少种成怎样跟他们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活干多干少并不能影响最后的分配，甚至干得多的人最终分得还少，而偷奸耍滑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该分到多少照样分，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农民从此丧失了劳动积极性。”

　　“农业的计划指令式管理，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方叶说道:“比如农业耕作和种植技术的提升，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民或者长期从事一线农业技术研究的人员，比不过坐在办公室里的干部大笔一挥。”

　　“计划体制下,农业科研人员对于技术创新和发展，既没有多少积极性,还不能自主，完全由上级指派。搞出来的技术，验证效果是否具备全国推广不清楚，而苏共中央—声令下，全苏就开始执行，结果就是全国农业歉收。”

　　“在这一点上，苏联还不如中国，我国虽说也采用了分配制度，但是对于农业和技术的发展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比如湖南搞杂交水稻,时任省委的华书记，就敢批150万元专款，同样的苏联官员,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责任与担当，即便款拨下去了，最后大概也会被贪污。”

　　“从经济基本常识的角度来说,趋利是人的本能，农民得不到实际利益，他们对于农业劳作自然就不上心。而计划体制下，非要将每一个人都变成无欲无求无思想的工具人，既违背经济常识，又违背人性。”

　　“如果一个人缺乏常识，这是个人认知问题，可若一个群体有意识的缺乏常识，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将是巨大的。倘若计划体制只是一堆冰冷的数字，无视人性，那么这种经济体制从本质上来讲，不是在造福民众，而是在奴役民众。”

　　“实施这个体制的国家，政府对内在做民众的生意，它在赚取利润，但是却禁止民众赚取利润，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缺乏常识的行为，它无视了市场交易过程,变成了单方面掠夺，而这种掠夺行为，又违反了法制精神，同时既不考虑分工协作，也不考虑成本因素。”

　　“这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现有体制确实符合国家阶段性发展需要，但是最终这些都是要还的，你从人民身边拿到多少，最终就要还回去多少，甚至要还得更多，否则人民就不干了，后果是严重的。”

　　“就比如当下，国内为什么很多东西生产不出来，不是工业条件不具备，我国在工业技术上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但是物品的种类、行业的门类,绝对不会是今天这样，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无视了分工原则，没有分工，就没有协作，没有分工就没有创造。”

　　“这种情况反应到某一家具体的工厂，比如长春汽车厂，我们可以看到,其生产的主要还是CA10车型,从1956年第一辆车下线,到现在已经14年了,它的生产与设计技术提升了多少?发展出了多少种车型?14年来，它甚至连外观都基本没有变化。”

　　“工业制造上分工不明确，什么东西都自己造，导致了什么都需要自己来攻克，使得产业链构造不完善，制造成本高，技术发展慢。”

　　“整个汽车制造链上的企业又全面国有化,行政管理下的企业教条化、官僚化，其制造成本与市场实际成本存在显著差别，最后又使得汽车价格失真，过高且恒定的价格，又使得市场推广慢，形成了非良性发展。”

　　“再说制造产线上的分工，同样欠缺，我去那边看过多次，装配管路的与装配刹车盘或其它工位混在一起，装配线束的工人做完工作，接下来又去装配其它毫无瓜葛的配件。”

　　“汽车功能件、管件、线束、紧固件、玻璃组件等,没有具体的分工划分，是否合理，怎样能提高生产效率没有分析与研究,前脚在驾驶室里调完方向盘，后脚又与其他工人抬着前盖板安装，科学管理、科学组织生产仍旧有所欠缺。”

　　“长春厂已经是国内做得比较好的了都如此，想想其它工厂会是什么样?”方叶很是无奈的说道:“这样的企业，一旦国门打开，如果国家不进行政策保护，它们如何与国外竞争?分分钟被秒得渣都不剩。”

　　总理问道:“方向盘不能与前盖板由一个人调试安装?”“当然不能了。”方叶说道:“汽车方向机构是核心功能件，而盖板只能算装饰功能件，二者差了几个等级，前者直接关乎汽车功能与人生安全，一旦出现重大质量事故，非死即伤,其调试必须专岗专员,严格进行。”

　　“如何打破这种局面?”总理问道。

　　方叶沉呼一口气:“除了向国外先进汽车工厂学习，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外，别无他法。”随即又补充道:“对于封闭市场的企业来说，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见过的东西，仅靠他人讲述很难让人真正理解，因此要么长期科学的去摸索,要么就去学，显然后者来得更快。”

　　工业升级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将生产设备一升级就完事了，事实上那有那么简单,涉及的产业分工、管理理念、制造技术、研发技术等的全面提升，而国内这方面的人才又十分缺乏，主要还是市场太过封闭，没有竞争也没有多少改变的动力。

　　时下，国内企业真正参与国际竞争的只有华昌集团，不过华昌的汽车制造还有段路，其专注于乘用车市场，但目前国内这个市场还需要几年的发展。

　　在方叶的计划中，1975年向市场推出第一辆全国产化小轿车，现在原型车还在研发中，预计年内能出来，而测试与改进又得两三年时间，不过72年汽车厂就可以规划建设了，这辆汽车完全自主化设计，其动力、支撑、控制三大系统及车身结构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产。

第597章 大城建时代

　　中央台播报:‘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撤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成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所属建筑工程和城市建设管理业务划至住建部，其余部分分别划规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住建部下设: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国家测绘总局、国家环保局、国家房地产管理局、城市监督管理局…。’‘经中央批准,任命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主任谷木同志，担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职务…。’‘住建部机构介绍:…，相关职能介绍:一、…。

　　看着电视里的播报，方叶不禁感叹，这个时代的国家行政效率就是高，从他上书到住建部成立，国家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当然，方叶不知道的是，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总理与陈、邓两位副总理，就已经研究了他过去上交给的未来国家机构资料，所以住建部从职能划分到职责明确的编制工作才这么快。

　　不过，现下的住建部与未来是有区别的，像国家城市建设总局，一度为国务院直属,环保局后来成为了环境生态保护部，现在这些部门全都挂到了住建部之下，因此现下的住建部权力范围非常大，而方叶想了想,他觉得中央这么做是有其道理的。

　　国家大发展的时代,如果部委职能过于分散,必然会影响行政效率，中央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现在从城市发展规划到建设,再到管理和环保,全部都由住建部负责，能够在内部直接协调处理，避免了相互踢皮球的问题。

　　央台的新闻里,还报道了国家当前城市住房面临的困境，由此中央决定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用五年时间在全国建设五百万套高质量新型住房，到八零年前后，在全国各地和城市完成不低于一千万套住房和租赁住房建设。

　　其中集中建设的主要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郑州、杭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宁波、福州、合肥、武汉、兰州、西安、乌鲁木齐和成都。住房与租赁住房按10:　1比例建设，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但分配类住房须优先建设。

　　国家住房建设采用新政策,国家分配类型住房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企业、个人按5:1:2:2比例进行资金缴纳，考虑到全国职工个人分配类住房资金缴纳压力，国家相关银行开放金融业务，获得住房分配指标的个人，可凭相关资料向银行申请住房贷款。

　　租赁类住房可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建设，同时允许社会资本在政府监管下参与租赁类住房建设。

　　中央规定，未获中央批准的国有资本不得参与租赁类住房建设，国有企业不得挪用分配类住房建设资金参与租赁类住房建设，分配类住房不得参与租赁活动。否则，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国家向社会开放租赁类住房银行金融业务，允许具有城市户口的社会个人、国有企事业单位个人、国家公职编制内个人，通过全款或向银行贷款租赁住房，个人一次性缴纳租赁住房金不小于30%，银行金融贷款额不大于70%，且个人具有贷款偿还能力。

　　中央会议的内容，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全国各大城市一片欢腾,特别是国有企事业单员人员和公职人员直接沸腾了，全国目前具有分配住房资格的人约5500万，五百万套住房,也就意味着每十个人就有一有人能分到住房。

　　更重要的是,这批住房跟以前的筒子楼、窝棚、平房完全不同，全部为新式社区式住宅，建筑标准为最低三层，最高不超过十层，北京、上海、杭州等经济发地区可建设超过十层以上住宅。

　　新式住宅，套内最小面积为68平方公尺，分为两居或三居室，建设比例为60%;中等面积为86平方公尺，比例30%;最大建筑面积120平方公尺，建设比例最大为10%，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但国家同时规定，分配类住房120平大面积房不得多建，最高建设比例不应超过10%，且原有的等级制分房标准不再作为强制规定，个人也可住大面积房，前提是愿意出钱。

　　以上海为例，一套120平(套内面积)的房子，建设成本约为7800元，中央财政出资3900元;地方出资780元;个人和企业出资各1560元;个人出资后拥有70年居住产权。

　　大面积房，个人入住时需一次性缴纳468元，其余部分可进行贷款,作为国有职工、国家编制人员的贷款利息很低只有1%，二十年期,每个月的月供为五元，而小面积房每月还款不过三元。

　　国家分配的房子，想精装修直接拧包入住是不可能的，这些房子只会进行基本粉墙,可供直接居住,如果想要美观，那就得自己掏钱装修,不过对于无房可住,有分房但住房条件恶劣的人来说,这些并不重要,有这么大面积的分房，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而对于国家来说，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钱来建房子，还是因为这些年国家经济发展得好，国家财政有了钱。在国家的规划中，等这一千万套房子建完，全国职工住房压力的问题就将基本解决，而城市居民住房,走的是商业路线，国家过去投入的钱也就收回来了。

　　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国家通过从商品房市场收回来的部分收入，用以补贴国家编制人员，商品房的利率也比分房利率高达多，达到了2.5%。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大面积房一个月还款就要五十多元，小面积房也要三十元，这样的房子显然不是给一般人住的，能够买得起这种房子的人，自然也不在乎一个月出那几十块钱，而对于那些买不起的人来说，就是降到一个月十元，他依旧买不起。

　　现阶段，国内的贫富差异其实已经出现，那些个体商们有不少已经发家致富，而这些人将钱存起来放在银行里吃利息，这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可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国家现下封闭，其财富也无处可花，因此国家推出商品房，其实就是从他们身上获取财富进行新一轮分配。

　　问题就在于，未来房地产过热，是国家从宏观层面的一种调节，是为了收割更多的财富用以国家发展，同时保持—定的财富饥饿，使得社会不至于过早进入福利时代，从而达到保持国家的竞争力，于是国家将所有人都看成了富人,通过房地产、教育、医疗法等来攫取个人财富。

　　国家对百姓有了宏观调节对策,但是对于那些富人却并没有提出什么办法，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富豪们增集的财富越来越多,已经到了用巨额都不足以形容的程度,达到了天量财富。

　　可面对如此之多的天量财富，国家又并不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多少，因而导致了社会分配严重失衡。

　　百姓的支出不断增长，而福利与财富增长，却长期维持在最低水平。比如，五千块一个月在县城已经是比较高的收入了，超过就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如果再缴纳五险—金，那么剩下的净收入连维持家庭正常运转都困难。

　　这一切没人知道吗?自然不是这样的，上层那么多智囊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而他们就是设置了这样的分配体制，这和古代为什么明明知道老百姓的税赋已经很重了，却依旧从他们身上收是一个道理，上层的人士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要想他们付出是十分困难的。

　　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贫富如何，并不是老百姓来决定的，而是上层的一种意识性行为,这些行为反映在实际层面，就是各种针对性的政策。

　　比如早期的，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它用一个户藉制度就直接造成了城乡二元化，再通过‘统购统销’来收缴农民最后一丝剩余产出;由此，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出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现。

　　又比如，当国家发展到城市化进程时，过去对农村的旧剥削方式变化了，采用房地产、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来继续对农民工实施新剥削。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长期以来都是对内挥动镰刀，过去一直以来的发展，也都是采用的剥削式发展方式。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通过剥削保持一定贫穷从而达到某种需要的进步，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不是努力就可以改变的,努力或能改变一些局面，但有了一定收获之后，就会有新的剥削方式出来。

　　九二南巡之后，全国性的民工潮开始爆发，如果从那时算起，一直到方叶来到这个位面的三十多年间，无数农民工在工厂里努力拼搏，但是他们究竟获得了多少呢?

　　用健康和血汗换来的收入增长，然而这种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这些收入中的一部分变成了钢铁和水泥，一部分变成了子女教育支出，剩下的则送进了医院，如果综合计算一下，一名农民工拼了三十年，他的财富留存率实际为负数，甚至是成倍负数。

　　终于，农民工的子女长大了，过去巨额教育支出也到了回报的时候，然而这时才发现，其支出与收益并没有形成正比,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新的镰刀的来了，因为新的韭菜也长出来了。

　　新一代的农民工，依旧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觉得不用再像父母那样在流水线上拼血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等他们在父母辈的余晖中担当起家庭责任之时，才猛然惊醒,其所要支出的生存成本，不仅没有像父辈那样减少，而是远远高于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