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进入镇子，车速慢了下来,这让车里的各省官员们，能更加清晰的看清这里的面貌，街道上人群来来往往,录音机播放的音乐声音很大，直接从店铺里飞到了大街上,镇上的年青人几乎看不到打补丁，而且穿着也十分时尚，一点也不输那些省城里的人。
街道旁的一个作坊前,一位男子正将一个麻袋放到摩托车上，作坊里一位姑娘,还有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头儿正抬着一个袋子走了出来,二人合力将麻袋又码了上去,男子用绳索绑好，随即一阵土话飙出,便打着摩托车,轰隆隆的朝前方开去。
镇子上这样的作坊遍地都是，某某制刷、某某刷柄、某某毛尖丝、还有滚筒、铁皮条，小小的镇子上，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制刷产业，除此之外,还有搞皮筋头绳的、塑料花的,各种各样的作坊,有的有店铺名，有的连名字都没有，但很显然都在从事工业生产。
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小饰品、小五金生产基地，同安市的作坊实在太多了，有些开在街上，有些直接在居民家中，以前是农闲时做,现在多数人从农业耕作中脱离了出来,开始全职从事工商业劳动,这使得市里的小商品生产活动进一步扩大，产值也越来越高。
车队从镇子里穿过，又开了十来公里,这才看到了同安市，成片的楼房拔地而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看不出来这与一座县城有什么关系，甚至比西北地区的一些省份还要现代化。
同安作为全国两个示范县之一，大名许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县级市如今已经发展成了这个样貌，城区的面积根本就不像是一座县城,说是地级市还差不多，然而这里确实是一座县城,不过是县级市罢了。
过去的县城老城区有十几平方公里,现在拆掉了三分之一加上新城区，整个市城区面积二十多平方公里,老城区大规模改造后，依旧保持着古色古乡的样式,沿河修建了景观工程,看上去颇为美观，而一河之隔,便是新城区,那里全部都是现代化建筑。
新城区从一期建设开始，其要求就是完全摒弃掉苏式建筑风格，沿街建筑全部采用了现代建筑风格，同时又带有一点的中国元素理念,至于城市公交站台则是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包括城区公路的隔离护栏都体现了中国特色，这使得城市现代与传统交融，且非常和谐。
除此之外,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马路上尘土飞扬的场面完全没有,乱按喇叭的汽车也没有,每个路口都有斑马线,车道上也画了线,而且还设有红绿信号灯系统,有交警在站岗执勤,行人也并没有乱穿马路,看上去一切井然有序，这里管理水平已经不用多说了。
同安发展到今天的模样，市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个城市秩序并不健全，人们对于现代城市生活也没有基本理解的时代,要让人们懂得并遵守这些秩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城市一期工程完成后,城市上干道上设了斑线和护栏，然而根本没有几个人遵守，无论男女为了抄进路翻护栏是普遍现象,一条长不足百米的路上，能看到成群翻护栏的人，还有一些老百姓嫌护栏碍事,直接将其推倒。
那时的管理也很极端,每天—大群交警、公安和红袖章的协警在路上联合执勤，大凡抓住一位就罚款五分,后来涨到了一毛，但是仍旧不行,最后采用极端教育方式,将抓到的人拿到大街上的示众台上，罚款也涨到了五毛，先罚款再罚站，让其众目睽睽下丢人现眼。
还有随地吐痰的、丢烟头、丢垃圾的，甚至开始时，市里的商铺门前明明就有垃圾桶，但是人们扫完地后，绕过垃圾桶直接将垃圾往马路上—倒,各种不文明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市里为此一面加强宣传和管理，一边让素质文明的教育走进学校里，着重培养下一代，十年如一日的不停宣传与教育，这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市长刘伟作为在同安市干了二十年的老人,他经历了同安解放后的整个发展过程,今年也是他在同安的最后一年任期，鉴于庆州市发展的需要，省委决定由他任庆州地委副书记、市长,而庆州地委原书记傅大璋也将卸任,该职位由原同安市委书记、现地委第一副书记张安国接任。
刘市长向各位领导介绍了同安示范市的发展历程，陪同他们参观市里的主要政府管理机构,解说示范市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相关流程。
市民行政服务中心，这是全国现下唯一的集中式行政服务管理机构，方市长介绍道:“行政服务中心的目的是整合政务服务资源,采用多部门联动、集中管理、集中审批的方式，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简化办事流程,为全市市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整个行政服务中心完全是敞开式的,设有免费复印处、办事咨询处、计算机取号系统，配有专人协助取号，计算机会将号码分配到所在行政办事窗口,前来办事的市民,坐在一旁的座位上，等着就行了，无需排队,而且大厅里还有免费的饮用水提供，可以说十分的贴心。
前所未有的办公程序，现代化的办公条件,还有行政办事窗口前那‘微笑服务、和谐城市’的牌子,此番场景,让—众官员大受震撼,原来政府的管理工作还可以这样做。
“行政办公都在这里完成，那市政府做什么呢?”上海市委马添水书记问道。
刘市长回道:“市政府主要从事地方一级行政职能,过去这些对外行政工作也在市政府和各个部门内进行,但是随着我市的发展，这种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日常管理的需要。”
“市政府日常办公与对外公办混在一起,工作人员既要忙政府工作,又要忙政府的对外办事工作,工作交差不说,而且职能重复、职责不清,相互间容易推委扯皮，后来我们建起了行政服务中心,厘清各部门的工作职责,统一整合对外办公。”
“过去，我们这些部门并不在一起,农业局、工商局、招商局、建设局、土地管理局等都不在一处，市民来办事,需要反反复复的来回跑,也不知道究竟要找谁，为了方便,就只能托关系,走后门,后来有了新的程序和办事流程后，一切都明朗化了，一些不良现象也由此减少。”
马书记听得很明白，但还是问道:“这些工作都交给行政服务中心了，那市政府的干部每天做什么呢?”这话就有意思了，弦外之音就是那权力不是下放了么，而刘市长则回道:“市政府从日常大量的一般行政工作中脱离出来,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发现和厘清政府管理工作的不足,也不会因为干部不在,从而导致市民白跑一趟。”
老百姓办事白跑一趟，这种事在现下的全国各地十分普遍，因为市政府的对上对下工作全部混在一起,经常发生的事就是，今天这个干部去上级开会了，老百姓来了办不成事，明天那个干部又去开会了，老百姓又白跑一趟。
若再加上中间这个资料不全,那个证明不行,老百姓要反反复复的跑,如果中间再加上两个部门扯下皮,好了，一个简单的工作,老百姓一两个月都不见得能搞得成，要想尽快完成怎么办?走后门找关系啊,提着烟酒私下上门,这事才能尽快办下来。
程序不完善,流程不健全，自然就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权力被无限放大,接着就是各种不良现象的发生,吃拿卡要如今早已是普遍现象,这种低层次的违纪行为，又还不够不上违规的高度,就算被发现了，退脏一般处分就了事,并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处分。
行政服务中心的存在,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公开化的办事流程将这些不良现象给压到了最低,老百姓拿着资料直接来办事就成,也就没必要去走后门找关系了,这对于杜绝和减少违规违纪是有极大作用的。
当然,这种新程序的建立，首先一条，就是干部得有服务群众的高度自觉性和认识,否则对于那些―丝权力都不愿下放的人来说,这种制度必是他眼中的敌人，一般行政从他身上剥离后，就不能在人面前显圣，体会权力的滋味了，那怎么能成?
“这样做会不会脱离群众?干部高高在上,老百姓连面都见不到。”马书记这话说得相当的漂亮。
刘市长回道:“怎么会,政府主管干部的这些对外办事基本工作脱离之后，会有更多的时间走进群众中去，及时了解群众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发现工作中的疏漏和不足,从而及时的改进工作方法,优化和调整工作流程。”
刘市长是到过大上海的,当初还到大上海去取过经,学习全国最大大城市的先进管理方法,然而现在他都不好意思说，十年下来,上海还是那个上海，城市人口和经济都在增长,但是城市管理水平，依旧是那个鸟样。
城市里的公共秩序管理水平并不高,街道上人们随即乱窜,马路上连基本的标识线都没有,什么左右行根本不存在，自行车能在城市马路上左右打晃着骑,根本没人管，部分地段倒是有红绿灯，但流于形式，自行车、汽车、拖拉机、畜力车想咋走就咋走。
同安市则不同，别看只是小小的县级市,但是管理干部也是见过世面的，法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印尼、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刘市长、方书记等一众干部都去考察过,看过人家先进国家城市是怎样建设和管理的，因此同安市的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实际上就当下全国来说,并不低。
政府管理工作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知，也没啥好说的,既然对同安的城市管理有看法,那就去看看实际的成果，一行人开始去民营企业参观学习。
如今，早期建设的同安市民营工业园已经满了，新建的民营企业开始在周边扩展了开来，形成了一个数平方公里的民营工业区。
“你们市有多少私营企业?”看着眼前成片的厂房,苏省书记问道。
“全市民营企业共612家,民营工业区里大大小小民营企业一共261家。”刘市长说道。
“多少!?”“六百多家?”一阵惊问而起。
刘市长却是肯定的给予了答复，这下所有人都不说话了，沉默无声之后,苏省书记又道:“贵市私营企业产值有多少?”“1969年我市民营企业总产值3.47亿元，全市各类工商业私营经济总值7.59亿元。”
青海省委书记张了张嘴,一脸的不可置信:“我省去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才10.5亿元。”
陕西省委书记连忙问道:“贵市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多少?”“去年为25.16亿元。”
轰~!我的妈~!陕西1969年全省GDP才59亿元(历史41亿)，你一个县级市干到25亿，这合理吗?
合不合理,这一路上都看得见，农村发展得十分良好，城市规模又这么大,街道上全是商铺、人流涌动，城区里的现代化居民社区更是连成片,城市的繁华程度毋庸置疑，如果说那些都是虚的，那眼前的这些工厂是做不了假的。
张玉河的服装厂，是民营工业区早期入驻的民营企业，也是市里经常安排参观的企业，而如今他的服装厂规模又扩大了，全厂员工六百多号人,直接租了两座楼，也从过去给国营厂代工，走向了自己的品牌。
车间里清一色的电动缝纫机,电动裁布机等生产服装生产机器,缝初之声不绝于耳,一片忙碌,横跨在车间立柱之间和之上,抄袭自华昌的‘效率为先、质量为先’、‘细节决定成败’、‘质量就是生命’之类的各色标语挂了一片又一片。
至于同安市的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如何，刘市长并没有现在就说,因为说了也没太大意义,先用事实来说服这些各省的大佬们，而后再谈那些，别人才不会认为是假大空。
“我厂现有工人630余人，各类制造设备550余台，能够生产目前市面上的各类型服装。”张玉河介绍了起来。
“你们厂年产值有多少?”苏省省委书记问道。
“我厂每年能生产约450至500万件服装,年产值约一千二百万元左右。”张玉河答。
浙省省委书记则拿起一件衣服看了起来,他指着上面的标签说:“市场上那个玉河牌，就是你们厂生产的啊?”张玉河连忙答道:“是的首长，我厂的服装现已销往全国,同时还向海外出口。”
“你们厂一年利润有多少?”浙省省委书记说道。
“平均下来，每年净利润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元之间。
“这么说来,你这个厂长现在是百万富豪了。”一个声音随之而出，一道道烟烟目光直视向张玉河,这让顿时手足无措,紧张不安了起来。
没有回答，张玉河只是低下头点了点,这—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见李副总理向邓副总理说道:“一个私营企业主一年就能赚这么多钱…。”话到此处嘎然而止。
邓副总理却是说道:“只要符合政策,依法纳税,个人赚取多少，我看没有任何问题,私营企业主赚了钱也是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做贡献嘛。”
李副总理想了想问道:“这位厂长,你们厂的工人一个月多少钱?”“厂里实行的是记件制,多劳多得。”张玉河答道:“干得最快的,一个月能赚小二百元,干得慢的一个月大约七八十元，平均月薪大约在一百二十元左右,新手的话,有保底工资,前三个月保底每月30元。”
“平均13级工资,最低17级,最高能到11级，这个收入是真不低了。”一位省委书记与身旁人交流道。
另一人说道:“问题是,一个私营企业主—年收入二百万，是工人年收入的1300多倍，要真的这样搞,那社会的贫富差距得有多大?这个社会还有公平吗?还是社会主义吗?”刘市长见首长们的神情都不自然,而张玉河早就低下了头，像是一个罪犯一样，他连忙上前说道:“各位首长，民营企业对我市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我市三分之一的年生产总值都是民营工商业创造的,这些企业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也符合同安示范市的各项政策。”
“但这个收入差距还是太大了。”一位省委书记说道:“我们一个管理几千上万人的国营厂厂长，一个月才几百块工资,这小小的私营企业管理不过几百号人，个人利润却有这么大，有违社会主义公平原则。”
刘市长听下不去了，他直接反驳道:“就个人看法,不能单纯的看民营企业主个人的收入,还要看他对社会经济所做的贡献。”
“就如这家工厂，为我市年创造一千多万元的产值,为社会提供了六百多个工作岗位,同时他们的生产设备，还带动了国内机械行业的发展,这个贡献是不小的。”
“再者说，民企厂长的个人财富与风险是同等的。”说到这里,他立即向张玉河问道:“张厂长,将你们厂的贷款情况向首长们汇报一下。”
“是。”张玉河这才抬起头来说道:“我这个厂仅买设备就花了近五十万元,将前几年的收入都投了进去，扩厂后另上企业流动资金，前前后后一共向银行贷款了近三百万元，再加上三年期利息一共要还三百一十多万，厂子从前年到今年一直在还银行贷款，下半年才能真正的实现盈利。”
刘市长接过话说道:“首长们可能还不知道,他这个厂子一次性就向凤凰厂订购了四百多台电动缝初机,直接将国营凤凰厂的电动缝初机发展事业给盘活了，我市各服装企业累计向凤凰厂订购了近两千台电动缝机有力的支持了国家缝初机工业的发展。”
这事不说别人还真不知道,国产电动缝幻机事业才刚刚发展,由于刚开始的设计问题,电动缝初机有一堆毛病,因此市场上接受度并不好,致使凤凰厂哪怕改进后都卖不出去,最后还是玉河厂胆子大,作为民营企业也没那么多顾虑，一个大订单就甩了过去，这可将凤凰厂给高兴坏了。
有第一个客户，就会有第二个,同安其它服装企业一看玉河厂上了新设备,那自己也不能落于人后啊,无论是三两台的买，还是成批买，电动缝纫机就此流行了起来,凤凰厂有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又有了大规模使用后的客户反馈,设备自然也改进得越来越好，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改变的不仅是缝幻机一项,同安这个小小的地方，几百家民营企业大量的设备全部来自国营厂，给国家机械设备实行带来了多少订单,然而这些变化许多人是看不到的,有些人只看到了民营企业家赚钱，看不到他们的风险以及他们给社会所做的贡献。
第588章 是学习还是批斗(二)
作为本地方的省委书记桂林西站在刘市长的身旁，他看到了玉河服装厂老板的反应,也听到两人不断解释,但他始终没有发声,并不是他不愿维护本地方，而是在当前计划经济仍是全国根本性制度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仍旧没有转变过来。
从一九六四年实行‘新经济政策’至今已经六年了，从开始的中央高层里激烈的思想观点大争论，到去年将这一政策正式定下来,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的新政策是中央强压下来的,很多人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做,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并接受。
过去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实行的是全民公有制，一切资源的分配权掌握在手，这种思想理念在许多革命者思想里早已根深蒂固。
当这种观念受到冲击时,人们就已经很难理解也难接受，而当他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主可以年入百万，一般行政审批可以不经过自己，实行权力下放,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冲击,而是挑战,是对思想观念、制度理解的巨大挑战，当然也包括对个人价值观念的挑战。
桂书记看着眼前的这些各省头脑们,此刻他也发现了自己和同安市的同志与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刘市长向他们表达民营企业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但很显然一些人并不能理解。
一家服装厂，带动的是服装产业上下游的产业链发展,促进了的远不是眼前这六百多人的就业，创造的实际效益也远不是服装厂这1200万元的生产总值，事实上还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产业链的发展理念并不理解。
曾经他桂林西也是如此,他将工业的发展看成了片面的制造，片面的认识工厂越多工业就一定越好，而没有理解,只有形成产业链才能发展出健全的具有竞争力的工业，而产业链发展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和工业价值，远不是一句‘资本家’帽子就盖棺定论。
—九五一年的同安财政收入只有1500万元，那一年华昌机电成立了，整个庆州也是全省全华东华南地区最先进最大的机械厂诞生;一九五四年同安示范县成立，‘一般性市场经济’正式成为地方新政策,同安经济由此迎来了高速发展时代。
过去整个庆州地区的纺织厂，只有散户百姓召集组成的人力纺车，连厂房都是安排的人家，具体到同安纺织厂，也是由一百户纺织户组成的落后手工纺织厂，而如今的同安国营纺织厂，是一家拥有三千多人，千台先进织布机、纺纱机等组成的大型纺织企业。
如今织布厂、印染厂、国营服装厂都发展了起来,民企制衣企业也就此发展,形成了从蚕丝养殖、棉花种植、剿丝、纺纱、织布、印染、制衣到销售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带动的上下游直接从业人员逾万人,整个地方都由此跟着受惠。
桂书记对于全省工业的建设,对于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发展目的的认知，与他省的一些同志有明显的区别。
他从这些同志的语言中看出了这一点,他知道这种思想认知不是靠着某一个人能说得清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他们都这样说，如果他也开口,那么接下来便是无尽的争论,所以他选择了闭口不言。
他觉得认同的自然会认同，不认同的争论也没有意义，发展过程之中，这种思想争论也必然会产生,而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只要走的是正确的道路,那些不适宜时代发展的自然也会被淘汰,而他从不担心自己的问题,他知道目前庆州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而且是中央定的。
这世界从来如此,正确的事情事,甚至说得不客气一点，哪怕是对国家经济发展，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认知，许许多多的人并不真的清楚，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或者换句话说，即便一些人出过国,知道国内外的差异，但同样不一定会赞同改换发展道路，固有的思想认知是一方面，而发展所改变的权力结构又是另一方面，甚至是核心方面。
桂林西曾与方叶讨论过这些问题,他比较认同方叶对此的一些观点:在旧体制向新体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旧有体制中一部分的反对，这其中的一部分是认知问题,是可以通过学习提升来改变立场的,而另一部的既有利益者，他们不愿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权力的掌控。
由此可以看出,这世界上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人人都会认同，总会有一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反对;而过去的革命者，也不天然就能成为建设者，实际上能成为建设者的是少数,而多数人即便不认同，但能够不对建设者的行动做出破坏，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同志’了。
从革命者到建设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身份转换,而从建设者成为时代的发展者,能够为国家和人民谋求到更多的利益，为民族规划出更好的未来,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新时代的开创者、先驱者，但这样的人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极少数。
就如现下，人们对于民营企业的固有认识，将其认定为资本家反动派,是万恶的剥削者，然而人们没有认识到,不只是他们在剥削,也不是只有他们这一种剥削，还有更加高级的剥削,只是这种剥削,往往包装得更加高大上。
方叶作为21世纪的底层社畜,他领略到了资本家血淋淋的剥削时代，也看到了更高级的剥削方式。
当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时,作为户藉上实际的农民身份，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能够在城市里获得工作,改变了一辈子劳死于田间的命运，并不是乌托邦美好时代以及其美好制度,而是那个被称为右派上台的血淋淋资本时代。
方叶曾跟随过父母拖着整板车沉甸甸的粮食,走十来里地到乡里交过公粮,见过基层管理人员的趾高气昂,也在城里看到了城市人对于农民的讥讽与不屑一顾,那是一个城乡差距令人绝望的时代,不仅在物质上，也在身份上。
农民工能够进城,是因为打破了全民所有制,而农民工工作的那些血汗工厂固然是万恶的,但它也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否则农民连进城办的简单的事，都需要到村里开证明的时代，进城一趟都已不易，进城工作那是妄想,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斤粮食不如一瓶纯净水，都已经有人在抨击万恶的资本了，但他们是否想过，乌托邦时代的农民,连喝纯净水的资格都没有。
翻开户口簿看看自己的农民身份,看看你吹着空调的办公室,看看办公室里的那些和你同身份的农民工,看看自己亲手打拼的事业，再看看你面前的电脑，手中的手机,看看农村老家的楼房，看看天天痛斥背着的那些房贷车贷,还有那无数贷款,看看你每天路过的CBD和那些街道,买房买车在城市安居?背上车贷房贷?如果放在那时代，好好想想,你也配!?
你是啥身份，你买车买房，你有资格吗?有指标吗?每天的大鱼大肉将一些人吃得太撑了,才让他们觉得每年三五斤香油的时代，公平又公正。
对于他们来说,那时都不用减肥,就能身材苗条，媳妇儿养下的娃,连奶水都不用喂,拿个碗找隔壁人家媳妇那去讨要,再大些用米糊养就行了。
即便夭折一两个也没啥关系,反正一生五六个，七八个，再背着孩子下地干活,孩子长大了接过锄头继续着干,那是他们眼中多么美好的时代。
当一个人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在时代的功能定位,看不到时代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就会不满足于现状,将自己带入既得利益阶层,然后幻想着一些不切实际，且不属于自己的美好。
如果你觉得跑外卖很辛苦，不如放下外卖箱,回到农村耕两年地,看看家里那三五亩田一年的收入，是否能够超过你一个月送外卖的工资,倘若认为这种生活很美好，农村里的田地都还在的,大可以这样做。
两位副总理带着一行各省书记在民营工业园参观了起来，而桂书记则亲自做起了介绍:“几年前这个工业园还没有入驻几家企业，现在基本都满了。”
一旁的新任庆州地委书记张安国回道:“是已经满了。”
李副总理抬手环指了起工业园问道:“这里有多少私营企业?”“一共七十四家，最小的一家机械厂三十多人;三十到一百人工厂占了七成,目前最大的就是玉河服装厂。”刘市长回道。
李副总理点了点头,而一些省委书记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这么一家工业园比自己所在省一些县城的工厂还要多，其年产值达到了四千万元,而这还只是一个工业园,整个民营工业区几百家私企,一年的产值接近西北地区一些省份的三分之一，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
离开工业园，一行人正式踏进了民营工业区,沿宽阔的马路向前看去，两旁全是厂房，有五金冲压、机械加工、衣架制造厂、发夹饰品厂、塑料花厂、皮筋厂、制针厂、制刷厂、制掉厂等等等，工厂的类型五花八门，而最大的一家是五金饰品厂，这也是全市最大的私营工厂。
“盛利五金饰品厂是我市最大的民营企业,拥有职工三千二百余人，从事五金服装饰品、厨卫饰品、装饰工艺品、灯饰品等的制造,产品畅销全国,行销印尼、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家，年为国家创造外汇上百万美元。”刘市长介绍道。
盛利厂的老板早就接到通知,带着一行管理人员站在门口迎接了。邓副总理带着一行人参观起了工厂，了解企业的情况。
说起来,这家工厂的起家也特有意思,老板之一是原华机的车间主管，因年终考核不过惨遭淘汰,但出厂之后的工作也并不缺,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伸来了橄榄枝，而他并没有去工作,在看到政府支持私人创业之后，便利用这个契机自己搞起了工厂。
趁着1961年国家轻工业品大发展的时机,业务越做越大，仅仅九年的时间,从当初不过一两百人的小厂，一下子发展到了三千多人，产品也从开始的低端做向了装饰五金件和五金装饰品,这家工厂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五金装饰品厂。
盛利厂是一家从冲压、铸造、打磨、抛光、电镀到装配的综合型生产工厂，车间里冲压机轰鸣，生产线上的五金件装得一筐又一筐，显然这里的业务很好，而且车间无论从布局还是管理都显得很科学，一片井井有条。
“你们这个企业管理得不错。”李副总理很慷慨的给予了好评。
厂长回道:“我以前在华机工作，因此厂里的管理模式都来自华机厂。”
李副总理接着又问起了老两样:“工人收入如何?企业年产值怎样?”厂长答:“我们厂的工人工资是按岗位来的,不同的岗位工资不同，像装配工月底薪在30至35元左右，打磨工50至70元，开机床的工人工资高一些,底薪80至100元，然后就是加班费。”
“企业利润方面，这两年业务越来越好，像去年全厂产值两千七百万,实行净利润三百多万，给政府纳税两百二十余万。”
苏省书记问道:“你们这个加班费是怎么算的?”厂长回道:“加班费平时1.5倍，周六日两倍。”“每天八小时?”厂长回道:“我们厂根据同安市劳动保障办法的有相关规定，实行的是22天8小时工作制，每日工作时长不得超过十一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应超过76小时,超出76小时的需按两倍工资支付,超出一百小时的需按三倍工资支付,国家法定节假日一律按三倍工资支付。”
苏省书记又问道:“那工人每天上几个小时的班?”“正常情况下，每天十个小时。正班8小时,加班2小时，周六四天32小时，周日统一休息。”厂长答道。
苏省书记看向邓、李二位副总理:“这个劳动办法违背了国家劳动部门和国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障的有关条例啊，工人每天工作为八小时。”而后又看向桂书记:“这样违背国家法令、法例的地方办法是怎么通过的?”一直没有开口的桂书记终于站了出来说道:“庆州地区是国家示范区，这里的制度与其它地方是不同的,经过了国家允许。”
1951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 保障工人劳动权益的法律《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规定,工人的劳动保险金为3%全部由企业承担，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向工人收取该项费用。而《劳动法》现下仍在制订中，主要是国家目前正在大建设当中，真的全面立法保护，那工作就不好开展了，且私营经济发展时间尚短,制订的法律也不一定合时宜。历史上，一直到1993年,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法才正式出台。在过去国家劳动保障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也就是说工人每月有五天时间休息,这些规定好不好?当然是好了，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实行。
现下，国有工厂工人，每月通常工作26天,平时确实基本上不加班，一些工厂为八小时三班倒,而特殊情况下也会有加班，但是为自愿和义务加班原则,一些国有工厂也会给工人一些加班费或者补贴，但没有具体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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