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摆地摊 第448章

　　徐宝任说道:“方董事长，可是我们招不起业务员。”“给保底工资,比如每个月20块,然后拿提成，不管他们是上门推销还是什么办法,企业确定好策略，然后就让他们去干，先招他十几个推销员过来,如果资金充裕的话，招他个三五十人,搞全城推销,比如到市里商业地带、居民区开展产品展销推荐活动，总之要积极走出去销售,将产品直接摆到客户的面前。”

　　“嘶~!”徐宝任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玩法他是真没见过,原来销售还可以这样做,他不竟将方叶的话整个串联了起来，先打广告、再通过直接推销和寄卖的方式,两手打开销路，如果真这样做,那每个月卖个一百台还真有可能，唯一的问题是资金投入会很大。

　　彭市长见他陷入思索便问道:“你们厂现在的困难是什么?”“缺资金。”徐宝任回过神来回道:“仅这个厂子搞起来，手上的钱就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每个月还有几千块的开支，如果再招人、打广告、推销的话,开支太大了。”

　　方叶说道:“做生意是有风险的，确定好思路，只要能打开市场，贷款可以解决前期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果要求稳的话，那就现在这样慢慢来,基本上两到三年内，都要计划好亏本。”

　　“要亏这么长时间吗?”邓副总理问。

　　方叶点了点头:“创业前三年,基本上都很难赚钱,除非搞出了什么市场需求大的新产品,但钟表显然不是,它算是一个有条件家庭的装饰品,但不属于必须品,如果不推广,让市场去慢慢发展,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钟表七八十年代算是爆款产品,这个时期城市里新人结婚，许多家庭都会买，但是目前市场总体需求还是有限,若不加以推广的话,要迅速打开市场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方叶的思路给了，其余的如何由这位徐厂长自己去考虑，他也不再多说什么，毕竟生意这事,需要头脑也需要方法，而每一个决策的背后都有风险，何况初创小厂，资金都会紧张，任何一个决策下来可能就要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这种事他也不可能打包票，更不可能给别人做决定。

　　邓副总理一行人从长城钟表厂出来,接着又去了另一家私营工厂，那家厂子是搞成衣制造的,规模同样不大,四五十台脚踩缝初机,员工加在一起也就六十来号人,而这也是北京现下唯二的两家私营工厂。

　　如果将视野放大,整个北方地区的私营企业并不多，其中北京两家、天津三家、整个东北三省一共只有三家,内蒙一家，河北一家，大西北几个省每省一家而全国私营企业最集中的是在南方地区。

　　中央政策一下，反应最快的还是上海,一年内,整个上海市就冒出了一百余家私营企业，基本都是搞服装、饰品和五金制造,除此之外就是副食品加工和个别机械制造厂，也是除安徽外，全国私企最多的地方。

　　江浙两地则以纺织和服装、五金、饰品制造等为主，也有小型机械加工厂,两省一市的私营企业就占了全国新成立私企的近半，其余较多的省份则是广东、安徽、山东、湖北、江西几个省，每省都有十几到二三十家不等，除西藏外，全国各省最少都有一家私营企业。

　　—连两日,对北京和天津五家私企的考察,却并没有让邓副总理脸上泛出光彩，反而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私企的发展对于两地来说，更像是一种政治任务,那些厂子是成立起来了，可是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却并没有什么人给予帮扶和解决。

　　前往东北考察的火车上,邓副总理、一机部周自健副部长，还有方叶三人坐在一桌。

　　只见邓副总理看向车窗外，抽着烟从沉默中突然开口说道:“形势很严峻啊,看了京津两地五家民营企业，没有一家挣钱的,全都在亏本。天津的那个厂,还是区里干部将政策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强逼人家拿钱出来搞厂，其他两个也好不到哪里去，多少都有些强迫的成份,简直荒堂嘛。”

　　邓副总理又说道:“这一次先到沈阳再到长春，我推测那边的两家工厂也差不多，都是当成了政治任务。”

　　周副部长推了推眼镜,提了口气想说什么,但终于还是没敢开口，倒是方叶没那么顾虑,他说道:“副总理,事情已经发生了，您也不必如此生气,再说政治气氛浓厚的情况下,这种事情的发生也不算什么意外,最主要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些民营企业活下来。”

　　邓副总理长吁了口气说道:“这里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厂子办了，但是生产材料难以搞到,政府的计划分配里，也没有相应的分配指标，搞了厂房买了设备招了工人,结果立的是个空架子，这样的民营企业搞起来有什么用!”周副部长见说到具体问题,这才开口道:“首长说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现下计划指标里确实没有划出私企生产材料的分配指标，这个问题不知道南方那边是怎么解决的,但就京津两地的考察来看，问题必须马上解决，否则私企必然举步维艰，现在办了，不出一两年也要倒。”

　　邓副总理点了点头:“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以这五家工厂来说,他们的生产材料，包括生产设备来源,都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设备大多用的是国有工厂淘汰下来的,生产材料也是靠政府从国有工厂调配，说得好听的是调配，说难听点就是施舍!”邓副总理握拳托举起双手说道:“双手双脚都捆了起来，这让私营工厂怎么发展?!”一开始他在长城钟表厂,确实没有多想,觉得旧设备也正常,但是从北京一路看到天津,他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怎么都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设备大多都是国有企业淘汰下来的,材料也是国有企业给的，他稍作思考就发现了中间极不对味。

　　不过方叶倒没有在这些方面多作计较,他说道:“副总理,我觉得旧设备也没什么，能用就成，毕竟新设备投资大，关键还是在生产材料上面,就像周副部长所说,这个问题得尽快解决。”

　　又说道:“政府的作用是规划、制订和实施鼓励性政策，而不是直接干涉工厂的发展,政企不分这是一个大问题,就像现在京津两地的这几家民企，说好听的是民企,其实一切都要听政府的,完全没有自由权,但身份上又跟国企不是一个等级,就实际情况来看，这里面职责不分、权责不明，问题很大。”

　　邓副总理问道:“你担心将来这些民企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但又被地方上随时掐着脖子。”

　　方叶点头:“就现在这个状况,地方政府想让哪个民企活，那个就活，反之则随时被掐死，还连个伸冤的地方都没有。如果这种方式一直发展下去，未来这些所谓的民企,既不能自主,又没有任何权利,即便活下来了,其企业的利润分配他们说了也不算。”

　　邓副总理目光一转，他听明白方叶话中之意了:“你是说,按现在这种方式搞起来的私企,将来会成为不良分子的财产?”“几乎是一定的。”方叶点头道:“民企没有正常的社会身份，完全依赖当地政府活命,但是政府谁说了算?假设某个地方干部要求占民企的暗股,谁敢不给?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就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么简单了。”

　　方叶继续说道:“以同安市为例,全市20人及以上的民营企业目前共有672家,地方干部要是暗股抽份子，那还得了啊，一年得抽上千万，干一年市长、市委书记就成全国个人富豪了，所以说这种潜在的问题若不加以改变，迟早会演变成苏联那样。”

　　周副部长问道:“苏联怎么了?”方叶微微一笑说道:“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不是继承了赫鲁晓夫搞起了‘新经济体制’嘛。”

　　“这个我知道，难道这个政策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大了。”方叶说道:“副部长听听下面讲的情况，您就知道了。一九六九年,也就是去年,苏联工业企业中，工人得到的奖金只占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四,企业领导人获得的奖金却占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工资的一倍到两倍!”“苏联的所谓新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正在成为苏联官员的提款机,以戈米尔玻璃厂为例,据说这家工厂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是他们工资的147.2%。”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国现下的计划体制下，我国企业的管理干部，还不敢对国有工厂下手，但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深入发展，民企开始出现，而这些民营企业又完全看地方政府脸色活着,您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局面?他们不敢对国企下手，民企敢不敢呢?……”

　　苏联的新经济新体制赫鲁晓夫时期就在搞,不过那时叫改革，一直到1965年,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坚持下，‘新经济体制’正在成为苏联的国家新体制,并颁布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

　　这个条例,将过去的‘厂长责任制’异化成了‘经理、厂长全面负责制’,苏联国有企业从原本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变成了厂长的一言堂,企业负责人可以不经过委托就可以企业的名义办事。

　　方叶一番介绍,而后继续说道:“您看,在苏联的这个所谓的新体制下，国有企业变成了什么?完全就是成为私人利用国有企业名义谋取私利的工具了嘛,但是其名义上又归于全体苏联人民，而企业的利润分配、权责已经完全与企业工人和苏联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了。”

　　“苏联人自己搞新经济体制，将国有资产变成了官僚阶级和特权阶层的私人财产，但是呢,他们又不允许别的国家搞自己的经济改革。捷克搞出兵捷克,我国搞就出兵我国,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然而,他们自己搞的那个新经济体制问题一大堆,计划体制和公有制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却在分配上将国有资产毫无底线的侵吞,这和唐代李林甫搞的‘钱柜’改革是一丘之貉。”

　　“大唐的银行明明归于国家,当时国家财政什么的起码还能维持，最后被李林甫一通操作,表面上钱柜还是属于国家，但实质上全变成了私人的,直接造成了朝廷财政更加拮据,最后就是安史之乱。”

　　邓副总理点了点头说道:“你讲的这个历史啊很有道理，我看那苏联现在就是在作取死之道。”

　　方叶也点头道:“深表赞同。苏联的这个新经济体制要是再这样玩下去,迟早其国有资产全都变成了官僚和特权阶级的私产。”

　　周副部长问道:“所以你认为苏联新经济体制,所实行的改革是一场错误的改革?”“基本可以这样说。”方叶答道:“在改革的早期，柯西金所做的一些政策还是有些道理的,对于苏联的经济提升也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这个改革就开始彻底变味了,而且改革的方向、方式、方法都有严重的问题。”

　　“就说1967年苏联化工部搞的那个‘谢基诺实验’吧，苏联人将其吹得天上有地上无,就实际情况来说，苏联人口少工业多，工人数量不足,通过减少企业人员,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水平来实现这一目的,表面上看好像有道理,但实际并非如此。”

　　“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苏联来说,其大方向正确,但是方向片面，方式也不对，减少人员它不应该成为企业的目的。”

　　“企业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这直接关乎企业利润，无论是增加机械化、自动化，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是为了减少人员才实施这样的动作,这是方向片面的问题,从而导致了方式方法又出现问题,且无论减员还是提高自动化水平，这中间又涉及企业成本、合理性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苏联人口少，他们的正确解决方向,应当是大力发展科技型制造业，提高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而后将节余下来的人员,分配到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高技术性行业或科研行业，显然苏联人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将减少来的人员又投入到另外的中低端行业中去做同样的工作,这种做法并不能促进苏联国家技术工业的提升,没啥战略意义。”

　　“第二个问题,改革中的政治化目的大于国家战略，缺少全盘的战略规划,减少人员的同时，,苏联要做的是进—步提高其科技发展水平,提升整体制造业科技水平，应当是有目的，有规划，有步骤的实施,而不是一拥而上，典型的政治决定一切,官本位、官僚思想太严重。”

　　“第三个问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之中,不考虑实际情况，为了人员减少而减少，比如那个试验的那个谢诺基氮肥厂来说,化学制品是一个高密集技术,高成本，高人力的一个行业，没有经过科学的规划,详细的分析，盲目的为了减员，而将工人的岗位进行合并。”

　　“以前一个工人看一台设备,现在一人看两台，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这里面涉及到许多问题,不是像苏联那样简单的给工人一个月加四五十卢布那么简单。”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另一个问题,苏联的这类所谓试验以及其政策,根本就不考虑‘人’,他们将苏联工人纯粹当成了劳动工具,说减就减,也在说明苏联的高层没有将‘人民’真正的放在心里,只是将人民当成了可以随意摆布,随意使用的工具。”

　　邓副总理说道:“他们这样做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方叶呵呵一笑:“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我们纵观苏联成立至今的所有政策,认真的看一看,仔细想—想,他们有哪一项政策是真正将人当成‘人’的?所有的政策都在说要建立社会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实现这些主义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方叶提出了反问，又说道:“无论在任何时期，你得先将人民的肚子填饱了，然后再来创造一个相当公平、公正、法制的社会，让人民能够得到基本的权利保障,在些基础上再来实现各种理想，这是一个基于现实的客观的发展逻辑，然而苏联是怎样做的?”“苏联迄今为止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不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发展,统治阶级将国家变成了冷冰冰的机器，整个国家就像一台由无数齿轮构成的不可逆向前前进的装置，操纵手柄的是上层统治阶级,齿轮就是那些官员,人民就是齿间的润滑剂。这样的国家,我们历史上也有过。”

　　“我们也有过?”周副部长想了半天，但没有想出来,便说道:“秦汉唐?”方叶笑道:“秦朝啊。您看,现下的苏联和商秧变法后的秦朝有啥区别?老百姓随便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至于他们怎么想根本不重要,敢闹事的直接镇压，动辄屠一里,屠十里,结果就是民心尽失，二世而亡,现在的苏联和当初的大秦—样强大，又怎样呢，呵呵。”

　　邓副总理对于历史已经知道了，而周副部长并不清楚，他微微点头,陷入了思索，不得不说方叶讲的这些东西,他以前确实没有这样去思考过，起码在他认识中，苏联是一个与美国一样强大的国家,还从来没想过苏联存在的问题。

第585章 建设时代（四)

　　阳光将白雪铠铠的大地照耀得十分眼,而大地之上，一列火车正沿京沈铁路唯当着行驶在铁路线上，车窗外还是寒冬，而在车厢内，则显得有些燥热。

　　以周副部长的身份,他对苏联新经济体制以及苏联工业的发展情况还是了解不少的,但是像这样扒开来展开颇具视野的分析,他本人没有做过，国内的内参上也基本没有见过,因此当方叶将这些讲出来时，他对方叶的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个人见识非凡。

　　观点消化,使他沉默了片刻,待回过神来后,便用带有请教的口吻问向方叶:“方同志,苏联有哪些么政治家和经济专家，他们难道看不到这些问题吗?为什么不加以改变呢?”方叶向邓副总理和他各递了一支香烟，不过周副部长接过却是没抽,方叶点起吸了一口，组织起语言说道:“这个事情说来就话长了，就个人看法，大致可以分成三层来解释。”

　　“第一层，苏联的联盟制体制的因素。苏联有15个加盟国组成，这个国家本质上并没有中国这样通过强大的主体民族与主体文化的纽带整合国家,而是一种通过政治妥协强行捏合在一起的产物。”

　　周副部长点了点头:“好像确实如此,但这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太大了。”方叶说道:“各个加盟国实则上保持了自有体系，有自己的共和国，有自己的总统和行政体制。虽说在政治上,看似实行的都是苏联整体性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整合体,但实际上内部各自为政。”

　　“苏联无法像中国这样,国家一个行政命令,全国统一行政,各自基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否则地方一二把手必定要吃中央政府的瓜落,批评都是轻的,严重的直接政治生命结束,甚至坐牢，然而这种情况在苏联就完全不同了。”

　　“苏联的主体是俄罗斯共和国,主体民族也是俄民族,但是苏联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统一民族认识，也没有这种思想观念,这种无统一共识的多民族,又使得苏联内部存在民族问题。”

　　“主体的俄罗斯人觉得其它那些共和国和民族,占了他们的便宜，他们拼命工作,结果国家拿着俄国的钱和资源给其它民族，因而心中十分不满;”“而苏联的其它民族,又觉得俄国利用中央共和国的身份,从他们那里攫取资源和利益,国家利益大头被俄国占了，分配不公，导致不满。”

　　“国家联盟政体和民族上都无法真正的形成统一的思想，这使得联盟中央的指令下达到联盟国时,大凡对自己有不利的,心里就不爽,然后采用各种方式阳奉阴韪,如果联盟中央略有用强时,立即矛盾就公开化。”

　　“在列宁时代时,联盟通过妥协获得了联盟成立，这种天生不足的政治体制,使得苏联中央在权力分配上,不得不实行高度的集权体制,要求各加盟国必须彻底服从莫斯科,而作为交换,联盟中央则给予他们经济和物质补偿或交换。”

　　“这样的联盟，实质上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苏联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时,联盟还能保证统一，—旦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联盟必然崩溃，加盟国无论是为了摆脱莫斯科的控制，还是处于自己的利益都不愿再维持这个联盟。”

　　“比如,苏联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的乌克兰，当年的大饥荒让所有乌克兰人都怀恨在心,而他们至今为止,产出的粮食依旧要供应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它国家，他们心里愿意吗?有那么多粮食自己卖钱自己用不用好吗?”“现下的乌克兰，要农业有农业，要工业有工业，而承担的税赋则比较多,他们对于联盟中央心里大概早就不满了，只是现下这种矛盾没有公开化,原因是苏联现下的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从而掩盖了这一矛盾。”

　　邓副总理点头道:“是这么回事,苏联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则不一样,我国是地区发展的差异,而苏联是民族地区发展差异,国家民族思想又不统一，这个问题就大了，一个搞不好就要出大乱子。”

　　方叶笑了笑:“苏联内部问题多多啊，所以我才说，他们没有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经验，中国能有今天，这是祖先一代又一代不断努力的成果。”

　　“就说我们现下的土地吧，在明朝时，幽云十六州、云南这些地区脱离中央控制几百年了，大明花了两百多年的不断努力，花费了无数代价，移民几百万，才将这些地区控制了下来。”

　　“而辽东地区到清代时,大清王朝早期开放了23年内地移民到辽东,但随即禁止,搞了个龙兴之地，一下子将明朝两百来年的努力付之一炬,他们不允许关内人到关外，关外人也不许移到关内,还不允许藏地与内地除官方之外的任何交流,用国家手段限制开拓。”

　　邓副总理放到嘴边的手停了下来问道:“还有这事?”“确是如此啊。”方叶说道:“我们今天能够这么顺利的控制东北，还是因为闯关东啊。”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后，清政府为了保住‘龙兴之地’不被沙俄占据，无奈之下这才开放了东北移民，大量鲁、豫等地的汉民由此浩浩荡荡闯关东,同时又有晋、陕、冀汉民走西口,打通了与蒙古地区的交流,否则东北和内蒙恐怕现在就不一定属于中国了。”

　　邓副总理说道:“近代以来,沙俄和日本对我国的伤害最大，其中沙俄更大。”

　　方叶点了点头说道:“继续刚才的问题。第二层是苏联的内部政治因素，斯大林上台后为了控制权力搞的那些特权不用多作解释，国内这方面的学术和批判文章已经不少了，过去赫鲁晓夫曾经短暂改革和取消过，但是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又加强了，特权重新回归。”

　　“特权的再度回归，使得权力开始异化，国家权力已经不再属于人民，而归于了特权阶层,当权力被垄断之后，腐败就此在苏联内部大规模滋生。勃烈日涅夫的几大爱好，名贵酒、钻石、豪车、猎枪，他的夫人每次到捷克，都会私收大量贵重礼品。”

　　“啊~~”周副部长惊呆了:“这是真的?这些情报你是从哪里获得的?”方叶回道:“这种事在现下的苏联可能还算秘密,但在西方世界稍微有些信息来源就会知道,并不是什么秘密。”

　　他的话说完，邓副总理再一旁点了点头，周副部长见此,便知道这是真的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苏联居然已经开始变成这样了，苏共总书记带着贪污,这还得了啊。

　　方叶说道:“勃烈日涅夫是个爱享受的人,而且在权力任用方面也十分的任性，与他关系好的一力提拔,不管能力如何,而同他关系差的则被边缘化,如此这般上行下效之下，苏联的官员正常升迁体制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

　　“接下来是第三层，也就是周副部长刚才问的，苏联的高层和那么多经济专家看不到吗?实际上所有人都看到了，但那又怎样?而之所以如如何,主要涉及两个原因。”

　　“—是苏联对于自身的制度过于自信,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认为自己创造的制度就是唯—标准,谁也不能反对，谁也不能更改,思想僵化保守。”

　　“苏联从1965年开始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突破既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不足，所以这是一场带着镣铐进行的改革。捷克看到了苏联改革，于是也想改革，但他们的改革触及到了上述两条，苏联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忍容的,所以出兵侵略。”

　　周副部长明白了过来,他说道:“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去年进行了调整,允许私人创办工厂，这突破了全民所有制，而且明确划定了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时间表,这同样触及到了苏联人认为的根本性制度利益，所以出兵侵略我国!原来如此!”方叶点了点头,继续说道:“第二个原因，苏联的决策分裂，且不是从经济和科学逻辑客观分析而达成的,他们只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决策。”

　　“苏联人没有宏观经济的思维，内部管理是分割成—块一块的，比如农业由书记处来管,地方上则由第一书记来负责;工业和建筑由部长会议领导分管;同时工业中的国防和航天又归军事委员会来负责,军队内部的投入与产出基本没人了解。”

　　邓副总理吸着烟说道:“这也有什么问题?”方叶回道:“这种块状的管理方式,使得国家中央根本没有垂直管理机构,看似集中实则权力分散了，大家各管各的，没有统一的规划、协调与管理,带来的问题就是缺乏战略决策,各自为政,从而影响了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整体规划与发展。”

　　邓副总理抬笔记了下来，说道:“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我国现在体制基本还是苏联式的也存在这些问题,比如七个机械工业部就各管一摊,相互间难以形成联系，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

　　方叶点头道:“确实如此，但我国前期因为工业薄弱，也确实需要各管一摊来发展,这时代的需要,不过接下来可以进行一些改革了，考虑到机械工业仍要发展，可以将一机部、农业机械部、仪器仪表总局、机械成套设备总局合并成机械工业部，以此来统一规划和管理。”

　　邓副总理又提笔刷刷记下说道:“这是个好建议，我国工业发展了这么多年,若要进一步提高,机构整合是必然的一个举措。”

　　两人的交谈,让一旁的周副部长，心里直发毛，要知道邓副总理现下可是国务院二把手,又负责新发委工作,而这个部门就是搞改革的。

　　只到两人交谈完,周副部长才问出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他问道:“方同志,刚才你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问题,但这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性制度,捷克为什么要改变呢?”周副部长并没有用直接问我国为什么这样做，他用这种技巧性的话术,试图从方叶的观点中得到一些答案,他所问，方叶当然听出来了弦外之音，但还是给予了回答。

　　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全民所有制存在的不足,方叶—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最后说道:“…总结下全民所有制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从管理角度来看,党委会、工会、职代会三个层级看似非常完美,然而这种‘三会’治理模式,实际上决策效率低下,缺乏现代企业高效率决策能力，同时缺乏战略规划能力。”

　　“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管理干部来自于行政体制,各级干部也都有事业编制,实际上这不是一家正常的经济营性企业，而是一个官僚机构。”

　　“官僚的一大问题,就是程序性高,体制流程恒定,变动少，这使得企业面对市场的生存和反应能力都极弱，同时企业在这一制度下,结构也比较单一，难以扩张。”

　　方叶举例道:“比如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需要新建一个厂区，要走行政流程,各个部门盖章，从上到下，决策一个月能搞定就非常快了，三个月半年都正常，而那些高技术的研发投入，其项目审核时间就更长了。”

　　“再比如，过去三会管理模式,这种涉及到企业战略的决策,需要通过三会决议，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些涉及到商业机密，甚至是国家战略技术机密的研究，不可能向职工公开,否则就要泄密,这个程序是确定的,企业若绕过去就是违规;而且一旦研究失败,就要承担损失国家财产的责任。”

　　方叶问道:“那么问题来了,周副部长,您要是某家国企的一把手，您敢冒着丢官帽的风险，做出这些主动吗?”周副部长想了想，摇起头来:“大概不会这样做，毕竟这影响个人政治前途。”

　　“您看，您说的就是正常人的心里话，谁会这样做呢?”方叶又说道:“就比如华昌，我们承担着国家半导体和计算机领域大量高级技术的研究，如果采用‘三会’模式，外国人甚至都不需要收买我们的高层,他们找几个职代会工人一打听，就知道我们的下一步企业战略决策是什么,企业核心机密根本难以保障不泄密。”

　　“而企业的这种决策,关乎的是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一旦泄密,国外的竞争对手就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能立即提出针对性的对策,而我们的决策又慢，到时等对手已经搞出了比我们更先进的技术,而我们内部还在开会研究,到对手领先后,又开始了相互甩锅,逃避责任,以免影响政治前途，一家企业内部这样，还怎么发展。”

　　这话让周副部长哑口无言，他问道:“一定要改吗?”方叶则是点头道:“是一定要改的,除非我国一直像现在这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如当年的大清一样,最后被西方人再一次打上门来。”

　　方叶又说道:“全民所有制实行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国现下的工业发展水平依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连印度都不如。”

　　“印度现下的汽车制造业就比我国先进,而我国之所以仍旧落后，其一是现的企业体制已经不满足发展的需要,其二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困境。”

　　“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而在计划体制下，分配也由国家决定,资源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利润除国家建设需求外的部分,也主要分配给了干部、事业单位和工人阶级群体,广大的农民和一般城市居民获得分配极少，社会消费市场做不起来，企业也就难以发展。”

　　“如果要进一步分配,那么就必然要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蛋糕,且只有将国家总财富的蛋糕做得更大，才能有更多的分配,而不是一直进行计划管控。”

　　“现有的这种管控模式下，社会的阶级分化不是越来越小，而会越拉越大,最后城乡二元对立，社会阶级对立等问题。”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能分蛋糕,那么农民和其它阶级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工农联盟还要不要?”“再说句不客气的，若国家财富的主体分配阶层恒定，他们是人,那其它阶级是不是人?农民就活该只能种田?农民就没有权力吃面包?城市里人出行坐公交车，农村就活该步行?所以一句话说到底,欠了农民的迟早要还，你不还农民会直接扛着锄头来找你要,只是那时情形就不一样了。”

　　邓副总理叭叭抽着烟,问道:“城乡二元化导致的城乡差距已经到了那么大了吗?”这话周副部长没听明白,但方叶知道问的是什么，于是说道:“那可不，现在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德黑兰城市里的大楼越建越高,直插云宵，城里人衣着时尚、美丽光鲜,街道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繁华似锦。可农村呢?出行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农民住着破土房，终生困于田地,缴纳沉重的赋税,阶级分化严重，国家分配严重不公,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认为，我国现下的分配也有问题?”周副部长问道。

　　方叶点头:“那还用说嘛,1958年的户藉制度就是城乡二元化的开始，从那以后农民就只能种田了,好在当时国家发现了问题，及时进行了纠正,属于个体户的存在,给广大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开了窗口,否则我们现在看到的城乡差距还会更大。”

　　周副部长想了想说道:“那么,现在允许搞私营企业，又是开了—条新路子。”

　　方叶依旧点头道:“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有限,而农民基于户藉限制又没办法有更多的途径来改变家庭经济条件,国家不给他们一条新路，那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农民就这样一直种田，一直贫困肯定不行啊,而私营企业就可以向农民招工，所以这条路子是必须走的。”

　　“—个很简单的经济逻辑，以南方农民为例,假设五口农民家庭种七亩水田，现下的亩产丰年能收约1万斤粮，国家正税加地方摊派、附加、集体建设等,约收取30%到40%，按最低也就是大约三千斤，剩下约六千余斤。”

　　“扣掉家庭留粮,牲畜饲料粮,大约还有三千五百余斤，每斤粮统购统销价0.21，因此富裕之家，家庭年最高收入730元左右。”

　　“固定开支方面:每亩田现下要施约15公斤化肥,每公斤约3.5元，国家补贴后也要2.8元，加上农药、农具等其它方面，需支出约230元;家庭其它硬性支出按一百元算,节余四百余元,这就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了。”

　　方叶这是按最完美状态计算的,现在人口增多了，南方地区，五口及以上之家最多七亩水田，年总收入含地里的收入，大约在550元左右。

　　这个收入水平，比历史同时期已经高出四倍余，北方地区的农民家庭收入也高出了两到三倍,即便是大西北地区中等家庭的收入一年也有两百多元;客观的说,中国农民现下的生活水平已经与历史上完全不同了，特别是南方地区农村普遍富裕了起来。

　　农民收入的改观,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国内市场猛然增大了起来，农村对于初级工业品的需求量呈现出几何指数增长，这使得全国的国家企业都迎来了美好时代，订单根本做不完，以热水瓶为例，全国一年生产三百余万只，根本不够用。

　　爆发式的市场需求,使得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产，初级基础钢铁制品如:热水瓶、茶缸、铁锅、烧水壶、门锁、合叶等;中级产品如:自行车、裁初机、家具、香皂、护肤品等;高级产品像黑白电视、收音机、冰箱、彩电、录音机、随身听等都在扩产中。

　　工业品需求的增长,又使得机械、机电、电子等民用机械、电子设备行业大规模的增长,整个国家的经济雪球,在不知不觉中越滚越大,中国市场的增长，立即引起了海外投资者贪婪的目光。

　　五年前时,国家统战部门、外交部门到处邀请华人华侨归国投资,那时他们还在担心会出什么变化,因此企业不敢搞大了，但是随着一批人成功上岸，吃得满嘴流油，现在形势反过来了。

　　南洋和西洋的华人华侨，要么公开,要么悄眯眯的到大陆来投资，海外投资从1964年只有两三家,现在发展到了几十家,企业规模从开始的几十人,到现在最大的已经发展到了近千人，这些企业还在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相信用不了几年，海外在华的大型企业就会出现。

　　方叶对于现下农民的收入情况很不满意,但是邓副总理和周副部长却不这样看，自从新集体体制改制以来,老百姓的生活那是一年上一个台阶,现在全国那里不是在唱赞歌,上到中央下至农村农民都非常满意,毕竟生活翻天覆地变化是所有人都看得见，也体会得到的。

　　以前即便是南方地区的农民,破衣褴衫十分普遍,但现在年轻人身上基本看不到补丁上补补丁了，即便打了补丁的衣服,也修整得很好看，开始注重美观,农民冬天开始用起了护扶品，上海的百雀羚，以前那可是城里人才用得起的,现在农村也同样普及了开来。

　　放在五年前,农民买自行车、缝幻机,买收音机、电视，那简直不敢想象,而今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家庭,修了新房子，添了新家具，而后又买起了家电,这样的日子谁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