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摆地摊 第426章

　　更关键的主席的长子跟在方叶后面工作,这个人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像神—般的存在，但他为人却又很低调,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家企业的董事长，属于阶级不靠谱的一类存在，但黄省长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难道方叶就是王岩?黄省长看着手里的文章陷入了思索，他越想越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一切证据都在指向方叶，从同安当初还是示范县时，国家派来的经济顾问，到后来新发委的成立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其中借鉴的许多方面,不就是同安搞的‘一般性市场经济’嘛。

　　“老黄!”桂书记见黄省长盯着文章在发愣便喊了一句。“噢。”黄省长回过神来,随即点头道:“我就在想这篇内参的事。”

　　“你怎么看?”“我同意你的看法，这篇文章不得了啊。”黄省长接着说道:“这篇内参文将世界各种经济制度剖析得非常好，看完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黄省长话不说通，他没有说支持还是反对文章中的观点，只说自己读后受益匪浅，桂书记略略点头道:“确实，如果真如这篇文章所说,那么可能现有制度的一些方面确实存在着不足。”

　　黄省长见他这样说,这才说道:“现有经济制度确实更像是一种战时制度,而我国经过多年的建设，现下国内环境早已经平稳了下来,各项事业都在长足进步，全国工厂已达21万余家,各类资源开采,如石油、煤碳也都不缺的,粮食、棉花产量也都取得了翻倍增长,虽说这些年人口也在增长,但就但资源总量来说,若合理的配置,应当是能够满足全国需求的。”

　　“问题就在这里啊。”桂书记说道:“1967年全国煤碳开采量已达3.5亿吨,石油产量也提高到了3900万吨,汽车年产量突破20万辆,各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增长,但是国内经常出现短缺,而且还是一般工业品短缺,这实不应该，我看问题就如文章所说,资源错配是根源。”

　　黄省长点了点头:“全国其它地方我不清楚,但是就省内的情况看,王岩的文章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若认真的想一想,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得了。”

　　“你是说，省内也是如文章中所说的这样?”“几乎一模一样。”黄省长说道:“全省资源配置最为合理的地方恐怕要数同安示范市了,其次是庆州地区，而除庆州外的全省其它地区，这些问题都比较突出…。”

　　黄省长讲述起了省里的情况，庆州地区现在虽然上级还在对其进行计划，但这个计划只是提供资源分配,作为中央成立的示范地,他们实行的是一般性市场经济,而省里并不能直接进行干涉，因此庆州向省里上报需要多少资源，省里都会尽最大程度进行满足。

　　而且庆州地区他们要规划发展什么，省里除了政策给予支持外，同样不能随意插手干涉，就从实际情况看,庆州现在更像是一个‘特别经济行政区’，他们将报告打到省里，省里了解后再递交中央,最后经新发委递送到国务院批准，省里并不能随意否决庆州的政策。

　　庆州示范区从一九六四年成立至今，刚好四个年头,除开同安市外，庆州其它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达到了17%,按照这个趋势到1970年时,庆州地区的生产总值就将翻一番，别的不说，就庆州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在全省排到了第一。

　　同一个省内，采用了不同经济制度地区的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生活水平就完全不同,孰优孰劣其实也不用多说了，黄省长作为全省的行政主事人，他一路看着庆州的发展,体会也是最深的。

　　相对应的,庆州外的其它地位，随着国家新经济政策以及农村集体制度的实行，日子也比此前好过太多了，但依旧不能与庆州相比。

　　农业机械化、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工商业发展，甚至连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不能与庆州地区相提并论，至于民营工业，同样只有庆州有，全省乃至全国其它地区都是不被允许的。

　　以同安市为例，1960年以前，该地区的民营工业还不值一提，占据全市工业生产总值不足2%，然而到了1964年，就已经迅速的提高到了11.5%。

　　从1965到1968年，三年内,又增加到了20%，如果抛开华昌的话，那么同安的民营工业生产总值，已经是当地国有工厂总产值的一倍有余,并且仍在高速增长当中。

　　黄省长不知道已经跑过同安市多少次了，平均下来几乎每年跑一次，市里的发展确实十分令人震惊,市里的两个镇子,已经发展出了集群式作业,开始出现生产分工,你家做这个,他家做那个，相互配合发展。

　　其中一些作坊主脱态,创办起了民营工厂,从几十人到几百人都有,而全市最大的一家饰品民营制造厂，已经有职工两千余人，完全盖过了当地国有企业的风头。

　　全市小五金厂、小饰品厂、肥皂、制衣、钮扣、纺织、塑胶、小型机械加工、修配、食品加工、电子厂等等等国有、民营、集体工厂七百多家。

　　一个人口不足六十万的县级市,拥有各类工人10.5万余人，还不包括数以千计的作坊,全市从事工业生产人口约12万，这使得全市服务业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近五万人从事服务业，人口根本就不够用，因此吸引了周边几个县大量外来人口，又进—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1967年全市一般公共财政收入9亿元，是庆州其它地区总和的230%，同安市GDP工业生产总值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可以说已然是全省的钱袋子，因此财政税收结算直接被划到了省里,除上缴中央财政外，其余的双方五五分,并各拔一成给庆州地委。(地、市、省，约定二、四、四分账)。

　　其实桂书记早就怀疑王岩就是方叶了，毕竟他是文化人出生，心思更加细腻,不过这事涉及机密，他也不好多说，于是便说道:“看来，中央是有意要动一动计划经济体制了。”

　　“这个还不好说，除非中央有明确的指示下达,否则不好妄自揣测。”

　　桂书记点了点头,他在安徽已经待了十九年了，其和黄省长一样，一路看着同安发展起来,对于那里的许多政策可以说相当的熟悉，就他个人心里想法,如果可能他会第一时间将庆州的一般性市场经济体制推行到全省。

　　要知道,1949年时,同安县GDP不足一亿元，财政收入只有0.15亿,而一般性市场经济在同安实行仅十四年后，财政收入翻了60倍,GDP现在为28亿，翻了27倍,这是什么概念?现下全省的GDP是120亿,若采用同安市的经济体制，那岂不是说可以翻到3200亿?

　　别说翻27倍了，就是十倍那也是不得了啊,若全省GDP能到1200亿,不，那怕1000亿元,按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算,那时全省人均GDP将突破两千元，妥妥的富裕省份,想到这里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觉得或许可以借此机会给中央上个书。

　　回到办公室,桂书记坐在椅子上沉思良久,最后还是决定先给方叶打个电话探探底,他知道方叶对于上层的一些动向比他更要清楚。

　　北京分总部办公室里，一阵钉铃铃的电话声响起，正在审阅文件的方叶搁下钢笔,拿起了电话，就听里面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老方啊，我桂林西。”

　　“桂书记您好,您这大忙人，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请问有什么指示啊。”方叶笑着说道。

　　桂书记笑道:“哪来什么指示，就是最近有些思考，想与你探讨一下。”

　　“书记您说。”

　　桂书记说道:“是这样,同安市去年的财政税收已经上缴到了省里,同比1966年，财政收入增长了22.7%，已连续四年增长超过18%，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比建国初翻了几十倍,我在想同安实行的一般性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证明是有效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全省推行呢?”“您的想法是?”方叶似乎想到了什么。

　　电话中沉默了两三秒,才听桂书记说道:“曾同志卸任后，中央信任让我接任了这一职,我是深感责任重大啊,要发展地方经济,除了做好全省工作外，一个好的制度更是其中的关键，因此我想向中央提一些个人建议。”

　　方叶听明白了，他连忙说道:“书记，您现在方便吧?”“请稍等。”省委办公室里桂书记起身将门给反锁了，回到座位拿起了电话，这才说道:“老方你说。”

　　都是老熟人了，知根知底,方叶也不再打什么哑谜,而是直白问道:“书记，您是因为看了内参文，想给中央上书在全省推行一般性市场经济吗?”桂书记一怔,他现在可以肯定方叶就是王岩了，这样的机密内参，以方叶的级别是不可能接触得到的，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文章就是他写的,当然也不排除,他的身份特殊中央给他一个资格，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存在但比较低。

　　“是的,我看到了那篇内参，所以有了这个想法。”桂书记回道。

　　“我建议您，还是不要上书为好。”方叶说道。

　　“这是为何?国家不是有意要调整计划经济体制吗?”桂书记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政治站位的时机。

　　方叶自然明白桂书记的心思,他还是说道:“您还是不要写的为好。另外接下来,无论是否有人用这篇内参文做文章，您最好都不要轻易表态支持或反对，现在时机并不成熟,我能说的就是这么多，希望您谅解。”

　　呼~桂书记大呼了一口气，他握着电话点头道:“多谢提醒,还好给你打了一个电话。”

　　方叶笑了笑说道:“您这话说的,这些都是个人看法，当不得什么感谢的。”

　　桂书记也轻松了下来，问道:“打算几月回省里看看?”方叶看了看桌上的文件说道:“下个月要回去检查集团工作，预计要在省里待段时间。”

　　“好，等你回到合肥,我请你吃饭。”

　　“那感情好，又得让您破费了。”方叶笑道。

　　桂书记乐呵一笑:“你老方可是省里的大功臣，我这书记刚上任不久，忙到现在也没能请下你这位功臣…，那就这么说了啊。”

　　“行行，一言为定。”方叶这才放下了电话，随即若有所思了起来。

　　看完这一期内参文王岩的文章后，在思考的不只有安徽，其他省份的高层也在思考，大家都知道王岩不会无地放矢,他的文章能上这么高等级的内参，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政治动向，因此一些在思考着中央是不是对当前计划经济制度要调整的心思,而更多的则在观望。

　　同时,中央高层里,因为也因为王岩内参文的出现，一时间变得非同寻常了起来,部分同志开始私下彼此间打探了起来,不过大多数也并没有打听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这其中高冈就是之一。

　　他看完内参上王岩的文章，一连思考了两日，最终还是没有想明白这究竟是主席的意思,还是少其主席的想法，于是便借机向总理打听了起来,不过总理是何人,高冈怎么可能从他那里打探到什么，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让他失望的。

　　又打探了一圈，别说还真让他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就是在上个月，总理将陈、李二人叫到了西花厅，谈了一些关于计划经济的问题,但具体谈了一些什么无从得知,不过有这些消息就够了。

　　在他看来,若中央真要取消计划经济,那么受损失的人就多了，第一个就是计委，这项工作一直由李副总理在负责，他是首当其冲。

　　一日晚,高冈驱车来到了康升家中，二人谈起了内参文的事,他对康说:“这不知道是老头子的意思,还是刘的意思，但刘的可能性最大，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康升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明年就是新一届选举之年,正常来说刘肯定是要下的,那么竞争新一届主席的机会就来了，他康升自然没这可能,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林的声望最高,过去主席也曾经说过,将来让林上，而总理一职的竞争人高冈的机会很大。

　　现在党内，刘邓是一派，他们一直想搞什么新经济政策，为了突破限制,不仅搞起了单干,还一步步的向计划经济制度发起了挑战,就从这篇内参文看,他们终于等不及了，就康升看来,刘想在卸任前,将这件事坐实，那么他那一派的人就可以继续留在上面了。

　　他康升和刘不是—派的,他与林、高是一派，如今林是军委二把手,主席之下他最大，军内有一班子拥趸，而政界势力如今也不算薄，高冈拥护，他康升也在暗中拥护，就这个局面来说，一旦林上位，高接任总理一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不过高也有自己的对手,那就是邓，自62年邓回到中央后,很快就成了周的分身，周外出访问时，国务工作都由邓代替,俨然已是国务工作的事实代理人,不过邓与林二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主席曾让邓去见林,让他们二人携手工作。

　　邓听从了主席的要求去见了林，只是二人一场见面下来，邓只说了六个字‘桥归桥、路归路’。二人在延安时期,一个负责军事，一个负责政治，事实上除了工作并无太多交集，一直到后来，他们二人虽都在中央工作,但平时见面和交流都极少。

　　二人性格不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作风和方式上，二人完全不同,林喜欢搞自己的派别,，特别喜欢拉拢军内的关系,这种山头主义、军阀思维邓嘴上从不说，但心里最是看不惯，两个从性格到行事作风都迥异的人自然很难走到一起。

　　而邓与高二人的关系,那其实并不复杂，当年五马进京后，邓一直很低调,埋头做好自己的事,而高却不同，他非常高调，到处拉帮结派,住所整日车水马龙，曾经一度还想拉拢邓,然而邓自然不会与他合谋。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高的那些阴谋早已被洞悉，主席抬手轻轻一挥就给扫了,但主席惜才还是给了高一个机会，让他去陕西当省委书记，这一待就是几年，等他和邓二人都再次回中央工作后，无论过往历史还是现下政治，邓都已是高的死敌，且没有缓和余地的那种。

　　高、康二人表面上是‘保毛党’，实则已是林党，这一点不用别人说，主席也早已知晓,政治的事情说起来复杂,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贯穿始终的其实只有两个字‘争权’!

　　历朝历代，无论怎样的政权,拥有多崇高的理想都避免不了，区别就是这个争权是为了自己或自己一派,还是为了实现理想从而需要权力来支撑,相比较来说,在这方面刘邓一派要比林高一派有理想得多。

　　历史上，刘与主席的争论，表面上是因为争权，但说到底其实还是路线的问题，主席和刘都要走自己的路线，二人因此产生了争论，一直到六四年，事情发展到了颠峰，在大会上，刘不让主席发言，而主席就只能坐在那里干看着刘讲话，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无法缓和了。

　　为啥会发展成这样?这一切其实早已定下，49年刘从东北回来，发表了关于‘富户’的观点，他认为富户可以允许存在之时,就已经说明他与主席的观点不同了，到了58年，主席要搞公社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党内都有着不小的反对声，但主席一体坚持，刘及中央只得退让。

　　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通货膨胀接连发生，到了六一年，刘站出来给主席解围,说当初要搞那些政策是中央集体通过的决议，因此这是中央的责任,而他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当时主席站出来承认自己在其中应承担责任。

　　还是那一年,由于走重工业化路线，导致农业发展不足，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同志,对毛的路线和治国水平产生怀疑，因此就有人站出来,说应当分田搞单干，这其中主席一度认为的地方心腹曾席圣呼声最大，这让主席十分的伤心。

　　正是五八年后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刘和主席的路线分歧越来越大，刘觉得主席的那套国家建设路线不行,应当按自己的来,而主席则坚持自己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二人由此杠上，—些人开始站队，—直杠到了六四年终于到了决‘胜负’之时。

　　那段时间主席是非常难受的,他讲的话一度没多少人真心听进去，主席明白了，他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不能让江山变色,刘的那一套最终必然会演变成资本主义形态，是行不通的,但他手中又没多少人可用，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广大人民。

　　文革发生的背景十分复杂，不是简单的要打倒谁，它是关于路线的,崇高理想的,但是主席万万没有想到,他打下去了一波人,却迎来了一群野心家，这些人与刘完全不同，他们要搞的是派别集团利益，根本就没有多少理想。

　　主席将这一切都看出来了,于是他将一件事透露了出去:‘国家未来的接班人，不能再是军人，否则就成了军政府’，当这个消息传到林的耳中之后，林整个人都憎了，林的接班理想就此破灭,而后便纵容家人和集团成员准备干一票大的，至于后来发生的事，自不必再多说。

　　康升吸着烟,想了一阵对高说:“无论是不是老头子的想法，这件事都不能成为他的想法,破坏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破坏革命，破坏社会主义道路。”

　　“你的意思是发动对这篇内参文的批判?可是这是内参文，没有下发到省部级以下。”高冈说道。

　　康升眯起了眼,说道:“在哪一阶级就展开对哪一层级的批判嘛。”

　　“你是说,也发内参文?”高冈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毕竟内参文可不是想上就上的，那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康升弹了下烟灰,说道:“那是后面的事，先把调子升起来,将‘反对计划经济制度,就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风声放出去,先在高层内制造议论，看看上面是什么动向，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借此机会也可以看看，哪些人支持计划经济，凡是支持的都可以拉拢过来。”他接着又说道:“富椿是计委一把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争取将他拉过来,这样实权的副总理,加上你，就有三个人了。”

　　康升说的三人,分别是高冈、谢福至，而另一个自然就是待争取的李富椿，至少就目前的形势分析来看,高冈是认可康的观点的,他自己也已经想到这一点,不过最后李是否会接受还未可知，但机会确实很大。

　　四月份，方叶从北京、上海一路回到了安徽,开始上半年对集团各公司的巡视检察工作,而就在这个月,远在千公里之外的京城，一个‘党内上层隐藏着―个资产阶级路线反动集团’的风声在上层流传了开来。

第557章 风起（二)

　　流言的传播总是很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层中的政治气氛也变得越来越诡异,无论是高级首长还是下面的办事员们，都感受到了这种特别的气氛,对于嗅觉灵敏的人来说，他们又都感到，恐怕一场风暴又要来了。

　　但这些流言便没能阻止对于现有经济体制的调整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四月下旬的一日,计划委员会与财经委员会并新发委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针对全国部分行业计划性生产体制的调整方案》。

　　该方案对全国32个工业大类，80个工业中类，200个工业小类进行了全面复核与研究，最终选择了纺织行业、服装鞋帽行业、印染/基础日用品化工业、小五金行业、小饰品业，共计五个行业实行解除计划生产指标限制,并由企业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西花厅里，总理翻了翻报告,便向坐在面前李富椿、陈芸和邓晓苹三人说道:“你们提交的报告我已经看完,记得之前说的是选择一些国有企业解决其生产指标限制，但这份报告一下子变成了五个行业，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

　　李副总理向陈、邓二人看了看,回过头道:“—开始我们想的也是选择一些企业，但经过调查和研究后发现若只解决这些企业的指标限制作用不是很大。”

　　“如何说?”“现有的计划生产模式下，一个企业的上下游都是按计划指标来实行的,若只从其中把某个企业拎出来解除其指标限制,但上下游企业仍在实行,那么这个企业的自主生产仍然会受到上下游的极大制约,这样的指标解除意义不大。”

　　总理想了想又问道:“所以现在你们的方案是，将整个行业的计划生产体制全部解除?”李副总理点头道:“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以毛巾制造为例,纱丝、纺织、印染的计划全部解除,这样一来,除棉花这样的原材料外，整个制造业上中下游就全部打通了。”

　　“那个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是什么意思?”总理再次问道。

　　李副总理没再回答,而是扭过头看向了晓平,就见他解释道:“总理,事情是这样的,但企业的国家生产计划指标解除以后,其企业事实上就是自主生产，但在经营方面，仍旧由国家供销社批发公司负责。”

　　“国营商店直接从供销社批发公司的仓库拿货，价格相对于个体户要便宜一些，并且销售指标大多数时候也是优先供应国有商店,这使得个体户的指标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指标分配不均。”

　　总理眉头一蹙:“这个问题有多久了?”“从62年个体户全面解禁以后，一直实行的是这种分配制度。”邓副总理继续说道:“由于这种分配不均,使得个体户为抢货，就会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找关系走后门,向供销干部行贿等,而且其零食价格往往比国有商店高20%至50%,一些紧俏货的价格会高更多。”

　　陈芸接过话说道:“国家生产指标有限制,而老百姓需求在不断的增长，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供需失衡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并且还有一些比晓平同志所述更恶劣的情形出现。”

　　“比如一些国营企业仓库里堆满了在城市卖不出去的货物,但是农村市场应当是有很大需求的,可是供销批发公司以市场销售困难为理由，由不再接收这些货品，而个体户想要却又没办法直接对接国有企业搞批发,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晓平同志赞同的点起头来:“是啊,就如陈芸同志所说，而且各种现象都有,究其原因就是现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走向教条化。工厂想卖卖不掉,供销公司又被动销售,而主动销售的个体户又拿不到货,所以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看法，是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堆积的货物在农村地区是有市场的，但是供销公司不愿接手。”

　　晓平点头道:“不仅在农村地区，许多货物就是在一些稍偏远的地方也能卖得掉,或者南北方各自卖不掉的商品，都可以通过个体户来实现异地销售,但是现有的制度下，给这种基层销售设置了障碍,导致货物流通困难。”

　　“除此之外,还有物流运输的问题。”晓平说道:“全国个体户或个体批发商的运输渠道不完善,这些个体商们要找个车子运货，那是千难万难,手续十分繁琐。”

　　“如从一地运货到另一地，先要带上批发指标证明、各种发票、接收地证明,而后在批发地找管理单位开证明，最后再到运输公司，公铁路运输的需求证明又各不相同，这中间哪怕一个环节资料缺少就运送不了,且即便手续齐全,国营运输公司优先排的也是公家的运输。”

　　这事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自接受私人运输以来就―直如此，当初就连同安这样的示范市都这样,最后还是市里调整了政策。

　　所有的运输申请包括其证明全部取消,有运输需求的个人或单位，不论公私,一律平等，一律按照市场准则办，市里又增购了大量的卡车,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但这只是在庆州地区，全国其它地方该咋样还是咋样。

　　一个体户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将运输申请搞到手，到了国营运输公司，人家直接甩脸，甚至没有任何理由的一句‘等着’，你就只能等着，什么时候能运天知道，敢多问一句良心好的让你站一边凉快去，良心坏了的直接将运输申请作废，旦凡有一点权力，就能发挥到极致。

　　现下全国卡车保有量大约160万量，全国2200多个县，平均每个县不足730辆，运输工具紧缺也确实是个问题。

　　作为国营运输公司来说，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在现有制度下，不优先保障国家单位的运输,而先照顾私营运输，真要上纲上线的说，一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帽子下来,也不是不行的。

　　总理思索道:“我记得去年全国的卡车生产已经达到了18万辆，全国各类生产共计21.7万辆,这个产量应当是够的，怎么还会缺车呢?”晓平立即将全国卡车保有量和平均分配量向总理进行了汇报，而后说道:“平均下来每个县有720辆,但实际上这种分配并不是均匀的，比如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卡车就相对较少，边远暂未通公路的地区不说,个别县全县加一起都凑不起一百辆。”

　　一辆卡车，售价一万多块，一百辆就是一百余万，这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县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晓平的话还是说得保留了，在西南和西北的一些贫困县别说一百辆,五十辆都凑不齐,动输还在靠人力和牲畜,而经济发达的地方卡车则是其的几十倍。

　　晓平同志继续说道:“今年全国卡车计划生产辆要减产，削减到12万辆，而实际情况却是许多地方的动输车分明是不够的。”

　　这个事情总理是知道的,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做出了减产的指示,至于原因自然很简单，市场‘饱和’了，但事实真的饱和了吗?当然不是了，现下全国物流主要靠陆运，南来北往运输的货物那么多，卡车根本不够用，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投入太大,很多地方承担不起。

　　晓平的话让总理三人皆陷入沉默,生产量过多就减产，而后精减人员,这都是常规操作,那些减下来的工人要么在城市自谋生路,要么回去农村继续种田，等到哪天再次扩产，又将他们再招回来,如此反复,导致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生产稳定性也就难以保障了。

　　“不减产也不行啊，生产出来又卖不掉。”总理叹息着说道。

　　晓平说道:“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庆州，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说说看。”

　　“同安市采用的就是公私运输结合的方式，既有国营运输公司，也有私营运输公司,而且个人买车也可以跑运输,几乎不作限制,只要能买卡车,申请到营运证，就可以进行货物运输。”

　　“目前同安市有公私营运输卡车3200余辆,不仅解决了发地运输,而且还为其它地方提供运输服务。”晓平说道:“所以我的想法是,能否借鉴这种模式,在全国搞物流运输公司。”

　　陈芸说道:“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有物流运输,还要有仓库吧,要搞全国物流运输,不敢想象这得需要多少钱。”

　　晓平点头道:“确实不是一笔小花费。就这个问题,我在安徽时与华昌的方叶同志进行了交谈，他认为可以在全国物资比较集中的东北、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建物流运输公司，先解决运输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然后再往其它地区扩展。”

　　陈芸还是摇起头来:“投资太大了,而且效益如何也不敢保证。”

　　总理沉吟片刻,向晓平问道:“方叶同志有没有搞这个物资运输公司的想法?”“这个事情我问过,他说华昌是搞高新技术的，跨界搞物流运输,不仅投资成本大,而且回报时间长，因此兴趣不是很大。”晓平说道。

　　总理说道:“但是若扩大全国国营运输公司规模,问题依旧解决不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的投资很大，国营运输业又一家独大，由于缺乏必要竞争，服务质量可想而知,这个事情从国营商店的服务水平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