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摆地摊 第412章

　　“1929年道奇和罗米克发表《抽样检查法》，抽样检验应用于标准化制造的过程控制;1940年美国人开始应用质量统计控制技术，随后美军在二战期间建立并使用了战时标准,即Z1.1、1.2、1.3标准,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质量管理标准。”

　　“1952年，美国质量专家戴明提出了‘质量改进’也即戴明环质量改进管理方法，人类的质量管理，从检验、统计控制来到质量改进阶段;60年代初美国质量专家朱兰从学术层面对全面质量管理进行了阐述，由此系统化的质量标准化管理就此形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质量管理的发展有三个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的检验阶段;40至50年代的统计阶段;60年代以来的全面质量管理阶段。”

　　“那么中国的质量标准化管理现在是哪个阶段呢?”方叶自问自答道:“事实上，我国早在56年前后就已经关注到了世界质量管理行业的发展，并且展开了适应本国的质量管理体系的探索与建设。”

　　“1960年,我国第一部 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理论与术语》制订完成，GB19001标准化管理体系诞生,这一体系对国内外质量管理过去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开拓与创新，我可以这样说,这套标准是当下全世界最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这套体系最先在华昌集团各企业进行试点运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62年国家完成了GB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的制订，这也是世界上首个对工业制造环境控制提出系统性要求的标准化体系,依旧是领先世界的。”

　　“1964年国家正式开始军标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现下仍在制订中。截止目前，国内除华昌集团外，一汽、沈机、济机、无锡机床厂、北京半导体电子厂、上海/南京无线电厂、济机等二十五家企业已经全面实行了GB19001和14001质量管理体系，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一个现实是，目前国内的企业标准化管理工作推进呈现两级分化的形势，采用了现代管理体系的企业已经与世界发达国家在企业管理方面拥着相同或较高的管理理论，但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20世纪40年代的水准，有些甚至还达不到40年代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诸多企业中,对于质量管理体系有些可能已经系统性的学习过，有些可能拿到手后看完就丢到了一旁，既不知道如何操作，也不知道它运用的价值在哪里，或者流于形式，基于这种现象，国家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

　　“这个协会的目的就是将国内重点企业或者有志于推广企业标准化管理的人士召集到一起，定期进行交流和研讨，共同推动国内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从而全面促进中国企业从粗放式管理到现代科学化、标准化管理的进程。”

　　1967年，中国的企业总数已经在19万余家,可真正落地实行了现代企业标准化管理的只有25家,这些企业都是中央精挑细选出来，并且由华昌的管理团队对企业进行了多年管理改造,不敢说这批企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管理水平,但至少不落后于国外。

　　可相对于全国如此庞大的企业数量，区区二十余家实行了现代标准化管理的企业实在不值一提,而要扩大推行规模,这件事靠着一个方叶，或者说华昌是不现实的，就是将人给忙死也忙不过来，唯有从国家层面制订政策并结合行业自身的需求，进行推广者是最好的方式。

　　方叶的设想是，由这二十五家企业作为种子，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其供应商进行要求，对于这些重点企业来说，供应商少则几十家，多则上千家，只要大家能联手推动，那么不出三年时间，全国就会有一两万家企业完成现代企业标准化管理的建立和实施。

　　同时质量协会的六百余家企业也开始联动，他们先完成本企业的建设，而后向下推广，五年时间左右，全国重点企业基本上都将在实施或正在建立现代企业的管理标准,这些都是国家的核心制造企业,有了他们作为基础，基本上十年之内，全国大多数企业都会被拉进来。

　　而方叶之所以此前没有提这个问题,一是时机不对，二年期间，许多企业刚建或在建，他们连企业内部基本的生产问题都还没搞定，这时候推广标准化管理那就很扯淡了;二是人才不足,管理标准的推广需要的人才不是一天能培养出来的，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过去方叶是怎么搞的?他通过华昌和庆州技术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进入华昌工作，一部人留了下来，而另一部分则被调离。

　　比如此前的华昌总经理就被调到了沈机,华昌通过每过几年就放出一批管理干部的方式,来满足国内管理人才的需求，同时也解决了本企业内部人员流动率不足的问题。

　　华昌集团成立至今已经13年，高层管理干部换掉了三分之一，中层管理干部换掉了五分之一，空出的岗位从下层往上提拔，这让企业有了活水，避免了一部分人上来之后稳坐钓鱼台便开始搞政斗，就连基层员工方叶都没放过，人员累计离职率达到了2%这些人中除了违反厂规厂纪或者违法犯罪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离开，实在是华昌的待遇太高了，全国都独此一家，方叶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通过使用年终考核不过的方式，逼迫这些人离职，在这件事上他是用了手段的，老实说实在有些龌龊，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离职人员的赔偿，同样是丰厚的，有股份红分结算、N+1经济补偿、六个月失业金补偿，当然其中还包括了工作介绍，他们基本都被安排到需要的国有企业或庆州地方国有、民营企业之中，至于外地人，不愿继续在原工作地安家的，华昌还报销来回车费，发放移居补贴。

　　质量协会连续开了五天，这不是原本计划的安排，会议原定只有两天，第一天开会、选举，第二天分享交流管理经验，但是国内这么多重点知名企业负责人的到来，大家开始交流起了各自企业的管理情况，这一谈不要紧，直接就停不下来了。

　　要说这年月的人真是很务实,各自企业面临什么情况，都是直言不讳的,你说问题，我分析，他出主意,分享管理经验，每天的讨论都很热烈，就连吃饭时大家都在聊。

　　民间的社会组织与官方会议完全不同,国家开什么会，大家坐下面拿笔记，难得几人能有发言机会，可这里不一样，相互间随意交流，于是乎到了第三天时，各行业的人都找到了行业同仁，而后你一堆我一群，相互分享经验，以至于会议超期结束了，很多人还意犹未尽。

　　要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还没有过这样的自由交流平台，这么多国内一流的行内企业负责人坐在一起聊天，同样前所未有，因此大家激动之余便约定每年再来分享，许多同志相互留了联系方式,彼此发出‘参观指导’的邀请,可以说这场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国家有关部门更是没想到，大家讨论的是如此热烈，甚至惊动了工业部，到了最后两天时,七个机械都派了人过来了解情况，一些工业部的首长甚至亲自来了，他们也想听一听在官方会议上听不到的声音。

　　“—些工人仗着上层关系偷奸耍滑，甚至不来上班，我们也拿他没办法。”湖南的一位企业负责人痛心疾首的说道。

　　“你说的这个事，我们厂子也有，一些人仗着关系，将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都往厂里塞，要说真有那能力塞进来了也就算了吧，可是什么都不懂，还不能拿他们怎么的，人家上面有关系啊，一句话就能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广东的某国企负责人说道。

　　“是啊，还不能得罪，进了厂子里，要当祖宗一样供着，上班也是随心所欲，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这种都还好说，我们厂子来了一位上级干部后代，初中都没混毕业，却到厂子里当技术员，一个月工资拿80块，整天不干事还耍官威，真是头痛啊。”又一位同志说道。

　　另一位同志呵呵一笑说道:“别说上级关系了，就是地方负责计划的一个副科长，都能将我这个正处级干部压得死死的。”

　　“你说的也太扯了吧。”一位同志不信。

　　只见那位同志,抬指朝天上顶了顶:“人家上面有关系啊，而且负责地方物资调度，别看官不大，可是权力很大啊，你要是不听，别人将物资一掐或者明明有就是不及时调，嘿嘿，那就西白老。”

　　“真的太扯了，还以为只有我遇到了这种情况，感情大家遇到的都一样啊。”

　　一位同志点头道:“可不是，要我看啊，这就是典型的官僚阶级作风，而且已经具有普遍性，是得改一改了。”

　　“怎么改?”另一位同志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啊，即便是一些人看着官不大，可是背景硬，关系深，根本不能得罪,说起来我们都是厂子里负责的一二把手，可是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也只能低头。”

　　“这种事还是不说了，说了也解决不了，还是聊聊管理的问题吧。”一位同志说，众人默默点头，而在他们身后，一机部的段部长听着却是没有说什么话。

　　但还是有一位同志不信邪，他问向华昌某企业的负责人:“你们怎么解决的?”华昌企业经理微微―笑说道:“集团有管理制度，别管你什么人，首先得专业对口，其次学历符合要求;最后统一考试，而且公司里人力资源还会对技术或管理人员进行背景调查，包括以前的学业情况，工作经历，家庭和社会基本关系等。”

　　“啥，你们招个人还要搞政审?”“不是政审，是背景调查，政治成分在我们企业不是重要方面，只是考察这个人的基本经验是否与所填资料一致,且成功应聘后还有三个月的培训期，如果不合格照样会被刷下来。”

　　“那要是有人动用关系给你们硬塞呢?”经理说道:“集团有明确规定,除烈士家属、退役战士、因功人员、残疾人这类特招人群外，任何人都需要进行考核和背景调查，不通过的一律不许进。”

　　“否则，一旦被集团发现，那么从人力资源负责人到招聘人员、监考人员、面试人员、内部关系人员等全部要接受调查，一经发现走后门，则渎职人员、关系连带人员全部开除。”

　　“这么硬，不怕别人给你们穿小鞋啊。”一位同志被华昌的搞法给惊到了。

　　经理点了点头说道:“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不过我们坚决不退让，这是集团董事长亲自制订的规定，无论谁人要进华昌，那么就要按规定走完所有程序、且符合招聘要求才行，否则谁来了也不行，谁给我们穿小鞋，我们就跟他刚到底，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那基本得到了控制。”

　　他举例说道:“以前我们在某地开了个工厂，结果地方上一堆关系户要进来,我们坚决要求按规定办，得罪了地方一些人，于是对方就给我们穿小鞋，最后董事长一怒之下，直接要求搬厂走人，最后事情闹到上级，一堆人受到处分，从那以后那家工厂就再也没这种事了。”

　　“牛皮啊!”一位同志竖起了大拇指说道:“我可不敢这样干，也没那关系，要真有一天也能这么硬，那就好了。”

　　经理说道:“规矩从一开始就得立，1951年华昌机电成立，当时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后来集团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如今已有二十多家，不严格管理,那得乱成一团。而且华昌许多企业搞的是科研,这东西不能弄虚作假，否则让没能力的人进来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你给我们出出主意，这种事怎么搞合适?”“也没太好的主意，实在不行的话，给他们成立一个部门，让他们进去打闲算了，总比到车间里影响正常生产和管理强。”经理说道。

　　有位同志点了点头:“这确实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又有人摇头道:“一般的还行，但对于那些可能要培养在厂里接班，前来镀金的人就不好用了。”

　　“那就给个高位，比如办公室主任、厂长助理什么的闲差，但又能每天和你们这些厂里一二把手待在一起，平时有什么接待、招待之类的都带上，名曰:培养管理能力、储备干部。总之，不能让他们直接干涉厂里的正常管理流程。”

　　“这个不错，我看可行。”、“哎，还真是一个好办法，地位给了，关系照顾到了，面子也好看了。”众人纷纷称赞，都认为这是好办法。

　　接着—群人又围在一起,谈起了具体的管理问题,，比如你家某某生产用的是什么流程,什么样的方法，质量是怎么管的,他家是怎么搞的，各种问题都放在一起交流了起来,使得整个会场里，整天都是热闹的交谈声。

　　作为首任理事会会长，方叶自然全程参加了讨论，一直到第五日宣布会议正式结束，并确定了来年会议继续召开，这才离开。

第538章 农业发展

　　大兴区金星乡红星合作社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金黄的麦浪生姿摇曳，旦见一只巨大的滚筒将麦杆卷入其中，赫然是一台联合收割机,正轰隆隆的向前开进着，一台机器开过，几米开外又一台收割机跟上，收割机驾驶室旁插着的红旗迎风展招，烈烈作响。

　　大地上翻起一道道尘烟，只见联合收割机排成斜斜的阵型，快速的向前开进，将金黄的麦浪收割，—辆收割机停下，身后的卡车如同收到指令—般快速的开了过来，放料管开始工作，金黄的麦子在空中倾泄而下，直入卡车车厢之中。

　　此刻，田间的公路上，一排小汽车靠边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一只皮鞋伸了出来踩到地上，随即唯唯几声，车门又再次关上。

　　北京农业局的同志快步上前，走到了邓副总理的身旁，连忙汇报道:“晓平同志，红星公社六月十五日正式开镰,现在已经过去四天了。”

　　晓平同志满脸笑意的看向不远处正在田间劳动的收割机，而已经完成收割的空地上，则摆着成卷的麦杆,田间劳作的同志正在将它们搬上拖拉机，一旁的道路上，满载了麦子的卡车、装麦杆卷的拖拉机,来来往往,一片丰收的景象。

　　“这个气势就很好啊。”晓平同志笑着对一旁的方叶和陪同同志说道,众人皆面露喜色，就见晓平同志抬了抬又说道:“车子就不要开了,走我们到田间看看。”

　　一行人抬步直接从公路下了田,朝着不远处正在劳作的人群走去。

　　红星合作社，以前叫红星公社，成立于1952年，当时这里只有八户人家，当年北京市委决定利用这里的湿地优势发展集成农庄，仅仅两年之后，这里便已经有了四个生产队，1954年,改名为‘中朝友好红星农场’，1955年农户已经超过一千家，成为了大型集体农庄。

　　1958年,红星公社成立，整个公社四个乡面积达160平方公里，是一个超大型的农业集体组织，时来到1966年，根据中央农村集体改革的有关要求，红星公社正式改组成‘农业合作社’组织，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二三，上!”田里的拖拉机旁，一群社员正奋力的上拖下推，将一个大卷子堆到拖拉机上。

　　晓平同志踏着步走来，一行人很快就引起了社员们的注意，刚刚推上麦杆卷下的赵队长回头一看，就—群首长模样的人正走过来，便立即迎了上来。

　　“社员同志你好啊。”晓平同志笑呵呵的伸出了手。赵队长连忙抽手在身上擦了擦，迎接了上来:“首长好，我是红星生产一队队长赵长海。”

　　晓平同志笑着点了点头,笑问道:“赵同志,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这是负责全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邓副总理,你如实回答就好。”一旁的北京市委的同志立即介绍了起来。

　　赵长海一听颇有些紧张,晓平同志则是递上了一支烟:“抽根烟歇—歇，也跟我讲讲你们的情况。”

　　赵长海接过烟,又抽出毛巾快速的擦了把汗,这才喜悦的回道:“副总理好,我们社今年的产量比去年还要高,要大丰收了哇。”

　　“噢,亩产情况这么快就统就计出来了吗?”晓平同志说着便擦起火柴递了过去。

　　赵队长连忙推辞，但见晓平同志又递了递，这才接过吸起了烟回道:“去年社里两千亩新粮种完成了三年试种，平均亩产达到了782斤，今年两万多亩全部种上了，预计产粮将比旧粮种要番上八成,您说这是不是要大丰收了嘛。”

　　赵长海越说越激动,要知道之前的旧粮种，哪怕采用了农药和化肥,不过颠峰平均亩产只到500斤，平均也就在400至450斤间晃荡,可这新粮种完全不同，同样的化肥、农药下去，那麦穗是长得又粗又状，粒粒饱满，更重要的，麦杆还抗倒伏，收割也非常方便。

　　这一开口就滔滔不觉了，赵长海显得异常兴奋，而一旁的方叶则是满脸笑意的看着面前的汉子讲述新粮种有多好，国家给合作社提供了多大的帮助。

　　其粮种是方叶弄过来的,但是在全国全面推广的过程却是十分的漫长，一个新品种不是拿过来就敢直接用,而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测试。

　　1951年，方叶将多个可留种的早晚麦种拿给国家到全国各地试种，这一种就是三年，到了第三年时，部分麦子出现减产，还有一部分麦子到第五年时，出现较大规模的减产，国家农业研究机构随即展开研究，并且得出总结,自留麦种大概可使用年期在2到3年，三年后就会存在较大风险。

　　农业不是开玩笑的,无论是国家还是方叶都非常的谨慎,不仅小麦要试种,水稻同样要长时间试种，当年新品种水稻仅在同安一地，前前后后就用了五年时间才在全县推广。

　　这些年来,国家农业研究机构一直在攻关新麦种留种培育、土地适应性改良、种植技术的研究，历时七年时间,一直到1964年数个水稻、小麦、玉米新粮种在全国的研究全部结束，数年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966年，才终于敢全国全面推广。

　　这其中黄豆的套种技术研究是最快的,1955年，黄豆套种获得成功，平均亩产从解放初的约150斤，直接上升到336斤，翻了一倍有余，随后这种技术在全国推广，截止到1962年，全国大豆产量实现了自给自足。

　　同时土豆的产量也获得了翻倍，从建国初的亩产800至2000斤，增长到3200至4500斤（全国各地土壤、施肥、种植差异)，而其中棉花亩产增产更是显著。

　　此前采用直播法，棉种直接播入地里，由于种子差异，种植技术落后的原因，全国最好的新疆地区历年平均亩产只有98斤，全国其它地区，一亩地棉花产量最高只有88斤，平均下来历年亩产量只有70多斤，而采用新棉种和新型育苗、移种、套载技术后，欠收年平均亩产最低95斤，正常年限都在153至177斤左右。

　　全国主粮、土豆、棉花、大豆全部获得增长，同时数十个新品种蔬菜种子和种植技术也在全国推广了开来，北方的冬天不在只有白萝卜和不多的白菜等几个品种，而是一下子多了十几个品种，特别是大白菜，—颗能长到15斤左右。

　　国内此前没有甘蓝、卷心菜、香菇、平菇、花椰菜、芥菜、羽衣甘蓝等，一下子多出了十二个品种,使得冬季蔬菜从五个，增长到了十七个，极大的丰富了全国人民的餐桌,即便是传统作物，因此蔬菜种植技术和品种的优化，产量也出现了极大的增长。

　　时至1967年,全国水稻、小麦、土豆等多种农作物，全面采用新品种或优化品种，因此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测算,预计本年度的粮食又将迎来一次增长。当然,下级报道年年丰收，中央首长自然也亲自过来实地考察，而邓副总理来到红星合作社，就是他考察的第一站。

　　晓平同志与农田里的同志们聊了起来,而他到来的消息也飞快的传到了合作社管理干部和社员耳中，不过一会前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晓平同志见已经要影响正常农业生产了，便再与群众打完招呼后，离开了田间。

　　红星合作社现下不仅有农业种植，还有经济作物的种植，两千多亩的蔬菜地里,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有豆角、西红柿、黄瓜、苦瓜几个季节菜，这些蔬菜除了自吃外，便用于供应北京城市居民所需。

　　从田间到地头，晓平同志考察得非常认真，不时向合作社里的管理干部寻问情况，而后又考察了社里的养殖业情况，整个合作社养殖肥猪六千多头，羊近千只，鸡鸭十五万余只，可以说小小的红星合作社仅靠自己不仅实现了自产自足，而且还能创造利润。

　　管理干部向晓平同志汇报道:“自去年公社全面改制以来，全社社员的收入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增长，以前年底是，每家每户平均下来大约能分到150元左右，去年实行工资制加年终分红制，每名农场工人每月工资在25至45元间。”

　　晓平说道:“这个工资比厂里的工人要少一些。”

　　干部点头道:“是要少一些，但农业产出利润与工业产品不同，因此没办法将工资加得更高。”

　　晓平又问:“那年终分红是怎么个分法?”干部回道:“这要看实际收入，除上缴国家的外，节余部分,拿出一定比例进行分红。去年是改制第一年,年小麦总产量1260万斤，玉米890万斤，加上养殖、集体工厂等，仅我乡合作社集体年总收入480余万元，实现分红62万元，全社八千户，每户分得77.5元。”

　　晓平微微点头，又问道:“现在一户人家，收入对比以前是否有增长?”干部连忙点头道:“收入自然是增长了，我们乡合作社基本都在农场和养殖厂、乡集体工厂工作，加上其它三个乡，去年全社每户平均集体分红约110元，再加上工资收入，我乡户均收入420元，其它乡有责任田收入，使得户均收入约350元，比改制前翻了一番还多。”

　　方叶听明白了，这里的集体分红是平均分配的，金星乡合作社采用是集体农场制，没有划分责任田,职工在农场劳动拿工资，而其它三个乡则划分了责任田，但三个乡此前是一个整体,所有收入都归当时的公社来分配，现在依旧如此，这才出现了四个乡集体分红的情况。

　　此前公社时期，每户年终大约能分到150元，丰年能到200元，而改制之后,现下每个家庭的收入都增长了，原因是原本国家要收的钱，现下分到了农民和农场职工手上，按照个逻辑，事实上在短期内，国家是要承担财政困境的。

　　这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理念，过去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工农业产出来保障国家建设，所以采用公社制将钱和资源都收上来，只进行最低层次的分配，但这样做确实能在一个周期内保障国家建设所需，但从长期看,经济链条被打断，带来的负作用是明显的。

　　历史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此间三十年,国家的GDP年增速都在10%以上,最高的一年增速甚至达到了21.3%，可是国家发展得如此之快,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却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贫穷问题＋分严重,甚至出现了大量赤贫。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国家过度的将钱收到了中央，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下经过两个五年建设之后，方叶就向国家提出了分配存在的严重不足问题，因此三五计划(1964年)开始之后，国家立即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同时取消对个体户限制，实行责任田制。

　　个体户全面解禁刺激了商业流通市场的发展，国家从中厘税，一方面保证了工业产出消量不足的问题，同时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而责任田的划分,说白了就是进行一次国家层面的重新分配，将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的农业产业价值,通过增长农民收来，扩大农民消费，带动工业和市场增长，绕一圈再收回来。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农民有了钱需求就会增长，购买力也就上来了，以前买不起的热水瓶、布料，甚至自行车、手表都有了消费能力，而再过两三年,农民身上的钱越积越多，新房就会建设,这又会带动全国砖石木料、水泥的生产，且能增加无数就业。

　　一个简单的逻辑，钱从农民手中过了一圈，农民拥有了自己想要东西，破衣烂裳的形象也改变了，既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同时又扩大了国家的财政,这里的唯一不足时，短期内国家需要承担一下财政不足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由于国家62年时，就已经解开了个体户限制，商业市场繁荣了起来,社会上大量的新增消费所带来的税收，对冲了农村集体改制造成的短期损失，使得这场改制从国家财政层面来说，进行得相当顺利。

　　1967年是北方新麦种和责任田制全面推广的第二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预计明年整个社会就会迎来真正的财富增长时期,全国的一般工业制成品、轻工纺织、化肥农药等需求都会大规模增长,而其带来的问题,就将是当前的计划经济与社会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回程的车上，方叶向晓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测，他说道:“农村新集体体制实行之后,农民的收入确实有了一定增长，这个增长周期，大约能持续五年左右,最多不会超过八年，后面就会下降。”

　　晓平不解的问道:“增长了怎么还会下降呢?”“物价指数上涨啊。”方叶说道。

　　一句话，晓平同志立马就明白了，他抽出香烟给方叶递了一支，各自点了起来，沉默片刻后说道:“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老百姓手上有了一些钱，要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而国家的资源总量又不足，无论是从国外进口，还是本国开采,成本上涨，供需紧张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基于对过去数据的总结，而对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指导性严重不足，往往难以预测接下来的社会实际需求，从而造成商品市场的供需矛盾。”

　　说到这里,晓平同志抬手伸出两根手指，又说道:“两个矛盾啊，彼此相加,所以我也能做也一个推测,去年底开始的社会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将会长期出现,而造成这一局面，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因素。”

　　方叶这个观点十分赞同,他重重的将头一点:“非常赞同您的预测。若想要尽可能的避免这一问题扩大化，加剧供需矛盾，我建议您派出张培刚几位经济专家到全国去做一次大范围的调研,最好在年底前向计划委员会提供调研结果，弥补他们来年计划生产指导不足的问题。”

　　“要得，这个建议很是要得。”晓平同志连连点头。

　　宏观经济调控与计划经济调控(其实是调整)，两者的根本不在一个维度,表面上看二者都站在国家的顶层进行全国调控，而实际上，计划经济的调控是一种技术性调整，解决的局部问题，宏观经济是基于发展的整体预测所提前进行的调控或规划。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比如今年全国布料生产少了，计划经济根据过去一年或几年的数据，其在来年就会增加，而增加的产量及种类，计划准确时，能够解决问题，但遇到经济发展动荡或计划产量不匹配时，就会出现问题。

　　宏观调控则是依托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市场预期，进行某一阶段或整体过程的规划或调控,它不搞单一技术性指导(如各种计划生和指标)，而是针对某个行业、经济发展过程、状况做出的指导性规划或议建，而后按照这一方针去实行，从而达成结果的现实。

　　比如国民数量在增长，根据人口增长率、经济发展现状，就可以预测出未来整个社会对于某些物质的需求,而后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政策制订，是支持发展还是扩大发展，都会给予政策指导,其实的细则则交给具体的部门，所以宏观讲的是战略，计划讲的战术。

　　经济制度的问题，暂时国内还无法解决，作为新发委负责人，晓平同志要做的就是弥补这—制度存在的不足，尽可能运用宏观思维来帮助计委减少计划不合理性，甚至避免决策失误的风险。

　　回京后，晓平同志第一时间就将张培刚请了过来，他目前是新发委的经济顾问，虽然在国家层面名声不显,但在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他是祖宗爷级别的存在，当然晓平同志自从了解到了他的情况后,对其也非常的看重。

　　会见室里,晓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他说:“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速度，计划性指令显然已经不足以全面的对国家下一阶段的指标进行完整且充分的计划，针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所以请你过来谈一谈。”

　　张培刚领会了晓平同志的意图,但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陷入了思索，数息之后才抬起头来回道:“最好的方式还是对目前的经济体制进行一些调整。”

　　“你知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期望国家这么做。”晓平同志立即打消了他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张培刚又沉吟了起来说道:“既然如此我倒是有一些建议。”

　　“你说说看。”晓平说。

　　张培刚回道:“首先，需要对我国三年以内的主要工业品、民用消费品做一个全面统计，确定物价增长指示，且相关行业的生产能力和行业发展情况进行评估，摸清实际情况，这样可以为接下来的整体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晓平同志抬笔记了下来,说道:“相关数据和情况一个月之内可以提供。”

　　张培刚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其次便是对全国居民收入、消费增长情况进行一个统计，要含盖各阶层,这能为接下来预估社会市场增长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