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主席站在发言台前,握起了双手，铿锵有力的发言道:“这个问题自然要解决,而且要解决好。至于如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本次大会讨论的最重要议题。”
“那么还是用过去的发展思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不作出任何调整，不进行任何变化,这个问题自然是解决不了的,因此既然这条路走下去已经给发展带来了阻碍,我们就要学会变通，我们要依托现有的国家发展情况和外部局势变化情况，做出符合国家需要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方法就是本次大会上提出的‘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方案。”主席接着说道:“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得通呢?我看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实践，只有从实践中才能检验出真理,探索出—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这个经济政策,我是支持的,且认为现下进行新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主席舔了一下食指，翻过一页讲稿,继续讲道:“过去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通过实践后失败了，这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现在中国也要搞‘新经济政策’，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肯定会是有的,但是不是说别人讲不好听的话，我们就不做呢?列宁同志的政策失败了,我们就一定会失败呢?我看在实践的结果出来以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
“中央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认真的研究了列宁同志新经济政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学习和探寻了南斯拉夫的经济自治制度,而后中央认为就当下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改变是不行了,但是现阶段彻底改变，或者说颠覆掉,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自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开展以来,我国取得了许多成就,过去的农业国现在有了一点工业，在科技发展上也稍稍取得了一点成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计划经济体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正是有了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才能整合全国的资源，发展成为了初步工业化国家。”
“现在这个体制在当下的环境下,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许未来我们会在计划实行的方式上做出调整，但是计划这个大基础、大方向是不会变的,没有计划，就缺乏规划，国家就难以有持续稳定的战略，也就没有一个好的战略来指导国家的发展，这是要不得的。”
主席就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发表了详细的观点,而后又从新政策实行将遇到的困难上，进行了讲述，他说道:“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过渡政策,它是对现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补充,而要实行好这个政策，一些过去的方式也要做出调整。”
“过去我们讲阶级斗争，那是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所面临情况的需要,而现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家现下面临的环境又不同了，所以阶级斗争这个观点也要发生变化。”
“阶级斗争要不要讲，自然是要讲的,但它已经不是我国现下最主要方面,我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求发展与求生存间的矛盾问题,也即是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还是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主,就现实情况来看,现下已经从阶级斗争时期过渡到了经济建设的时期。”
“但是若要进行全面经济建设，现在国际政治局势又还缺乏一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共同作用,阻碍了我国实行全面经济建设的发展策略,所以我认为,为适应当前阶段国家发展的需要，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主、阶级斗争为辅’的策略。”
“经济建设我们要做，阶级斗争这根弦也不能完全抛之脑后，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必然要减缓，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而放弃阶级斗争，我们就要在当前的国内外大环境里吃大亏。”
“因此，我们要一手抓国内经济,促民生保发展;一手要对付国内外的反动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经济建设是一只拳头，而阶级斗争是另一只拳头，两手都要抓,两拳都要硬。”
“如上所述，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发展中，阶级斗争要为辅，国家的经济建设要为主,要着手解决分配合理性的问题，尽快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改善,实现公平与公证,这也是我们过去进行革命的核心目标之一。”
社会公证和人民幸福，这是革命的核心目标之一，而主席在此时再次提出这个观点，自然是为了提醒大家，国家发展到了现阶段，已经到了要实行民生建设的时期，若只一味的谋求发展,而忽略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期盼,不做出调整,那么国家经济的发展就会出问题，就缺乏‘公平与公证’。
主席的总结性发言,很好的阐述了发展与生存之间的矛盾，过去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而现在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谋求发展与谋求生存并重，两者都不能放弃，而如何实行好这个新政策,并让它成功,这是对‘新经济政策’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所以，当主席发言完成之后，不少同志对此产生了一丝疑惑，一手谋发展,一手谋生存，二者真的能兼顾吗?它们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掌握?但不管大家是否有疑惑,现下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任何人也不可能改变。
然而，随着人民日报，刊发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以后,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效应。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无异于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就连国内一时间也议论纷纷，不过与国外不同的是，人民群众是真的感觉春天到了。
若干年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始于1964年，而新中国的经济腾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历史仿佛从这一年打开了它的加速键。
第473章 政策风波（━)
四月十四日，全会结束的第三日，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转载起了人民日报上的大会公报，而相比于传统的纸媒，广报电台和电视台的反应则更快，特别是北京的四九城里,天子脚下消息传播自然是最快的。
仅仅两日，京城里就已经议论纷纷了起来，人们对于这场大会上颁布的‘新经济政策’抱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人指着报纸兴高采烈,认为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做生意了，有人表示要观察观察,还有人则认为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嫌疑，当然文化界精英人士，大多数人听完广播的播报后，默默的关上收音机，一句也不说。
因此，社会上一时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言论，民众中特别是那些个体户普遍支持,人人喜笑颜开，觉得春天到了，而精英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绝大多数人，则在暗中观察沉默不言。
全国各地都在印发大会的‘公报’，一面下发到全国各级政府,一面通过报纸、广播向民众播送，干部门则同样陷入短暂的沉默，他们正被组织起来,认真的学习着‘公报’内容。
河北某地委的学习会上，地委书记说道:“根据中央下发的公报指示，全国将从今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推行后将有一系列的调整。”
“首先农村集体体制的调整,公社集体体制将会调整为镇乡村三级集体体制;同时农村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将调整，全国除国有农场、国有工业用地外，也将由过去公社化集体耕作，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重新将土地划拔给农民自由种植和经营。”
“根据中央农村农业工作的有关指示，新的调整政策,今年将在安徽省率先进行试点,而后扩大全国试点范围,待试点结束后将在全国推行。”
“其次,十一中全会上颁布了‘计划生育’的新国策,这—政策将会在明年开始实行，我省也在第一批执行计生政策的名单里,因此从明年开始,孩子不能随便生了。”
他的话一落音，会场上立即交头接耳议论了起来，就听有位同志说:“这怎么生孩子也管上了，哪能想不生就不生呢，这怎么办得到?”“就是啊，这政策究竟是怎么规定的?”书记抬手敲了敲桌子，沉着脸说道:“这是国策，什么是国策?就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允许生几个，上面的具体具政策还没有下来,但从上面了解到的初步信息看，以后城里居民包括党员干部，大概一律只能生两个，农村地区可以生三个，具体还要看国家下发的政策。”
对于计生政策的质疑,不仅仅在河北省的这场地委会议上，而是在全国各地都在上演着,前两年国家倒是提出了‘优生优育’的宣传,只是这个政策不是强制性的,而现下国策则不同了，带着强制性,可在中国这个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里，不让人多生孩子,这事怎么看都滑稽。
然而根据中央人口部门统计上来的信息看，国家的生育率实在太高了，过去的1963年，全国共出生了近三千万人，这是—年的数据啊,若是按照这个生育率增长,十年就三个亿，也即到1974年,全国人口将突破九亿。
国家希望通过计生政策的执行,在未来十年内，将每年的出生人口减少数百万，十年之后，总人口控制在8.5亿左右，而在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需要加大计生及一般公共医疗的投入，通过减少人口增长,提高新生儿存活率，提高优生优育来抑制人口过快的增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为5.4亿，到了1963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比历史上程度要轻得多，因此仅仅14年全国人口就增长到了7.2亿,共增长1.8亿人口,平均每年出生人口为1400万，新生儿全国平均夭折率从建国时的17.4%下降到了3.7%而进入60年代后，随着第三波婚育潮来临,仅仅三年时间，每年的平均出生人口为2300万，快速而又巨大的人口增长，给社会资源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抑制人口继续增长,那么根据国家现有的资源量，要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将会给全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当然,解决人口过快增长的最有效方式，通过快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自然,降低婴儿夭折率自然是最好的方式,可是以目前中国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要快速发展经济同样是不现实的。
时下的中国处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于社会主义阵营我们被苏联针对，而资本主义阵营又被美国针对，中国虽然能与两个阵营中的一些国家发展贸易,但是这个贸易主要是通过逆差来实现的。
同时，国内的资源与技术现下在整体上仍旧严重不足，需要从外部来获取,而外部的途径又有限，中国要将经济发展起来,就需要扩大对外渠道,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没有多少消费能力，而另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又是逆差，因此即便我国现下大量的投入新技术，但是国内外的市场却很有限。
因此,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所遇到的困境前所未有，这不是全力在内部发展新技术就能实现的,何况现下国内的新技术应用市场更是极其有限。
特别是在此前十四年中，国家为了尽快建立起工业化，采用的是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思路,这个方式自然是没错的，只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随着资源和资金投入越来越多，人民承担的负担也越来越大，陷入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死循环，要打破这种方式，不实行新的分配体制，国内市场是无法做起来的。
人口增长矛盾、就业矛盾、发展矛盾、分配矛盾，为了解决国家现下发展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瓶颈,提升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外部需要突破,内部也需要调整，既然外部市场一时间难以全面突破,那么就需要将内部市场先做起来,这就是当前新经济政策实行的一般历史条件。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为了修补过去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弥补发展中出现的不足，但现阶段下，单纯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人口大规模增长的问题,而要解决人口矛盾,计划生育就势在必行,这不是简单的认为，经济发展就能解决问题。
社会治理也不单单是经济发展问题，从历史看，我国人口一直到千禧年时期都在高速增长，其中1971年国家开始实行计生政策,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但到了1999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依旧有两千万,若不加以控制,中国的未来人口突破16亿，基本上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需要发展，而人口继续增多，国家总体资源又有限，人均分配自然就减少，国家为了保障就业,在许多新技术的投入与应用上，就会形成一个发展困境。
比如要投入先进生产力，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反之要保证这些人有工作，科技发展就不能过快，国家整体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减慢,若要让科技呈爆发式增长，在此前就需要有一个长时间的积累。
从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国家都在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若从一五计划算起，这个积累的时间长达七十多年，这中间各种发展矛盾的形成，主要还是集中资源,减少分配，从而保证发展所形成的。
庞大的人口自然是消费优势,但要将如此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中间的积累过程十分的漫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镇失业率为23.6%，1957年下降到6%;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后,全国工业大建设，失业不再是问题，新增就业人口近三千万,然而随着商品粮人口的增多，国内的粮食告急。
同时大量重工业生产出来的设备,投入生产制造出的工业品又卖不掉,粮食矛盾突出、分配不合理,又使得消费矛盾出现，造成国家恶性通货膨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将近两千万城市人口清退往农村，消费市场再度被压缩。
在1962年一份针对上海市闲散劳动力的调查报告中就可一观，全市人口635万，而职工仅233万，大约数十万人没有工作靠社会救济过活，原本这―情况将会持续,但1961年底,国家调整了政策,清还了大量国有商店,解禁个体户，这才使得就业矛盾得到了初步解决。
从1961至1964年的三年中,随着国家的一系列调整,全国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累计创造了近两千万新增就业,过去被精简的三万千人,三分之二重新回到了城市，但仍有三分之一留在农村,参加‘上山下乡’运动。
而现在的新经济政策之中，就是要加大调整范围,通过调整收入分配、进一步解除计划生产限制，扩大商业市场，促进生活服务业、外包家庭生产等方式来扩大就业和消费，从而使得社会经济走上正向循环。
还是以上海为例,过去上海的家庭机绣品生产由于出品限制（主要通过澳大利亚和香港出口),使得海外市场的拓展缓慢，现下随着中法两国建交，中国有了法国这个面向欧洲出口的第一渠道,因此上海的家庭外包生产人数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
国家的外包生产方式也进行了调整,过去工厂要扩大生产，会将外包纳入工厂管理,或者直接从社会招工。
这种―体化的管理，激励又不足，带来了管理机制的僵化，若在生产旺季时,工厂还能正常开工,可到了淡季，工厂供养职工的压力就会很大，而现下新的政策，不再直接招收工人，而采用外包生产服务，外包工也不再纳入工厂管理,实行自负赢亏，以减轻国有企业的压力。
新经济政策对于外包服务管理的模式调整，也是来自于同安示范市。
国家对过去两种不同外包模式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国家一体化管理的外包组织模式带来的弊病很大，国有外包工发展到家庭作坊就基本停止了，而同安市的组织模式则没有这个问题,一些外包工，先是发展成了家庭作坊,其中不少人,更是通过多年的努力,现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厂。
同安示范市内，一部分群体，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作坊、个体商户等)到发展成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仅仅用了十年时间,不仅发展迅速,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附加产值同样巨大。
新中国十一中全会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在国内掀起了飓风，同样也在国际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人民日报上的公报一经发表，苏联驻华大使看完翻译的文本之后，不由得惊骇莫名，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我国外交部,询问我国政府这是什么意思。
对外联终部部长伍修全接见了他,而契沃连科显得激切而又紧张，他当面责问道:“中国是不是要放弃计划经济制度了?”伍修全答道:“这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是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南斯拉夫的经济自治制度为蓝本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制订的一套经济政策,中国并没有任何要放弃计划经济的意图。”
契沃连科大使之所以如此紧张，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因为这套新经济政策中，允许私营经济存在,这是对现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挑战,虽说南斯拉夫也允许私营，但是它的影响有限，而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属于是老二的存在，任何风吹草动,对于整个阵营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所以伍修全的解答，并没有让契活连科满意,他依旧要求面见总理，希望总理能当面给他回答，而伍修全在受到请求之后，便将情况上报给了总理。
西花厅里,总理听完了伍部长的汇报,看着他一脸担忧的表情,微微笑道:“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既然他想见,那就见见。”
当日,契沃连科被伍修全带到了总理当面,他刚坐下就激切的朝总理说道:“自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增长,而现下的新政策，是否存在背离了社会主义全面公有制的初衷的嫌疑，并且还鼓励市场行为，因此我对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感到不解，中国是否在谋划放弃计划经济制度?”总理仰头一笑,回道:“此前对外联络部的伍同志已经向你解释了缘由，如果你还是对此有犹豫的话，我也可以再向你做出解释。”
总理亲口将中国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前因后果向契沃连科大使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而后又说道:“综上所述，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补充，它是在这个体制下运行的，所以中国现下即未来，都没有打算取消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公有制原则，我是否可以理解，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契沃连科的问询显得有些无礼了。
总理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起来,他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大使同志,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有没有私营经济?”“南斯拉夫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我对该国的私营经济制度持保留态度。”契沃连科答道。
总理说道:“中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存在私营经济怎么就成为了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呢?还是说南斯拉夫已经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苏联的意思?”契沃连科被总理将了一军，顿时面露尴尬，其实当初苏联接受南斯拉夫，并且明知道这个国家存在私营工厂，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但为了欧洲形势的需要，还是捏着鼻子认了下来，认定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现在苏联若不接受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自打脸了。
契沃连科沉吟了数息,不得不答道:“中国自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现下的经济政策,我个人持保留态度。”
“你可以有不同看法。”总理说道:“每个人都有发表不同看法的权力，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使同志,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列宁当初经济政策的学习和借鉴,更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全新的探索,而中国实行怎样的政策,这是中国自己的事。”
总理对于契沃连科刚才盛气凌人的态度是十分不满的,因此双方的会谈同样有着针锋相对的意味，特别是自1960年后，两国过去的友好早就不见了,这些年来，双方的笔仗,你来我往不知道打了多少回。
两个月前(1964年2月)，中苏双方展开了第一轮边界谈判，苏方坚持《嗳挥条件》和《北京条约》是平等条约，且认定中苏双方不存在边界问题。
当时的谈判中,苏联边防军司令泽里亚诺夫上将,更是十分嚣张的指出:‘苏联认为‘边界’在什么地方，那边界线就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不容置疑,更不可能进行谈判!’因此这场谈判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没有谈出任何成果,直接陷入了僵局。
契沃连科在总理没有一丝笑容的表情下灰溜溜的离开了西花厅,而后他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包括中国新经济政策公报全文翻译之后,整理成文件快速的发回了莫斯科。
接到报告后的赫鲁晓夫同样十分的震惊,要知道按照中国新经济政策公报的相关内容来看,中国这—次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苏联的角度看,这是在挖计划经济体制的墙脚，是在挑战苏联引以为傲的经济制度,它们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苏共中央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内部会议,并就中国的新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而后认为:‘若苏联对此无动于衷,认可了中国的新经济政策,那么将会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构建起来的经济秩序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并且挑战到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苏共中央对于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不能接受，随即苏联紧急派出与中国高层关系较好的米高扬飞到北京,指派他来给中国高层做工作，当然同时带来的还有‘必要施压’。
总理当面，米高扬提出:“中国的新经济政策苏联无法理解，且难以接受,建议中国政府能够改变这一政策,并使其恢复到原本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上来,这是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苏中两国关系大局的必要步骤。”
面对苏联的‘提醒’加威胁,总理并没有退让,他对米高扬说:“中国采用何种经济政策是中国的内政,且列宁时期的苏联也实行过类似的新经济政策。苏联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不接受苏联的建议，并向苏联发出严正抗议,要求苏方收回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言论。”
米高扬当场就急了，他向总理陈述了中国新经济政策可能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中国改变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对苏联这一‘成功’制度的挑战,必定会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对全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质疑,会在阵营内部造成分裂。
总理则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至于他国如何想,那是他国的行为，总理又说:“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取得了成功,同时在中国实行的前期也取得了成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有自身的国情,现有的体制已经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困扰,中国谋求调整这是必要且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因此中国不会改变调整政策。”
双方的会谈陷入了僵局，见此米高扬调整了谈判策略，他用私人的身份与总理交谈了起来,希望以此来了解中国出台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而总理也同样改变了态度,双方从剑拔弩张,便得亲切了起来。
总理详细的向米高扬讲述了中国从1953年实行计划经济以来国内的发展情况,表述了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向他讲述了所遇到的困境,在此过程之中，米高扬听得很认真。
一番讲述后，总理总结道:“中国实行全面计划经济已经有十一年,经历了工业起步阶段,经济发展阶段,通货膨胀阶级，到了今天,面对我国国内发展上限到来,工业陷入了发展瓶痛颈期，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需求根不上发展需求,分配失调等一系列问题,不进行改变，国家的发展将难以为继,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进行调整。”
米高扬从总理这里了解到了中国国内的实情,也不由得点起头来,中国现下遇到的问题确实不少，不过还是问道:“中国的全面计划经济结束以后,国家要如何解决计划与分配的问题?”总理答道:“全面计划经济结束,不代表计划经济就结束了，相反的计划经济依旧持续,我国的目的，就在计划经济下，引入一定的可控市场机制，从而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这个可控市场机制，依旧主要以国有为主，私营为辅。”
“它具体又该怎样操作呢?”米高扬问道。
总理微笑着回道:“以国有工厂为例,其依旧为主，私营配合，这样可以减轻全面国有体制的压力，提高其生存能力和生产效率;比如具体到市场销售分配上，以国有供销批发公司为主,将各种工业品下放到市场,而后由国有商店、供销社、个体商户/商贩进行销售。”
米高扬听明白了，他点头道:“也就是说作为公有制的主体不会变，而是扩大生产和销售渠道。”
“是这样的。”总理回道。而后总理再次解释起了，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现下国内的分配矛盾很突出,造成了国家大量的工业品卖不掉,市场销售不振，老百姓也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使得分配较少，从而影响到了国家工业和经济的发展。
总理的一番解释，米高扬的观点开始转变，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若是苏联也这样搞，或许也能改变苏联当下国内体制僵化和市场销售萎靡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感想，而从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层面上来讲,中国的这套搞法对苏联是极其不利的,苏联不可能放弃全面计划体制，因为苏联对自己的制度深信不疑，任何质疑或改变都是对‘制度自信’的挑战,都是阵营公敌，都是大大的反贼。
所以米高扬最后说，他个人对中国调整经济体制的做法，此持保留意见，但是苏联政府无法接受，希望中国能够给予一个‘合理’的答复。
随后，米高扬会见了少其主席,同样表达了苏联政府的看法，少其主席自然不可以改变中国的政策，要知道这可是国家从十年前就开始谋划的重大决策,也是为了未来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而预先所做的战略决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两日后，米高扬见到了主席,而主席的回答更加干脆:‘中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国家重大决策,是势在必行的政策,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内外部的一些言论而改变，将会坚定不移的贯彻到底!’
第474章 政策风波(二)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的第二日，苏联《真理报》头版刊发了一篇新的批判文章，苏联高层正式就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做出了自己的定性，文章标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红色旗帜正在变色’，副标题为'--中国修正主义下的新经济政策”。首发书→ 群:七四零八幺七幺五菱，持续关注文章对十一中全会发表的新经济政策'及一应新国策公报，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中国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假借列宁经济政策名义，进行伪装下的资本主义政策’，中国所作所为，就是对社会主义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背叛。
文章中不仅对中国的有关政策和决策逐条进行了批判，还在文章中第一次，公布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文章中说'中国早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个国家的国内有一个地区，早在1954年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实行私有经济体制’。
'庆州一般性市场经济示范区'首次出现在了世界面前，文章里对这个'所谓的示范区'大加批判，说其是'资本主义猖獗、红旗变色之地'，文中批判到激烈之处，更表示'中国的统治阶级上层充满着右派投降主义分子，要将这样的伪社会主义国家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真理报》一文激起千层浪，随着接连出现的批判文章转载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而后又传向了资本主义世界，顿时举世皆惊。
随即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甚至连阿尔巴尼亚和朝鲜都向中国政府发来外交照会，希望就苏联所表述的中国新经济政策问题给予官方答复，一时间中国外交形象急转之下。
朝鲜的金日诚更是派出了特使到北京，询问我国政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联《真理报》上所载的一些情况是否如实。
面对阵营'围攻'，中国政府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由外交部公开发表了外交声明，中国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是根据中国现有国情，对全面计划经济进行的一个补充调整政策，这一政策是中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重大国家决策，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探索，无论成功与否都由中国政府和人民来承担。”
声明中全面驳斥了"红旗变色"论，认为苏联作为阵营领导者，不思谋求同志国家的发展大计，而只为巩固本身领导地位，发表破坏阵营团结的不负责任言论，并强行干涉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内政治理，其做派与自身领导地位严重不符。
声明同时表示:'全世界一切国家都应是平等的，都有权力为本国④宜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谋求幸福的权力，中国尊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国家的地位，也历来维护苏联的这一地位，但若苏联利用自身地位，干涉他国内政，强行要求他国必须遵旨行事，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答应!
中国的声明中，还说:”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曾采用这一体制，苏联也一直是全面计划经济的榜样，但不表示这就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存在不同的经济制度。
苏联的一切并非是金科玉律，不得更改，事实上苏联国内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改革，却不许中国进行国内调整，因此中国不接受这种教条主义和霸道无理的要求。
"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设应当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
"中国作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一分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中国的权力，也是中国及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在新时代里的发展理应承担的义务，这个义务不是苏联专属，中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拥有!"声明发表之后，东欧的一些已加入对中国批判的国家变得更加猛烈了，但也有一些国家读完声明之后，觉得十分有道理，不过基于苏联在侧以及苏中两国巨大的国力差距，因此批判也依旧在进行，只是批判不再那么刺耳了。
至于苏联所说的将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的论调，东欧多国派出特使到了莫斯科，他们希望赫鲁晓夫'在这一问题上应慎重考虑'。
将中国开除出阵营也只是苏联的气愤之言，赫鲁晓夫又不是傻瓜，现下的中国原子弹、氢弹都有，中国国内的各项发展蒸蒸日上，早已是世界上除苏美外的又一支重要力量，苏联要真的这样做，中国大概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则更大。
面对各国的提醒，赫鲁晓夫冷静了下来，他在随后的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现在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对于中国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制度，表达强烈的质疑。中国理应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以调整的借口进行道路的改变，这是对信仰的践踏和不忠。
他的这个发言，随即就收到了中国的反驳，表示: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制度的否定，中国从未以任何借口或理由，改变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和道路，赫鲁晓夫不是宗教裁判所教皇，他无权判定中国，其所说的信仰践踏、信仰不忠，更是无稽之谈。
中苏两国这次政治论战与以往不同，若在以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是看看，他们乐得两国互咬，但是这一次不同，因为中国的新经济政策这一重大政策的内容，实在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得不认真起来。
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一众欧美国家，都搞到了中国的政策公报，这几日来它们都在认真的研究，而后这些国家都得出了各自的观点。
英国人认为，中国这一新政策确实是借鉴了列宁与铁托经济政策的许多方面，比如允许商业市场、私营经济，但也有不同方面，中国并没有取消计划经济，因此这个政策从表述上看确实是一个补充性政策，只是一旦这个政策真的落地实现了，那么中国国内的市场必定会更大。
在英国看来，这些年英中两国的贸易额在不断的增加，如果中国国内能发展起来，那么中国必然会对外部资源有更大的需求，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若能扩大英国在华销售，英国的经济也必然会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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