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摆地摊 第220章

　　“请继续。”聂帅刷刷刷的记个不停，抬了抬笔示意道。“第三步，梳理现有工作流程，建立更加完善、高效的新工作流程。”

　　“第四步，全面提升制造、工艺、技术、质量管理水平，淘汰落后工艺，引进新设备、新工艺,提升相关技术、工艺、质量人员的技术水准和水平。”

　　“第五步，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理念，推动工厂全面质量管理,包括高中低各层级人员质量意识培训、专业知识培训、技能培训;制造环节实行全面质量管控等。”

　　“第六步，持续推进全员循环改善行动，通过持续不断的内部管理等各方面的改善,使得工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而这一步没有时间限制，会一直实行。”

　　聂帅记了好久，一直到写完,他刚抬起了头,问道:“第—步可以解决,那么接下来在实际工作中又要怎么做?”“先换脑子!”方叶说道:“专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思维不是一两天就能建立起来，所以先从高层管理开始，将脑子里过去的思维全部换—遍，这中间会有人反对，也会有人无法接受,还会有人被淘汰。反对的可以说服,无法接受的就要淘汰。”

　　“而在具体的工作层面,如果要推行这样全面的企业管理制度革新，就必须要有一位专业性和原则性都较强的人主持，并且企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的支持他,唯有如此,这个工作才能推行得下去。”

　　聂帅思考了好一会,他微微点头,而后看向方叶说道:“如果国防工业单位,选一座工厂能否请华昌帮助建立起这样的新管理制度。”

　　方叶点头答道:“可以的，不过这个过程持续时间长，并且可能有许多人会被淘汰。”

　　“一定要淘汰吗?”聂帅目光炯炯的说道。

　　“一定要淘汰!”方叶语气坚定的说道:“不是同路人，没办法走到一起。”

　　“好!”聂帅说道:“那就淘汰!”聂帅想了一会，又接着问道:“方叶同志，你认为选取多大的工厂实行合适?”方叶说道:“至少要一百人以上，因为企业管理制度的运行本身就是成本，太小的话展不开，太大的话暂时不合适，因此三百人以上，一千人以下的企业最合适。”

　　聂帅点头道:“我会让二机部的赵而陆部长与你联系，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家符合你要求的工厂，到时还请你多予帮助。”

　　方叶连忙欠身道:“聂帅，为祖国国防工业做贡献,我高兴还来不及，帮助一说何从谈起,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华昌集团一定全力以赴，为祖国军工厂管理建设出一份力。”

　　聂帅笑道:“如此就多谢了。”

　　其实这种事华昌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前些年就帮助沈机建立起了一应生产管理制度，不过相比起一个完整的工厂管理制度建设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而方叶也做好了打算,到时他会亲自率队前往主持。

第298章 都是钱闹的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但1956年元旦前的几日，方叶比往年更加忙碌,他先是与聂帅就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及相关的话题进行了讨论，接着作为政府顾问又要参加县政府年终会议,而华昌集团1955年总结大会也将召开,再加上集团元旦庆祝的相关活动,因此方叶实在抽不开身，讨论暂时停了下来。

　　1955年同安县迎来了示范县迅猛发展的第一年，县委县政府也第一次引用了GDP进行政府统计的概念,全县全年实现GDP总产值32.6亿元，全县年综合财政收入3.91亿，占GDP比重12%。

　　其中工业占比25.3%;农业占比49.5%，养殖业11.7%,商业9.6%，其它占比3.9%。相比于1954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三成,而养殖业与商业均翻了三到四番，特别是养殖业，几乎从零开始，一跃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养殖县。

　　华昌集团在同安县的产业也实现了增长，全县8.24亿元的工业产值中,华昌贡献了七成，向政府缴纳税收1.1亿元，比1954年增加了三千万元;而整个华昌集团则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利润,1955年国内赢收突破10亿元，海外营收2.3亿美元;集团总营收突破15亿人民币，一跃成为继鞍钢20亿元之下，成为全国第二个纳税大户，哪怕两者纳税额相差了十几亿。

　　同安县政府的年度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就在全县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元旦之时,庆州地委书记傅大璋带着地委财政科一行人又来了。

　　同安县委县政府的接待室里,傅书记叭叭的抽着烟,而坐在他对面的姚圭甲和刘伟当然知道书记这次来是要干什么，只是彼不言，我不语，这使得接待室里一时间气氛异常诡异。

　　嘶~呼!~,傅书记将烟抽了一口,而他眨巴了下眼,接着便看向二人诉起了苦,说道:“地委日子不好过啊,去年大水灾，今年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但是修建防洪设施,再加上地方治理，日过过得紧巴巴，所以这一次来呢,地委还是想到你们这来化点缘。”

　　“那个，书记，县里日子也不好过啊…。”姚圭甲说道。傅书记眯着眼,看向姚圭甲说道:“哪个日子好过，你说给我听听。”

　　姚圭甲一听,连忙滔滔不绝了起来，说道:“县里今年要修路预计需要1900万元，电力投入1200万要新建一个发电厂，两个水库今年固定投入为2300万元，工业区还要再投两千万，这些都是无法节省的。”

　　“另外县城太过老旧，已经严重制约了县域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很不便,新城区的建设将是最大的花费,费从今年开始，每年预计投入约1亿元，而且要连投三年,农业水利和农机等农业专业开支三千万,还有其它开支,您算算县里财政也过得紧巴啊。”

　　傅书记眼珠子一转,说道:“这才两个来亿嘛,仅华昌今年就给你们纳税一个多亿，县里财政收入接近四个亿,还有两个亿你们留着干什么?准备生蛋?”“不是啊,书记，县里公职人员要吃饭啊，工资总得发吧，全县去年人口增加了八千多，达到了55万人，全县的教育开支也不小啊。”姚书记说道。

　　只见傅书记将手一挥:“你别跟我扯，教育投入由国家拔款，你县财政要花什么钱?”一直没有开口的刘县长,听到书记这样说，顿时就炸了，说道:“书记!国家拔的那点钱够用什么啊，全县几百所小学，十几所初中,四所高中,大多数校舍都不成样子，许多学校连个桌椅都不全，县里总不能看着祖国的未来就这样的学习条件吧!”傅书记说道:“别跟我扯别的,说吧,你们县里能向地委转移多少?”“按以往定例，10%。”刘伟说道。

　　“不行!”傅书记面色一沉:“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收税四个多亿，就给地委四千万?”姚圭甲在新四军那时就是个火爆脾气,他见傅书记要钱还要得这么坦然，顿时也怒了，喝道:“书记，我们能不能讲讲道理,县里的税收要交到省里,我们县以往按定例向地委转移支付10%，全国其它地区也差不多，之前一年收入一千来万时,地委和市里都没说什么，但去年一下子涨了三十几倍，今年又要涨,地委的日子要过,同安县人民的日子就不过了吗?!”碰!傅书记一掌拍到桌子上，他也怒了:“就你们同安县吃肉,庆州市和庆州地委其它地方的人民就该吃糠咽菜!?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大局观!?”“大局是大局，但不是打劫。”姚书记黑着脸将头—偏，不再看傅书记。

　　“你说什么!”傅书记怒瞪双眼,见这同安县里的一二把手，直接和自己硬干,他被姚圭甲的话给气坏了，抓了好几下才抓住香烟盒，急急从里面抽出一支烟，又点了起来。

　　他将烟吸了一口，而后语气似是平静,但却带着不容质疑的口吻说道:“一口价,一个亿。”

　　“哼!”姚圭甲刷的一下站了起来,根本就没接话,而刘伟也‘啊’了一声，他被傅书记说的数字给惊呆了。

　　“书记,您不能这样啊,这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刘伟到是冷静了下来,他也站了起来,将姚圭甲往下按，准备做做书记的思想工作。

　　不过姚圭甲却是怒火攻心,他一脚将身后的椅子踢开,只见木椅往后一仰,布当一声倒在了地上，就见姚圭甲怒声质问道:“这到底是党的地委,还是土匪?!”碰!傅书记猛的一掌拍到了桌上,而后蹭的一下站了起来,抬手朝姚圭甲一指喝道:“姚圭甲,你给我老实一点!这钱又不是我要,是为了庆州地区的发展，你想干什么?这钱是国家的不是你姚圭甲的!”“放屁!国务院财政部亲自做的决定，经中央同意，同安和固安两个示范县的财政收入五年内用于地方发展，你傅大璋好大本事，打劫打到我们这里来了!”姚圭甲抬手一挥:“—毛没有!”“你走着瞧!”傅大璋指着姚圭甲大怒道。

　　姚圭甲更是气急，也便一巴掌拍到桌上,然后指着傅大璋骂道:“谁怕谁!老子同安示范县归省委直管，不过挂在庆州市委之下罢了，老子怕你!?”“你是谁老子!?”傅大璋指着姚圭甲责问道。

　　“老姚,你冷静。”刘伟见双方吵成这样,今天这事已经搞大了,连忙拉住了姚圭甲,而后便对傅书记说道:“书记，您也消消火，钱的事我们好商量。”

　　“没得商量。”傅书记先是将手一挥,却是没有一丝退让，不过接下来口吻到是平和了些，解释了起来:“庆州地委这么一大摊子到处要花钱,庆州、池州两市又临长江,去年大水灾多少百姓遭了罪,现在许多地方都还没有缓过来，地方的工业也要发展,这些都需要钱，你们县里条件好了，更要有大局意识。”

　　“哼哼。”姚圭甲冷哼一声，冷冷的说道:“是大局意识，还是抢劫,我们心里清楚，你心里也清楚。”

　　姚圭甲这语气口吻,让傅大璋平复下来的怒火顿时上扬，喝道:“你再说一遍!”“老子说一万遍也是这样!”姚圭甲毫不退让。

　　“老姚!不要这样和上级领导说话，态度要端正,快向书记道歉!”刘伟连忙说道。

　　“去他妈的!”姚圭甲一甩拉着自己的刘伟，转身就往门口走，临走之前还一脚踹到了椅子身上。

　　事到如此,向地委转移财政的事是没法谈了，其实话说回来,地委这一次确实太过份了，县级又不需要向他缴税,但市委财政可以向地方抽成或摊派，一般也不会太多，过去在7%到10%之间,遇到特别情况，摊派会多一些，但最高也不会超过20%。

　　因此，县级的纳税有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国税，这是固定额,不同地区不同，像华东华南地区条件好些，要缴纳12%，这也叫正税,是不能免的;其次是地方的省级财税，一般从县级直接定额;最后是摊派，名义就很多了,省里修大工程，国家的爱国捐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这年月，一个农民到底要缴多少税呢?西北地区正税在7%左右，统购统销之下，农民粮食是定额的,每人260斤，畜牲为350至400斤一年,加上摊派大约在30%左右，而华东华南地区则高得多，苏浙沪皖湘鄂赣粤闽这些地方，粮食定额为320斤左右，其中苏浙地区最高可以留到450斤，各种摊派全部加上，普遍要交30%，最高交到42%。

　　比如某贫农户有七口之家，四个大人，三个孩子，有水田十亩,亩产350斤，丰年产稻谷六七千斤,按最高七千斤计，其中大人320斤，孩子250左右，留粮1700至2100斤（含家禽留粮150斤）。

　　而缴税比例之中，国家正税并不高，贫农、中农、富户缴纳比例各不相同,在7%至12%间，其中贫农缴纳比例最低为7%,每亩大约要交十几至二十斤，七亩合计最高不过140斤。

　　正税之外便是地方税,还有国家和地方的其他摊派,这才是大头，即便是贫农,也要缴纳20%以上,也即该农户最少要缴1400斤粮,如果这些都算下来,似乎生活完全过得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丰年之下，老百姓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公社化加上统购统销之后，该农户余下的4800斤粮食，扣除最低两千斤口粮,余2800斤，这些需要全部卖给国家，价格大约在0.15元左右每斤,最高可得钱420元,这是华东华南地区丰年贫农一年最高节余。

　　事实上,还有其它的支出,比如公社里的备荒粮,牲畜粮，公社里的一些公共摊派，一户农民一年下来也就留个两三百元，而这些钱是一个七口之家一年全部可支配收入。

　　相比于收入,物价则不便宜，一斤鸡蛋三毛左右，肉价也差不离,衣食住行之中，布料这种必须品则更贵,每尺大约三到四毛钱，七口之家，一年一人—套衣服,成年人大约需要十二三尺布,孩子六到七尺，合计费用三十多元,还有鞋子、冬衣等,一年四季,全家人抛除其余一切开支，最低也要支出大约一百元左右。

　　如果一家人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情况之下，每年存款大约能节余一两百元,若是家中有一个病人，一年吃个三五十元药,加上收成稍欠，则一年存款甚至很难超过一百元,若遇灾年瞬间一无所有，一贫如洗。

　　其实除了灾年,哪怕是统购统销、公社化，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条件好的地区也还能有一些节余,但后来随着—系列的政策和运动,反右、大跃进、再加上文革,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时长受到巨大的破坏,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时任湘省省委书记的话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其实这事的发生从1955年就开始冒出苗头了，在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上,邓子辉与最高领袖就意见不同,一个说慢—点一个是要快,再快,更快，接着从批评开始发展到批判,再到‘右倾’的帽子，邓子辉于55年12月正式离开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1955年底至56年1月，各省上报国务院的56年年度计划，开始再‘更快’的意思下，出现了浮夸风,接到各地报告各的总理和陈芸顿时慌了，决定压一压,要‘反冒进’要稳定发展,结果情况被最高领袖知道了，上来就是一顿怼，搞得二人下不来台。

　　‘反冒进’由此变成了‘反反冒进’，国务院工作上的失误,开始由批评正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只有反反冒进反右倾,才能更快更好的建设祖国,如此一来,稳定发展的号召被打破,不过这一时期还是能控制得住,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57年庐山会议之后,就完全失控了。

　　从‘大炼钢铁’到‘放卫星、亩产万斤’，中央高层集体做出了超出实际的规划,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而这个结果无疑是集体造成的。

　　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些问题上,将责任归究到具体的个人，那么在农业之上，少其与晓平要负责;在国家政府工作统筹之上，伍豪、陈芸要负责;而在整个形势的总体变样上,最高领袖要负责。

　　意识指导行为，但思想要联系实际，行动之前更要认真研究、规划，哪怕思想高度再高，再有全局战略，但脱离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行动的结果只会让这些思想，变成为正确的废话。

　　‘三代之治’、‘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些思想高不高尚?正不正确?理不理想?当然是肯定的,但不能因为思想高尚正确，就认为做出的‘规划’就全部正确。

　　这个‘规划’用政治的话语来说就是‘路线’，一部分领导认为要‘稳’,这是一个路线,而最高领袖和另一部分领导认为要‘快’，这是另一个路线,究竟谁正确呢?历史已经给了答案了。

　　当然，造成这个结果的决议是集体做出来的,所以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有人,如果要将这个责任放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么，要么是真不懂,要么就是坏。

　　腊梅寒开,瓣指一方,地委书记与县委书记吵架,很快就在县里传开了，事情也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首先是同安县里的老百姓集体炸锅了。

　　作为对政治知之甚少的群众,他们却拥有着朴素情感,人们一边倒的支持姚圭甲，大骂上面不要脸,认为他是同安县人民的好书记。

　　因此每天都有老百姓提着整蓝子的鸡蛋、鸭蛋,提鸡抓鸭,来到县政府门口,说是要送礼,县政府是拦也拦不住,以至于门口摆了一地的各种百姓送来的物什。

　　县里头痛,地委也闹得脸上没光彩,但这种事遮掩是遮不过去的,不过第三天,省委就接到了‘热心群众’的汇报,刚刚喜喜庆庆过完元旦的曾席圣，—上班就碰上了这档子事，好心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省长黄岩双手盖在炭炉上,他朝坐在办公楼前的曾席圣说道:“这个事情要尽快压下去，否则真闹大了，到时不好收场。”

　　曾席圣一只手放在炭炉上，另一只手则夹着烟抽着，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决定,而是问道:“下级对抗上级这事肯定要给个说法,但是同安县情况不同，如果处理了姚圭甲就失了全县的民心，我听人说,当地老百姓送的礼物,将县委县政府门前的空地都摆满了。”

　　黄岩点了点头说道:“我赞同你的看法,所以这个事情处理起来,要有技巧。”

　　“比如呢?”曾席圣叭了一口烟问道。

　　黄岩沉吟道:“首先不能派组织部的人去，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调查了，实际上这件事也没什么好调查的，无非是同安县发展的好了，上级穷,来打秋风。”

　　曾席圣点了点头，不过却是说道:“打秋风是打秋风,但傅大璋也搞的太过火了，去年要了四千万,今年要一个亿，这事换在谁身上都受不了。”

　　黄岩哈哈一笑,说道:“估计傅大璋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但不管怎么说，两位同志都是为了地方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都是党的好同志,人民的好干部。”

　　“我同意。”曾席圣点头笑了笑。

　　“定了调子，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黄岩说道:“组织部的人就不要派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更不要派。”

　　“那派谁?”曾席圣一时间还真想不出来。

　　“让桂林西去吧，他以前在庆州工作,上上下下都熟悉，当个和事佬的资格也具备。”黄岩说道。

　　曾席圣低眉稍加思索,微微点头道:“桂同志负责省委宣传工作,他去确实合适,既不是调查也不是去执行组织程序。”略作停顿曾书记接着说道:“好，就让他去。”

　　黄岩推了下眼镜,继续说道:“不过，考虑到同安县在庆州之下,姚圭甲这位同志继续待在同安县不合适了，我看是否可以调离?”曾席圣没有立即回答，又想了一会，才说道:“继续留在同安县以后工作确实不好开展,毕竟傅大璋是上级,我看这样,这几年他在同安的工作做得很不错,先派到上海历练一下，然后再调回省内升市委书记。”

　　黄岩笑道:“我没意见。不过同安县是示范县他离开了那边的工作谁接手?”曾席圣又思考了起来，这个人选确实不好找，别的人可不会有姚圭甲和刘伟那样知道方叶的底细，会配合他工作，如果从别地抽一个人过去,搞不好只会添堵,想到这里,他说道:“暂且就让桂林西兼任同安县委书记吧,过段时间再由副书记张安国接任,这位同志我了解过,工作能力很强,做事有原则。”

　　“行，那就这么定了。”黄岩说道。

　　桂林西很快就被叫到了曾席圣面前,一说让他去庆州当和事佬,他便知道是什么事了,其实庆州的这个事情,现在省委省政府也已经人尽皆知,就他个人看来,庆州地委这一次确实做得过份了些,要钱就要钱，但也不能一下子要这么多。

　　桂林西接下了任务,但他还是朝书记和省长说道:“事情起因还是因为钱的事闹的，我过去了支持谁都不合适,所以究竟是按规定，还是再给，又要给多少，这是个问题。”

　　“你是什么看法?”曾席圣问道。

　　“我的看法是,双方各退一步，去年给了四千万，今年就给五千万，以后就这样定下来，否则的话年年来要,地委是上级也失了脸面。”桂林西说道。

　　黄岩朝曾席圣点了下头说道:“桂同志这个建议我看可行，定来了，也免得以后再有人搞事情。”

　　“行，那就这样办。”曾席圣答应了下来。

　　寒冬时节,北风呼呼,细雨夹杂着风雨,打在车窗之上噬啪作响，一辆吉普车踏着泥泞，吭哧着越过同安县朝着庆州开去，约摸十—点钟,桂林西终于赶到了庆州地委，刚刚下车就看到了庆州专区专员和地委书记傅大璋二人正站在门口。

　　“桂同志,麻烦你请自跑一趟，你看这事闹得。”傅大璋一脸尴尬的说道。

　　桂林西笑了笑:“这次省里来就是让我解决这个事。”傅大璋点了点头，不再说话,而是作了一个请的示意,几人很快就来到了地委的会议室，茶余烟后,傅大璋开始诉起了苦，从去年大水灾，讲到今年地区的一系列建设，一番长篇之后，便苦着脸说道:“你看，这么—大摊子，到处都要钱,地委、市委两级财政哪里拿得出钱来?”傅大璋两手一摊,朝桌上敲了敲,接着说道:“他们一个县，今年的财政收入，比整个庆州其它几县加起来的还要多一倍,我去找他们借点钱发展地区有什么错?他们到好，不借就算了,那个姚圭甲直接当面拍桌子、踹椅子，对于这样缺乏大局观，目无上级的人,我打算让专区的同志去找他好好聊聊。”

　　庆州市专署专员（市长)方震华则是眼观鼻鼻观心，没有任何表示，桂林西朝他看了看,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位方专员根本不想插手这事。

　　而在方震华看来,这事一旦处理不好，以后名声就臭了，何况这一次又不是庆州市政府去要钱搞出来的事情,就同安县现在这情形,他真要去给姚圭甲好看，说不定要被人扔臭鸡蛋，这种自讨没趣的事，谁爱去谁去,好在现在省里来人了，他终于松了口气。

　　就见桂林西说道:“事情省里都知道了，庆州地委这些年的工作也做得十分突出，推广双季稻、共抗水灾，地方工业、经济、农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桂林西先是认可了功劳,接着话风一转说道:“这个事情,省里已经定了性,无论是地委还是县委，都是为了省里的建设事业发展，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人有错误，都是好同志。来前黄省长和曾书记特意将我叫到了办公室交待了这些话。”

　　傅大璋一听，见省里已经定了性,便转了口吻说道:“是啊，同安县是中央确定的示范县,各项事业都发展得又快又好,这是值得称赞的,我与姚圭甲同志,也并无个人恩怨,说到底还是因为地区太穷了，到处缺钱啊。”

　　“钱的事,省里也已经考虑过了。”桂林西说道。“请问，省里支持多少?”傅大璋一听顿时喜上眉梢。

　　桂林西说道:“省里哪里有钱来支持啊,全省到处都在建设，合肥的拖拉机工厂,中科大的教育经费，全省开支这么大。”

　　“那省里的意思是?”傅大璋问道。

　　桂林西回道:“省里的意思是，地委可以要求同安县转移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地区建设，但是总要有个数,不可能要多少就给多少。”

　　傅大璋再问:“那省里答应给多少?地方上实在缺钱啊。”

　　“去年四千万，今年也给四千万,以后就按这个价定下来,到年底同安县一次性转移,或者年中年尾各转移一次。”

　　“太少了，太少了。”傅大璋脑袋摇得更拔浪鼓一样,说道:“至少八千万，这样才能解决今年地区的各项投入需要。”

　　桂林西见他这样说话,便也有些不客气了，说道:“傅书记，县里向地委转移财政也就10%，即便附加最高20%，要这么多过份了啊,同安县自己发展得好,地委有投入一毛钱?”“啊，这…。”傅大璋顿时一阵尴尬，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同安县的发展确实庆州市和地委都没有投一毛钱，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完全是依靠华昌集团，国家将华昌集团在同安的企业五年税收,全部转移到了同安县,这样一来同安县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去年被借走了四千万,那也是因为确实遭了水灾,今年直接翻一倍不止，县里有意见那也是正常的。

　　桂林西说道:“八千万你别想的，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是拿八千万，省里拿多少?一个亿还是两个亿,同安县还要不要发展?竭泽而渔的道理,我相信傅书记是知道的。”

　　“但四千万确实太少了一些。”傅大璋有些气奄的说道。桂林西则是回道:“如果同安县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年财政收入即便对比其它几县，也不过三四千万，地委能收淮宁、前山、肃松四千万财政转移资金吗?不过几百万,现在凭空多出了一个县的收入，地委应当高兴才是。”

　　“再涨一点,七千万行不行?”傅大璋还是觉得太少了，特别是对比同安县那四个亿的财政收入。

　　桂林西说道:“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说了算,还是要与同安县商量一下，毕竟这是财政转移，相当于无偿从别人口袋里掏钱,总要和当事人好好协商，来硬的肯定是不行的。”

　　谈到这里,该说的也都说了，当天下午,方震华便随着桂林西又跑到了同安县,由于省里派人过来协调，姚圭甲虽然一肚子气,但是还是同意向上级转移一笔钱,不过他提出还是按去年的来,最后桂林西亲自出面协调,最后谈到了六千万,并且就此确定下来,此后二十年,每年向庆州地委转移这个数目。

　　同时达成了协商议建，如果地区发展要钱,同安县在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给一些,但是地委和专区不能强行要,双方必须认真协商，至此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当然,姚圭甲也得到了一个私下里的消息,省里打算通过华东行政系统,将他调到上海任区长,两年后才回到省里,到时是当市委书记还是市长，看情况再安排,等于官升二级，姚圭甲心里自然是欢喜的。

　　而在同安县的聂帅，全程经历了这一次事件，只是事情落幕之时,刚好也是他结束了在同安县的一周之行，期间他不仅考察了华昌在同安县的工厂，还考察了同安县的各项建设发展情况，这里发生的一切，给了他一把小小的震撼，不过这里的见闻不能外传,这些事情他作为中央高层首长自然是知道的。

　　南下的火车，开始了北返，而聂帅与钱雪森三人哪怕在火车中，依旧很忙碌，他们一边讨论着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相关事项，一边组织书写这一次会谈的报告。

　　列车从寒冷的南方，一路风雪，驶向了更加严寒的北方，漫天的风雪似乎将天地都掩藏了起来,但是丝毫没有阻挡列车轰隆着—往无前,而与这个时节的严寒不同的是,他们的心中已经涌起了对未来祖国繁荣富强的无限期待,只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未来,前景是那样的美好而广阔，就像这无边无垠的北方大地一样,历经春秋酷寒,但总会一片坦途。

第299章 科学的计划(没写好可不订)

　　鹅毛般的大雪簌簌而下,于天地间漫天飞舞,风似乎停止了，大地之上的北京城被一片厚厚的积雪覆盖，但这般大雪并没有阻止四九城里的人们出行，建国已经六周年，山河安宁，寒冬再也没有了嚎的景象，人们的脸上与身上，总是带着一股子改天换地的气势，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窗外大雪纷飞,西花厅的客厅里却是温暖如春,两台炉子让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客宁，烘烤得如同初夏一般，而在客厅的会客区，总理、钱雪森、聂帅、陈庚还有从上海赶来的夏培肃五人，正坐在沙发前讨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