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知道一件事，能想到一起去——这朝廷不是他们的！
他们拜的是关公，是宗祠，信的是血脉、是义气，喊的是反清复明。这复明也许是假的，可这口气是真的。”
“在内地，你分得了地吗？你一动地主的田，士绅就跟你玩命。所以，内地的路，跟洋外的路，不一样。内地要流血。不杀出一条血路，什么教化、什么骨气、都是空的。”
“你方才说，内地要流血。”
孙中山开口，“流谁的血？百姓的血，还是我们的血？要死多少人，杀多少人？杀了人，血海沉浮之后呢？谁来种地，谁来织布，谁来给孩子教书？”
“九爷在南洋，也杀过人。他杀的是那些不把人当人的殖民者，杀的是那些霸占矿山的工头，杀的是卖鸦片卖同胞的会党头目。可他杀完之后呢？他分了地，办了学，让那些矿工的孩子也能读书。他不是为了杀而杀。”
“你是说我为杀而杀？”那人皱眉。
“不。”孙中山摇了摇头，“我是说，杀，或许是一条路。可杀完之后，必须要有跟上的手段。”
“我在西医书院读书，何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课，讲英国的《大宪章》。他说，八百年前，英国人也杀得血流成河，贵族砍国王，国王砍贵族。可他们杀来杀去，杀出几卷羊皮纸，把国王的权力关进了笼子。这才是本事。”
“逸仙，你这是要效仿英国？”陈少白问。
“不是效仿。”孙中山说，“是看明白一个道理：杀人不是目的，立规矩才是。九爷在南洋立的那些规矩——农会怎么分地，工厂怎么分红，学堂怎么招生，军队怎么议事——那都是他一条一条立出来的。他立的不是大清律，是能让百姓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的规矩。”
“大清律没人在乎，百姓也看不懂，可这些规矩，百姓是死死记在心里了，是因为这些规矩是保护他们自己的！”
谭嗣同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忽然开口：“逸仙，规矩是需要地方施展的。杀人流血，再造河山，要死多少人？要多少年？到时候，洋人会不会趁虚而入，我们会不会亡国灭种？我们有没有时间？”
“毕竟，现在还是大清的天下。改变大清，难道不比流血牺牲，从头再来要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吗？”
几人面面相觑，都有些默然，转而听起来屋子里其他人的争吵。
有些话没有聊得那么深入，但人在香港，在九爷的地盘上，就隐约表明了一种态度，
华人的路线里面，走得最成功，也最远的，看起来最有可能成功的，恰恰是他们来这里看到的这一条路，可兰芳、安南的分地改制他们都从报纸上看过，这一套要是他们接下了，回到清廷，岂不是明晃晃地造反？
“听讲今日九爷会来。”
“九爷要来？真的假的？”
“你看那不是，真来了！”
房间里的声音越来越大，
直到门开了。
声音戛然而止。
进来了五个人。领头的是个穿深蓝色立领军装的年轻人，腰里别着左轮手枪，目光在讲堂里扫了一圈，然后侧身让开。
第二个进来的，拄着一根拐杖。
头发花白相间，被门外的风吹得有些凌乱，面容清瘦，没有什么富贵神采，也并不盛气凌人。
梁启超瞪大了眼睛，随后感叹，父亲说的对，二十年过去了。刀不在腰里了，但那股东西还在。
“坐吧。”
“我近来身体不太好，所以没有过来。”
他说，“今日天气好，来看看你们，聊一聊。你们从各处来，有的从日本来，有的从美国来，有的从广州、从新会、从浏阳来。我也想听听你们都讨论什么。”
讲堂里静了几秒钟。
然后，一个声音从后排响起：“九爷，我们都看过您的《公报》。您说，要自强。可自强，怎么个强法？朝廷办了三十年洋务，船也买了，炮也造了，可还是如此糜烂。
我们这些人读书读到现在，越读越不明白——到底差在哪里？”
陈九看了过去，这些操着各地口音的面孔。有狂热的，有审视的，有怀疑的，还有个眼神飘忽、不敢与他对视的——或许是清廷的密探。
“差在哪里……”
陈九开口，“咱们历史上，有过多少次造反？”
“从陈胜吴广，到黄巢，到李闯，到洪秀全。我也不知道多少，或许几千次，或许几百次。但或许咱们都知道，这些造反，最后都怎么了。”
谭嗣同忽然开口：“要么被朝廷剿灭，要么自己成了新的朝廷。”
“对。”陈九看向他，“你说的很精炼。”
谭嗣同拱了拱手：“不敢。”
陈九点了点头，接着说，“我自己的理解，造反直白点说就是换皇帝，换朝廷，换一拨人统治。
皇帝换了，规矩还是那套——百姓交租，读书人考试，官府收税，朝廷养兵。换了谁坐那把椅子，底下的人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等到实在活不下去了，就造反，再换一个。”
“而我的想法不同，我们如今讲变法，讲改制，要的不是给江山换个主人，而是要从地基开始，重新打桩，盖一座能挡得住风雨雷电的新房子。
这新房子，要吸纳泰西的营造法式，也要灌注我们中国人的新义理。这其中的新，不是换个招牌，而是脱胎换骨，再造乾坤。”
讲堂里有人轻轻吸了口气，这听着像是否定一切。
“您指的是……换个根？”孙中山问，呼吸急促。
“能成功吗？”
陈九看着他，没有直接接话，
“你们刚才说，洋务办了三十年，为什么还是输？
洋务换的是器，不是体制。买洋枪，造洋炮，练洋操——可这些枪炮操练，最后归谁管？归朝廷管。朝廷的规矩没变，这些新东西就只能在旧规矩里打转。北洋水师的军舰，管带吃空饷，兵丁吸鸦片，和绿营兵有区别吗？”
所以，”
他看向孙中山，“你们有人想维新，想变法，想改制，都好。
那诸君，如果要变的话，真正的敌人是谁？
是慈禧太后吗？是那些满洲亲贵吗？还是那些贪腐的官员？
我年轻时也以为是朝廷误国，是太监弄权，是大臣们卖国。
可这些年读史、阅世，看辛酉政变，看天津教案，看这些年的洋务运动，我慢慢明白——真正的敌人，不是几个人，是我刚才说的根子上的东西，这是一种结构。
什么是结构？就是你换掉一个人，换上来的那个人，用不了多久，也会变成同样的样子。”
他艰难地坐直了些，
“同治年间，恭亲王算不算开明？文祥算不算清廉？
可他们能做什么？他们要做事，就得用那些捐官出身的、满嘴仁义道德实则贪婪无度的人。为什么？因为整个官僚系统，是靠关系和利益粘合起来的——同乡、同年、师生、姻亲，一层层，一张网。你碰一个人，整个网都动。你想砍掉腐败的枝干，树根会把你的斧头咬住。”
“更深的敌人，是道统。”
陈九咳嗽了几声，拿起手帕捂住嘴，喘息了好一会，
而堂中不少人已经变了脸色，甚至起身欲走，但终究是坐下了。
人的名，树的影。
陈兆荣，这个名字，如今在南中国海，过于有分量了，甚至让这些读书人生不起辩驳之心。
“我和你们有些人一样，从小读圣贤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忠君就是爱国，质疑朝廷就是乱臣贼子。这套东西，比刀枪更难对付——它刻在读书人的骨头里。
我这些年接触一些读书人，都很着急，很急迫地要改变什么。可你说要不要真的站出来反对朝廷，他们心里那关过不去——这不忠不孝啊。
欧洲那些国家的军队为什么最后都转向镇压起义？
因为士兵们骨子里还认国王，觉得工人造反就是乱。我们这里也一样——真要求变，首先要变掉自己脑子里的君臣纲常。这个敌人，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
陈九停顿了一下，轻轻叹息，
“还有一个，是改良的幻觉。
朝廷里有些人，像张之洞，他们愿意变——造枪炮、开工厂、派留学生。他们告诉你：慢慢来，别急，我们也在变。
可你要问他们：科举要不要废？君权要不要限？旗人的特权要不要取消？他们就不说话了。
俄国人搞农奴制改革，沙皇还是沙皇，贵族还是贵族，农奴自由了却没地。
日本人在搞议会，天皇还是天皇，藩阀还是藩阀。这就是改良——给你一点希望，让你不至于饿死，但绝不让你吃饱，甚至让你失去得更多。
对朝廷来说，这是最聪明的办法。
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危险的诱惑——你觉得有希望了，于是等，等十年，等二十年，等到你老了，等到你死了，什么都没变。
像是现在一样，
所以，真要革命，敌人不是太后，不是亲贵，不是那几个人。
是这张网。是这个道统。
是这个等一等就会好的幻觉。
还有——”
他苦笑，指了指自己，
“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些一边看透了，一边还在犹豫的人。”
梁启超的心跳漏了一拍。
陈九的目光扫过讲堂，似乎在找什么人。然后，那目光落在梁启超身上。
“你是新会的？”
梁启超站起身，拱手道：“九爷，新会梁启超，字卓如。”
陈九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继续道：“我知道，你们里面不少人是有功名的。”
“你们自己，你们的家族，都活在这个体系当中，变法就是背叛自己，这是很难的。”
他站起身，拄着拐杖走到讲堂中央。
“我年轻的时候，在古巴种过甘蔗，在旧金山抓鱼，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他停下脚步，看着讲堂里的年轻人。
“巴黎的工人起义的时候，他们想要的不是换个官员，是面包、是工作、是活下去。
马克思的书里说——革命不是改朝换代，是社会解放。是把人从等级里、从饥饿里、从无声的状态里解放出来 。
我在书里见过太多起义。美国的内战，他们说是为了联邦，可本质上，是两千万自由人能不能容忍三十万奴隶主寡头统治的问题 。
林肯的法令让黑人成为人，那白人工人才能真正自由 。
变法改制就是这样，它不商量，它否定旧世界运转的规则。
还有海地。
1804年，那些被称作“财产”的黑人站起来，打碎了拿破仑的军团。
他们说这是叛乱，可是最后呢，最底层变成了独立国家的公民 。
它告诉所有殖民地：奴役人的制度，是可以被连根拔起的。
我从这里学习，引导了南洋的殖民斗争。
所以，什么是变法改制？
不是循环，不是恢复 。
它是过去不允许说话的人，突然开始说话。
是旧的秩序在某个清晨发现，那些它从未正眼看过的力量，已经不再害怕。
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个时刻：人被逼到悬崖，然后选择了不再回头。
他们不再吝惜生命，不再珍视自己，为的只是一个朴素的愿望，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那就勇敢地去争、去跑、去冲锋、乃至去死。
但这样是不容易成功的，变法改制，需要目标，需要纲领。”
陈九咳嗽了几声，手指微微颤抖着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说到清朝，说到我们的这片土地，说到杀人。
太平天国，算不算变法改制？他们拜上帝，分田地，想让耕者有其田，想让女子不缠足。可死了多少人？两千万，三千万，没人能数清。血流成河之后，南京城头的旗子又换了颜色。
你们在座有不少人写信问我：你不是也想要变革吗？那你怎么看那些死人？那些被砍下的头，被烧毁的村庄。
我试着区分两样东西：一是要打破旧秩序，另一个是变法改制本身可能变成暴力机器。
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可断头台自己也会吃人——罗伯斯庇尔最后也躺在上面。
欧洲革命，工人筑起街垒，可街垒挡不住炮弹，也挡不住后来拿破仑三世的政变。暴力一旦开始，就容易失去方向，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吃。
但我要问另一个问题：不变法改制，就不流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