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凭什么一个人只是活着，就要给人磕头？凭什么一个人只是种田，就要饿死？凭什么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可以坐在家里收租，可以当官作威作福，可以骑在百姓头上？”
“后来我在广州读书，看见官府抓人，抓的是几个偷东西的孩子。那几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偷的不过是几个馒头。可官老爷不管这些，把他们抓去，打板子，关起来。他们出来的时候，腿已经断了。”
孙中山的声音很平静，
“英国人的报纸可以骂自家的皇帝，可我们的皇帝呢？我们的皇帝在紫禁城里，看不见百姓，听不见百姓，也不在乎百姓。”
他看着三位挚友。
“这香港，有自来水，有煤气灯，有医院，有学校。洋人犯了法，也要上法庭。我们那里呢？县太爷一句话，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交了钱就放人，交不起钱就关到死。
这不是船坚炮利的事。这是制度的事。”
陈少白眼睛一亮：“制度？”
“对。制度。”孙中山说，“医学院也教法律，英国的法律——当然，是英国人写的，里子肯定偏袒英国人。可它有规矩，不管是好的规矩还是坏的规矩，老百姓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没规矩，或者说有规矩也形同废纸，老百姓就只能猜——猜官老爷今天高兴不高兴，猜今天会不会被抓去打板子。
猜了几百年，猜成了什么？猜成了奴才。”
“我们的同胞啊……..被教训了二百多年，忘了怎么当人。”
陈少白心里发闷，主动撇开了话题，问道：“逸仙，你之前说日本人学西洋学得很快？”
孙中山想了想：“我听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时，才十五岁。可他们有一批人——像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这些人——去欧美考察了两年，回来就改革。废藩置县，学西洋制度；办工厂，学西洋技术；开学堂，学西洋学问。二十年，就起来了。”
“二十年。”陈少白喃喃道。
“我们呢？”孙中山说，“我们六十年代就开始办洋务，办到现在三十年，办成了什么？办了几个工厂，买了几条船。可制度没变，朝廷没变，百姓没变。”
他顿了顿，声音里有一丝疲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不可谓不尽力。可他们办洋务，是给朝廷办，不是给百姓办。船造出来，是朝廷的船；枪造出来，是朝廷的枪。百姓呢？百姓还是百姓，奴才还是奴才。”
“日本今年闹经济危机，听说各项生意被抢了不少，国内日子很难过。可他们照样在办工厂，在造兵舰，举国借债。天皇说话，百姓听；官府办事，百姓信。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北洋水师看起来风光，可那钱是哪来的？是借洋人的，是收厘金的。
借的钱要还，收的税要交。百姓一边交税养兵，一边被洋人欺负。这兵，养出来给谁用？
人家的兵，是国家养的。我们的兵，是官老爷养的。国家养兵，兵为国家死；官老爷养兵，兵为官老爷死。可官老爷太多了，有大有小，有满有汉，兵不知道该为谁死，索性就不死了，跑就是了。
“我近来在算一笔账。”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三人。
“我在算——奴才算不算得明白账。”
“陈先生让我多看看这世上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活的。”
陈少白微微一怔，放下手中的鼻烟壶。杨鹤龄原本倚在窗边，此刻也直起身子。尢列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杯中茶水纹丝不动。
孙中山翻开自己书袋里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指着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
“这本书讲的是：为什么机器越多，工人越穷？为什么国家越富，贫民窟越多？亨利·乔治算了一笔账——土地被少数人占了，大多数人只能租地求活，种出来的粮食，七成要交给地主。这叫什么？这叫地租。地租是什么？地租是看不见的鞭子。”
“可你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里有地租，只有我们这里有鞭子。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他们也有。他们也有穷人，也有饿死的人，也有活不下去的人。”
杨鹤龄微微一愣：“逸仙，你不是常说英国如何好、法国如何好吗？怎么他们也有这些？”
孙中山合上书，靠在椅背上。
“我说英国好，是说他们的制度有值得我们学的地方——议会、法律、言论自由。
可这不意味着英国就是天堂。恰恰相反，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伦敦东区、柏林北郊、巴黎城郊，有成千上万的人，过得比我们村的佃农还惨。”
“你们知道伦敦东区吗？”孙中山问。
三人摇头。
“陈先生给我寄了很多报纸，有英文的，有法文的，我读得很费劲，但我读懂了。伦敦东区，那是伦敦最穷的地方，那里住的全是码头工人、临时工、失业的人，还有——女人和孩子。”
“有个火柴厂，叫布莱恩特与梅，在伦敦东区。厂里雇了几千人，大多是女人和女孩，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她们一天干十几个钟头，挣几个便士。可这几个便士，还要被扣。为什么被扣？因为脚脏了，扣钱；因为工作台没收拾干净，扣钱；因为说话了，扣钱。随便什么理由，工头想扣就扣。”
尢列眉头微皱：“这不跟我们的佃农一样吗？交了租还要交杂派，交了杂派还要交耗羡。”
“一模一样。”孙中山说，“可最惨的不是这个。最惨的是——她们随时会死。”
他从书里抽出一张报纸——伦敦新闻画报》，指着上面的一则报道。
“火柴要用黄磷，黄磷有毒。这些女孩天天接触黄磷，几年之后，下巴就开始烂。牙齿松动，牙龈流脓，颌骨坏死。到最后，整个下巴会烂穿，露出骨头，发出恶臭。这病伦敦人管它叫影子下巴——因为得病的人，下巴会慢慢消失。”
他放下报纸，声音沉下去。
“这种病，死亡率接近两成。每五个得病的女孩，就有一个会死。可她们不敢停工，不敢告病，因为停了工就没饭吃。她们只能一边烂着下巴，一边继续干活，直到烂得干不动了，或者死了。”
室内一片寂静。
陈少白喃喃道：“十四岁的女孩……烂着下巴等死……”
孙中山说，“最讽刺的是，这家火柴厂的股东，是伦敦的名流，是议会的议员，是女王册封的爵士。他们每年分红，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女孩，用命给他们赚钱，自己却住在贫民窟里，吃着发霉的面包，喝着掺水的牛奶。”
他抬起头。
“就在两年前，这些女孩终于受不了了。一千四百人，集体罢工。她们走上街头，喊着口号，要求涨工资，要求取消罚款，要求改善条件。你们猜，英国政府怎么做的？”
杨鹤龄问：“怎么做的？”
“没怎么。”孙中山说，“报纸报道了，议会讨论了，几个议员站出来替她们说话。然后呢？然后工厂主让步了，涨了一点工资，取消了几项罚款。罢工结束了，女孩们回去继续干活，继续烂下巴，继续等死。”
他停了一下，看着三人的眼神。
“这就是英国。有议会，有报纸，有言论自由，可那些女孩，还是烂着下巴等死。她们的议会，不会替她们立法禁黄磷——因为黄磷赚钱，因为股东是大人物，因为政府不想得罪有钱人。”
孙中山又抽出另一份德国报纸，上面转载了一篇柏林医生的报告。
“这是德国的情形。”他说，“柏林有个医生，叫弗兰茨·奥本海默，在贫民区行医。他写了一份报告，讲他每天看到什么。”
他念道：
“这个区住的都是什么人？是小业主、工人、妓女、流浪汉。最多的是工人，有技术的少，没技术的多。我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就像看见了美杜莎的头——那张脸，能把人变成石头。”
他抬起头：“美杜莎是希腊神话里的妖怪，看一眼就变成石头。这个医生说，贫民窟的脸，就是美杜莎的脸。”
他继续念：
“这里的孩子，十个里有一个会死。不是病死，是热死。夏天，贫民窟的房子里热得像蒸笼，夜里也凉不下来——四周都是高墙，白天吸的热，夜里全放出来。孩子们喝了馊掉的牛奶，得了暑热腹泻，拉几天就没了。有个医生说过一句话：穷人的孩子，只有躺在棺材里才能凉快下来。”
“第二种死法，是肺痨。得病的都是什么人？是本来身体很好的工人，在工厂里吸了灰，住在没有光没有风的屋子里，吃的又不够，慢慢就病了。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死，看着他们的家垮掉。偶尔能送进医院，可住不了几天就得出来——要干活。不干活，全家都得饿死。”
“第三种死法，是打胎。这里的女人，没钱养孩子，又没法不生孩子，就去找那些脏婆娘，在脏角落里打胎。那些婆娘骗走她们最后几个铜板，然后把她们弄得半死不活，或者直接弄死。”
孙中山放下报纸，看着三人。
“这就是柏林。德国的首都，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的中心。你们以为德国人过得比我们好？他们也有贫民窟，也有饿死的人，也有烂下巴的女孩，也有打胎打死的女人。”
尢列轻轻叹了口气：“天下乌鸦一般黑。”
“不，尤兄。”孙中山摇头，“不是一般黑。是不一样黑。”
“我们这里，是朝廷把你变成奴才，让你不知道自己可以站着活。他们那里，是工厂主把你变成机器，让你知道自己可以站着活——可站着活，还是活不下去。”
“英国有议会，有工会，有报纸。那些女孩罢工，报纸会报道，议员会说话，工会会支持。她们知道，自己是在争取什么。可我们呢？我们的百姓罢工，官府会抓人，朝廷会杀头，天下人会说是刁民作乱。她们至少还有路走，我们没路走。”
“再说法国。”孙中山走回桌边，继续翻他的书袋。
“今年五月，巴黎的煤气工人罢工。你们知道煤气工人是干什么的吗？是给巴黎的路灯点火的。巴黎的煤气灯，有几万盏，全靠这些工人一盏一盏地点。”
他抬起头。
“他们要求涨工资，要求减少工时，要求成立工会。你们猜，法国政府怎么做的？”
陈少白问：“怎么做的？”
“派兵。”孙中山说，“军队开到工厂门口，工人不肯复工，军队就开枪。打死几个？报纸没写清楚。可罢工被镇压了，工会被解散了，工人被开除了。”
他顿了顿。
“法国，有《人权宣言》，有自由、平等、博爱，可工人罢工的时候，军队照样开枪。他们的总统，叫卡诺，是个大资本家。他们的总理，叫弗雷西内，也是个大资本家。他们的议会里，坐的全是有钱人。工人说话，他们不听；工人罢工，他们开枪。”
尢列沉吟道：“所以逸仙，你是说，洋人也不是什么都好？”
孙中山说，“自然，洋人也有洋人的问题。他们的工厂主，跟我们的地主一样，靠吸工人的血活着。他们的政府，跟我们的朝廷一样，站在有钱人那边。他们的军队，跟我们的八旗兵一样，专门对付穷人。”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
“可有一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他们可以说话。”孙中山说，“伦敦东区的女孩罢工，报纸会报道，议员会质问，工会会支持。柏林贫民窟的医生，可以把他的报告印成书，让全德国的人都看见。巴黎的工人，可以组织工会，可以罢工，可以跟政府谈判——虽然谈判不成会被开枪打死，可至少他们试过，他们至少还能有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口。”
他直勾勾地看着三人。
“我们呢？我们的百姓，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佃农交不起租，只能跪着求地主；码头工人被打，只能捂着血流走；孩子饿死了，只能挖个坑埋了。他们不敢说，不敢写，不敢闹。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写了会被抓，闹了会被杀。”
孙中山的语气渐渐平静下来。
“所以你们看，这世界上的黑暗，分两种。”
他伸出右手，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种，是英国、法国、德国那种黑暗。他们有议会，有法律，有报纸，有工会。可他们的议会里坐的是有钱人，他们的法律偏袒有钱人，他们的报纸替有钱人说话，他们的工会打不过有钱人的军队。这种黑暗，是光天化日下的黑暗。你知道它在哪里，你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你可以指着它骂，可以组织起来跟它斗。斗得过斗不过，是另一回事，可至少你可以斗。”
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种，是我们这里的黑暗。我们没有议会，没有法律，没有报纸，没有工会。百姓不知道自己在受苦，不知道谁让他们受苦，不知道该怎么反抗。他们以为，活着就是这样，苦就是这样，奴才就是这样。这种黑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你连骂都不知道该骂谁。”
他放下手，看着三位挚友。
“亨利·乔治写《进步与贫困》，是让美国人知道，他们的黑暗在哪里。奥本海默医生写报告，是让德国人知道，他们的黑暗在哪里。那些火柴厂的女工罢工，是让英国人知道，她们的黑暗在哪里。他们有光，所以能看见自己的黑暗。”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
“我们呢？我们连光都没有。我们只能摸黑走路，摸着墙走，摸着地走，摸着前面人的后背走。走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
杨鹤龄握紧拳头：“所以我们要点灯。”
孙中山看着他，“是的，点一盏灯。让百姓看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别人也跟我一样苦，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走。让百姓看见，原来这黑暗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点的；原来这奴才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熬的。”
“陈先生拒绝我的时候，我时常不忿，可是看完这些他给我的资料，我才发现，有太多的地方要改变，有太多的问题要面对。”
孙中山继续说：“你们知道清朝有多少条律例吗？我在书院问过何启先生，他说《大清律例》正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多条。这还只是律，还有则例，还有会典，还有各部院衙门自己定的规矩。”
他伸出右手，五指一根一根地弯下去。
“这四千多条规矩，有几条是护着百姓的？田赋怎么收，丁银怎么派，徭役怎么征，盐怎么卖，铁怎么炼，出海怎么禁，读书人怎么考，当官的怎么升，犯了事怎么判——全写明白了。写明白了，百姓就明白了？”
他摇摇头。
“不。写明白了，百姓就更糊涂了。因为写明白的是：你什么都不能做。”
他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你想开荒种地？先交钱领荒照。你想下海捕鱼？先交钱领船照。你想进城做工？先交钱领路引。
你想读书考功名？先交钱拜老师，再交钱应县试、府试、院试，中了秀才还要交钱拜座师。
你想娶媳妇？先交钱请媒人，再交钱下聘礼，再交钱办酒席。
你想死了埋进祖坟？先交钱请风水先生，再交钱买棺材，再交钱给地保送礼——否则就告你占用官地。”
他一口气说了下来，语速越来越快。
“你活着，要交钱。你死了，还要交钱。你一辈子，就是给官老爷交钱的一辈子。你以为你是在过日子，其实你是在替官老爷过日子。你种出来的粮食，三成归你，七成归地主和官府。你养出来的孩子，长大了继续种粮食，继续三成归自己，七成归别人。”
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声音沉下去：
“这叫什么？这叫佃租制。我算过一笔账——按朝廷的规矩，田赋是三十税一，听起来不重，对不对？可田赋之外，有耗羡，有平余，有杂派，有摊捐。加起来，少说也是十税一。这还只是朝廷收的。地主收多少？地租一般是五成，遇上好年景，能收到六成七成。朝廷拿一成，地主拿五六成，佃农剩下三四成。”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下一串数字：
“一户佃农，种十亩地，亩产两石，一年收二十石。田赋耗羡，拿走两石。地租按五成算，拿走十石。还剩八石。八石，够不够一家四口吃一年？勉强够。够不够交别的税？不够。够不够买盐、买布、修农具、看病？不够。怎么办？”
他放下笔，看着三人。
“借。借高利贷。春借一石，秋还两石。借几年，地就没了。地没了，怎么办？去码头扛活。扛活也扛不动了，怎么办？去讨饭。讨饭也讨不动了，怎么办？等死。”
杨鹤龄一拳砸在桌上，震得茶壶跳了起来：“这就是朝廷！这就是大清！”
孙中山没有接他的话，继续说：“尤兄走过南洋，你知道猪仔是什么。”
尢列点头，声音低沉：“签一张契约，押三年五年，在种植园里干活，一天十几个钟头。病了没人管，死了就地埋。能活着回来的，十个人里不超过三个。”
孙中山说，“可为什么还要去？因为留在家里，也是死。去南洋，还有一线活的指望。”
“这就是我们的百姓。他们不是天生就愿意当奴才的。他们是活不下去了，才学会了跪着活。他们跪着，不是因为膝盖软，是因为站着会死。”
陈少白忽然开口：“逸仙，你方才说，奴才算不算得明白账。你这账，我听懂了。可百姓自己，算得明白吗？”
孙中山看着他：“少白，你说，一个从生下来就没吃过饱饭的人，他最想要的是什么？”
陈少白想了想：“吃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