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的旗杆、司门口的牌坊、长街上茶役肩上搭的手巾，全是灰扑扑的。
谭嗣同讨厌这灰色，更讨厌候补道们递手本时那种灰扑扑的脸色。
父亲命他纳资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他却迟迟不肯去赴任——那些佐杂人员聚在茶馆里吹嘘“宪眷”，拿京中密闻当茶钱，他看一眼都脏了眼睛。
“少爷天天说仗剑走天涯”，罗升咕哝着收拾行李，“天涯在哪儿？”
谭嗣同笑了笑：“走到哪儿算哪儿。”
一方面，他是抗拒官场，一方面，确实也是想找一条路。
新的路。
他回了一趟武昌，父亲从甘肃转到武昌任职，待了几天，又想走。
到了汉口码头，船是码头上常见的“鸭梢船”，后梢低矮如鸭尾，载客二十来人。
谭嗣同站在船头看解缆，缆绳一松，武昌城便像退潮的礁石般慢慢沉下去。
同舱的是个收账的徽州商人，约莫四十出头，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色绸衫，袖口挽得齐整，就是话有点多，絮絮叨叨的。
船行过一阵，江面愈宽。
那徽州商人吸完了袋水烟，正用一小块绒布细细地擦着白铜烟袋上的烟渍，眼神却有些发直，盯着舱外浑黄的江水发愣。
“谭公子，”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先前低沉了些，“刚才咱们聊那武昌城的活气儿。依我看，如今这江上的买卖，才是真的活见了鬼。”
谭嗣同正翻着随身带的书，闻言抬起头来，等着他的下文。
商人把擦净的烟袋搁在膝头，叹了口气：“我这次出来收账，走了三个地方，湖州、苏州、上海。往年这时候，手里早捏着一叠庄票，心里也踏实。今年？嘿，连回徽州老家的船钱，都快算计着花了。”
他顿了顿，忽然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你听说前些年胡雪岩跟洋人斗法的事了吧？外头人都说他胜了，大败洋行威风，连钱庄的伙计都跟着耀武扬威的。
可我们徽州商帮里头，有消息灵通的老人说，其实胡雪岩没赢——或者说，里子败了，可他想干成的那件事，到底还是让另一拨人干成了。”
谭嗣同心念一动，合上书：“愿闻其详。”
“旗昌洋行，你总晓得吧？美国人的。”
商人用烟袋杆在舱板上画了个圈，“那洋行老早就在上海开了机器缫丝厂，可一直收不到顶好的茧子——乡下人信不过机器做的丝，总觉得自己土法缊出来的才是正经货。
后来他们学精了，不跟胡雪岩硬斗了，反倒找了个华人开的银行，合伙。那银行，据说背后是南洋帮的大佬，手眼通天。”
“还有人说，就是那位，金山九你总该知道吧。
那位虎踞洋外的大爷给胡雪岩设的局，连皮带骨给他吞了。还有人说，那阜康钱庄，如今早都换了姓。”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钦佩，又像是畏惧：
“他们不争一时的价格。他们只做一件事：每年新茧上市之前，放出风去，有多少收多少，现银交易，不拖不欠。价钱比我们这些跑单帮的给得高，还稳当。养蚕的人家哪个不动心？到了第二年，最好的那批茧子——就是太湖边上、南浔那一带出的莲心种，七八个蚕茧才能缫出一两上等丝的——十成里倒有七八成，直接拉去了他们的丝厂。
剩下的，才是我们这些土丝行能挑的。”
“那……土丝行怎么办？”谭嗣同问。
商人苦笑：“土丝行？土丝行收不到好茧子，就只能收次等的。次等的，机器厂看不上，可我们卖给谁？
卖给那些老派的织户，织些粗绸，卖个辛苦钱。
可那些织户也快活不下去了——他们织出来的绸，样子老旧，价钱还贵；人家机器厂出的丝，匀净，光洁，织出来的绸软得像缎子，价钱还便宜。
城里头的太太小姐，谁还穿土绸？谭公子，你是读书人，该知道现在市面上最时兴的料子，都是人家自己的机器厂产的，不仅卖给美国人，还卖到上海，卖到南洋去，那都是人家的。”
他说着，从怀里摸出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申报》，这回没有打开，只是拍了拍，语气里多了几分萧索：
“你看这报纸上，天天登什么湖丝跌价、丝业凋敝。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人家手里的机器丝，价钱年年涨！去年一包上等厂丝，行情折合银子早就超四百两了。可我们手里这些土丝，二百两都没人要。”
“怎么会差这么多？”谭嗣同有些不解。
“因为人家洋人的织绸厂，只认机器丝。”
商人把报纸小心地收回去，声音低沉，“同样的茧子，土法缫出来，粗细不匀，还得人工再捻再炼；机器缫出来，一出来就是上等货，直接上织机。我们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到了人家机器跟前，竟成了劣等货。”
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不甘，也有一丝认命：
“所以现在跑丝行的人，分了两拨。一拨像我们这样的，还在乡下收土丝，卖给老派的行庄，生意越来越淡，一年不如一年。
另一拨，脑筋活络的，干脆投到胡雪岩的阜康那边去了——给机器厂跑腿，收茧子，赚个辛苦佣金。
可那还是我们徽商的路数吗？我们祖上几辈子，是靠着识货、懂行、讲信用，在茶和丝上头立住脚跟的。
如今呢？货是机器定的价，行是人家占的盘，我们这些人，倒成了给人家跑腿的了。”
“这满大清的丝业，叫胡雪岩背后那个南洋帮吃干抹净，连洋行都恨得牙痒痒，我们这些做土丝的又能有什么办法？前两年，还有人找上海的帮派使绊子，没想到自己倒叫人烧了家，谁还敢？”
他重新点燃纸媒子，凑近水烟袋，“咕噜噜”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谭嗣同默然良久，
“照你这么说，”
他缓缓开口，“胡雪岩当年想做的事——把丝价抬起来，不让洋人压榨。如今反倒让那银行和旗昌做成了？”
“做成了？算是做成了吧。”
“不止是丝，人家现在连茶都盯上了！”
商人苦笑，“可那做成的，是他们自己的机器，自己的厂，是南洋帮银号的银子，不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意。
价钱是高了，可那高出来的钱，进了谁的口袋？
上海的机器厂，南洋的机器厂，还有帮他们收茧子的阜康。最后呢，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到安南，台湾搞洋务去了。我们这些跑了几十年丝的老帮子，反倒成了多余的人。”
他望着渐渐远去的江岸，忽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谭公子，你看这江水，年年这么流，可船已经不是当年的船了。我们徽商，在这条江上跑了三百年，如今怕是要靠岸了。”
船行至九江，码头上人声嘈杂。那商人拎起他的藤条箱，准备下船。临别时，他回头对谭嗣同拱了拱手：
“公子保重。下回再走这条水路，兴许就听不到我这样的人絮叨了——絮叨也没用了，这以后的事，都在能做洋务，能打洋行的人手上了。”
“总归，没落到洋人手里就好。
后会有期！”
说完，他瘦削的身影消失在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里。
谭嗣同立在船头，望着九江城外连绵的青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惘然。
机器、洋行、银号、电报……这些陌生的字眼，正在编织一张看不见的网，而这网上的每一根丝，都连着千万户养蚕人家的生计，连着像刚才那位商人一样奔波半生的营生。
机器轰隆隆，铁甲舰纵横江海，而他走遍大清，这一乡一县，还有多少人靠着传统手艺讨生活？
船又开了，向下游而去。
前方是芜湖，是上海，是那个机器声隆隆的、陌生的新世界。
谭嗣同摩挲着剑鞘上的刻字。
去年去北京时，刘人熙先生专门赠他一句座右铭：“横民以法，横议以理”——先生专治船山学，教他不要只做吟风弄月的文人，要从荆公、船山那里寻经世致用的真学问。
是要变了…..
或许说，早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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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江风渐冷。
夜里谭嗣同睡不着，披衣出舱，见江月大如笆斗，照得水面万点碎银。
船尾艄公的儿子在哼小调，调子拖得长长的，
“怀胎正月正，奴家不知音，少年怀胎不知假和真。
怀胎二个月，奴家不晓得，叫声亲哥不要对外说。
怀胎三月三，小姐不吃饭，心中只想几个鸡婆蛋。
怀胎四月八，小姐回娘家，叫声爹妈多养鸡和蛋。
………”
“唱的什么？”
“湖北道情，《十月怀胎》。”后生害羞，住了口。
谭嗣同从怀里摸出几枚铜钱给他：“只管唱，我爱听这个。”
后生又唱起来，词儿土得掉渣，调子里却有股子江水的韧劲儿。
学问也好，做官也好，何尝不如此？
那些满人设的框，紧得太死，反倒不如这些洋外的人，活泼泼的。
此刻或许明白——真正的学问，本不该分什么中学西学，只分真学问、假学问。
南洋那位爷的事，他也不少关注，能赢得过舰队，能造出洋人抢着要的机器丝，能让南洋的华人抬起头，这大清，明明不少聪明人搞洋务，怎么就做不成呢？
真真假假，是哪里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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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过芜湖时，上来个传教的洋人，戴着顶瓜皮小帽，不中不洋的。
洋人见谭嗣同带着剑，眼睛一亮，用生硬的官话问：“先生是练武的？”
“练着玩。”
“中国剑，好！”洋人比划着，“比我们击剑长，但太轻，没有力量。”
谭嗣同淡淡一笑：“剑不在轻重，在心。”
说罢不愿多谈，转身回舱。
夜里他点起蜡烛，在颠簸的船上写信给老师：“今日坐船，想白傅当年闻琵琶处，不过如此。然古人一曲千载，今人千曲无闻，何也？
无真心耳。
嗣同此行，欲觅天下真心人，求天下真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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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傍晚，船靠岸修整，他带着仆人闲逛，见一个测字摊前围着许多人。
测字先生是个老者，须发皆白，案上放着本《周易折中》。谭嗣同心血来潮，挤进去写了个“剑”字。
老者看了半晌，抬头问：“公子问什么？”
“问前程。”
老者摇头：“剑字左边是佥，众口也；右边是立刀，刑伤也。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公子这前程，恐在刃口上。”
谭嗣同一震，随即大笑：“好！刃口上的前程，才是真前程。”
那老者反倒愣了。
良久，他正色反问：“公子带剑做什么？”
“斩不平事。”
“斩不平…..公子慈悲。”
谭嗣同笑笑，“如今这世道，豺狼当道，慈悲何用？”
老者说：“若无用，心无执著，何必斩？”
这下换谭嗣同愣住，
两人相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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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后到了上海。
比起好多年前的码头，如今的黄埔滩，秩序井然，码头随处可见一个接一个的旗子，上面都是洪帮的义兴二字，码头的苦力们再也不见之前赤身裸体，坦胸露背的样子，人人都穿着一样的衣裳，胸口有小字的编号。
走过一阵，连巡捕都见不着，估摸着也是不肯来，
再走几步，就是满街的东洋车夫拉着长腔兜客。
罗升看得眼花缭乱，谭嗣同却一眼望见岸边那些洋楼——三层高，红砖墙，窗户大得像城门洞，玻璃明晃晃的。
“少爷，这就是夷场？”
“英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