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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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维多利亚港。
四月的阳光照在海面上，波光粼粼。九龙仓码头的苦力们正在卸货，忽然，有人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呆呆地望向港口入口的方向。
“那是什么？”
海平面上，出现了几缕黑烟。
起初只是淡淡的几缕，很快变得越来越浓，越来越重。
紧接着，三艘巨大的战舰，从烟幕后缓缓现身。
最前面那艘，浑身伤痕累累。它的舰首严重变形，凹陷处还挂着几块扭曲的钢板，像一头刚刚结束搏斗的巨兽嘴角还残留着猎物的血肉。烟囱倾斜着，船体上满是弹孔和焦痕，却依然顽强地劈开海浪，昂首向前。
“振华号……”有刚下船的学生喃喃道。
是的，那是振华号。
它的身后，是同样伤痕累累的北极星号，以及那艘轻盈敏捷的极光号。
三艘战舰，成单纵队，缓缓驶入维多利亚港。
码头上的人群先是死一般的沉默。然后，不知是谁带头，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
“是咱们的船！是咱们的船！”
“振华号！是撞沉法国旗舰的振华号！”
苦力们丢下货箱，拼命往码头边挤。小贩们扔下担子，爬上屋顶，挥舞着手臂。岸边的茶楼酒肆里，无数人探出脑袋，有人甚至爬上了窗台，只为看一眼那几艘传说中的战舰。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跪在码头上，老泪纵横：“六十年了……六十年了……那年，我亲眼看见英国人的军舰开进城，那时候咱们什么也没有……今天，今天终于看见咱们自己的铁甲舰了……”
一个年轻的后生，爬上码头边的灯柱，挥动着手里的帽子，声嘶力竭地喊道：“北极星！北极星！北极星！”
喊声像野火一样蔓延，很快传遍了整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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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港，九龙黄埔船坞。
“爵士，法国领事又来了。”
秘书推门进来，脸上带着无奈，“他已经咆哮了半个小时，要求我们立即扣押‘海盗陈兆荣’的船只，否则就要向巴黎报告，说我们包庇……”
“让他咆哮去吧。。。。。”宝云打断他。
秘书愣了一下，不敢再说。
宝云爵士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抿了一口。茶叶是今年新下来的祁门红茶，香气馥郁，比他惯常喝的锡兰茶更胜一筹。
秘书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爵士，法国领事说，如果您再不给他明确答复，他将……”
“他将怎样？”宝云打断他，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向巴黎报告？让他的舰队开过来？他的舰队在哪儿？在马祖澳的礁石底下，在川石洋的海底，在振华号的撞角上。”
秘书不敢接话。
宝云站起身，走到窗前。码头上人山人海，鞭炮声隐约传来。
“你知道那艘船现在在干什么吗？”宝云指了指远处的船坞，“它在我们的船坞里，用我们的干船坞，用我们的工程师。法国领事咆哮的时候，皇家海军的史密斯上尉正在指挥工人切割那艘船的钢板。这是什么？这是中立？”
秘书小心翼翼地开口：“可是爵士……”
宝云转过身，从桌上拿起一份电报，递给他。
“伦敦发来的，外交部、殖民部、海军部联合签署。你自己看看。”
秘书接过电报，快速浏览。他的眼睛越睁越大。
宝云重新坐回椅子上，点燃一支雪茄，缓缓开口：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伦敦会做出这个决定。你听好了，因为将来你可能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秘书立刻站直了身子。
“第一，法国是我们的敌人。”
宝云吐出一口烟雾，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
“不是永远的朋友，也不是永远的敌人，但此时此刻，他们是我们的对手。三年前，他们从我们手里抢走了埃及。现在，他们想在越南复制同样的故事。如果让他们在远东站住脚，下一步是什么？云南？广西？你猜他们会不会对香港的转口贸易客气？”
他弹了弹烟灰：“格兰维耳伯爵在外交部说过一句话：占有东京，就是进入中国的腹部。法国人如果从红河进入云南，我们花了两场战争打开的长江流域怎么办？我们和印度之间的缅甸走廊怎么办？伦敦的商人花了几十年才建立的贸易网络，凭什么让法国人搭便车？”
“现在，陈兆荣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法国远东舰队没了，越南沿海的制海权没了，他们在东京的陆军成了孤军。你说，我们应该感谢他，还是应该为了欧洲人的面子去逮捕他？”
秘书沉默。
“第二，这支舰队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强权’。”
宝云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远处的振华号。
“你看那艘船。它撞沉了杜佩雷号，那是法国最先进的万吨铁甲舰。它击溃了远东舰队，那是法国人在亚洲投下的全部筹码。现在它进了我们的船坞，外面有上万香港华人欢呼。更不要提香港长达三个半月的大罢工，死了那么多泥腿子也挡不住。你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秘书斟酌着用词，“他们赢得了民心。”
“民心？”宝云笑了笑，“不，比民心更重要。他们赢得了尊重。”
“过去他们只是笼络了香港的会党，现在，是所有的华人。”
他转过身，背对着窗外的阳光，脸上的表情半明半暗：
“我在昆士兰做过总督，在新西兰做过总督，在毛里求斯做过总督。我见过太多土著部落、太多殖民地势力。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在政治上，唯一值得尊重的东西，就是力量。”
“陈兆荣证明了他的力量。不是对着清政府的奏折，不是对着洋人的抗议书，而是对着法国人的舰炮。现在，这支舰队停泊在我们的港口里，而我们的工程师正在给他们修船。你觉得，德国人会怎么想？美国人会怎么想？日本人会怎么想？”
“他们会想：英国人和这个新的势力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会想：也许应该重新评估自己在远东的位置。这才是力量真正的用处——不是用来打仗，而是用来改变别人的计算。”
“他跟德国人，美国人走得太近了，让整个伦敦都忌惮。”
秘书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第三，香港需要活下去。”
宝云走回桌边，从抽屉里取出另一份文件，递给秘书。
“这是殖民部商业司的报告。去年，香港的转口贸易额是两千三百万英镑。你知道其中有多少和中国内地有关？百分之八十。你知道这些贸易有多少依赖华人的商业网络？几乎全部。”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沉重：
“码头上的苦力，仓库里的买办，船运公司的代理人，茶行里的商人——这些人都是华人。他们是谁的同胞？是陈兆荣的同胞。他们今天在码头上欢呼，你以为是喊给谁听的？是喊给我们看的。”
“如果我现在下令扣押那三艘船，明天会发生什么？”
秘书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我来告诉你。”宝云替他说道，“码头工人会再次罢工，仓库会起火，街道会再次血流成河。我会被伦敦严肃问责，船运公司会拒绝装卸货物。法国领事会鼓掌，我们的商人们会破产。
半年后，上海和新加坡会抢走我们所有的生意。五年后，香港会变成一个死港。”
“这就是为什么伦敦的意见是：让法国领事继续咆哮去吧。”
他走回窗边，望着远处沸腾的码头，声音变得低沉而平静：
“我不是在背叛欧洲，我是在保全香港。保全香港，就是在保全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那些只会喊欧洲人团结的蠢货，永远不会明白这个道理。”
秘书沉默了很久，终于问道：“那么，爵士，我们开出的是什么条件？”
宝云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一张已经签订好的契约清单：
“第一，承认香港现状。陈兆荣必须公开声明，尊重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不煽动排英情绪，不干涉香港内政。
“第二，开放贸易。马尾、基隆、海防——他控制的所有港口，对英国商船一视同仁。关税不能高于其他通商口岸。
“第三，不与其他列强结盟。如果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想利用他的舰队对付我们，他必须拒绝。”
他递给秘书：
“这只是生意而已。他们赢了法国人，赢得了在这里修船的权利。但赢和输，有时候只是一线之隔。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赢，什么时候该让一步。”
秘书接过清单，
“你知道吗，”宝云轻声说，“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教授讲过一句话：历史上最危险的人，是那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陈兆荣现在有太多东西可以失去了，所以他从来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我们的死敌。
他有船，有港口，有煤，有民心。这些东西是财富，也是枷锁。他会明白该怎么做的。”
“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呢？”
宝云沉默了一会儿。
“那他就会成为第二个洪秀全。而我们会联合所有愿意联合的人，把他像捻军一样碾碎。”
宝云从桌上拿起两份电报。
一份是英国驻海牙大使发来的：荷兰政府已与亚齐签署和平协定，实质上承认亚齐独立。荷兰东印度总督府正在清点损失，据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至少一亿荷兰盾。
另一份是驻北京公使巴夏礼发来的：法国政府已向清政府提出停战请求，法国内部的反战反殖民浪潮越来越大。李鸿章正在天津准备谈判，但陈兆荣拒绝亲自与会，只派了一个代表。
“通知船坞主管。”宝云开口，“全力配合振华号的维修工作。
需要什么材料，从皇家海军的仓库里调。工程师不够，就从咱们自己的船上抽。”
“别碰大炮和装甲，做好适航性维修就可以。
告诉他们，这是伦敦的意见，照做。”
“去吧。还有，告诉法国领事，如果他再咆哮，就请他去看一看川石洋的海面。那里飘着他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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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船坞，三号干船坞。
振华号的舰首被缓缓托出水面。那个巨大的凹陷处，几块扭曲的钢板像撕裂的肌肉一样垂挂着。几个英国工程师正在搭好的脚手架上仔细检查，时不时用粉笔在钢板上画些记号。
船坞边缘，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有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洋行买办，有穿着短打的码头苦力，有拖家带口的华人小贩，也有几个金发碧眼的西洋商人，神色复杂地望着这艘伤痕累累却依然威风凛凛的巨舰。
一个穿着深蓝色军装的年轻人从振华号上走下来，他的左臂吊着绷带，脸上还有没痊愈的烧伤疤痕。
“林先生，这边请。”一个穿着白色制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英国工程师迎上来，用流利的中文说道，“我是皇家海军派来的技术顾问，史密斯上尉。奉港督命令，协助贵舰进行损伤评估。”
年轻人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史密斯领着他在船坞里转了一圈，一边走一边介绍：
“舰首撞角需要整体更换，这个工程量比较大，至少需要一个月。不过船体主结构没有受损，水密隔舱也基本完好，这是个好消息。锅炉需要大修，有几根蒸汽管线的铆钉松动了。甲板上的损伤……嗯，木工可以处理。总得来说，修复的希望很大。”
年轻人停下脚步，看着那些正在忙碌的英国工程师和中国工匠。
“林先生？”史密斯上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您还好吗？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没事。”林国祥摇了摇头。
他站在船坞边缘，看着那些穿梭于脚手架上的英国工程师。
他忽然想起十年前，在伦敦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那些傲慢的英国教官给他们上课时的神情。那时他还是清廷公派的留学生，和十几个同学一起，在这座日不落帝国的海军圣殿里，学习造船、操炮、航海。
教官们很客气，但那种客气里有一种东西——不是轻蔑，比轻蔑更难堪——是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的国家需要我们来教，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的舰队永远只能跟在我们的后面，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这些人，无论学得多好，回去之后也只能在那些木头船上终老一生。
没有人说过这些话。但他们的眼神说了。他们的沉默说了。他们偶尔交换的那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说了。
林国祥那时候就想问：凭什么？
凭什么英国人可以横跨半个地球，在印度、在缅甸、在南洋、在中国，想打哪里就打哪里？凭什么他们的船可以开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船却连自己的江口都出不去？凭什么他们的工程师可以站在这里，用粉笔在我们的战舰上画记号，而我们的人，连碰一下他们的军舰都要被呵斥？
他后来读了很多书。在伦敦的冬天，在宿舍的煤油灯下，在那些漫长的、湿冷的夜晚。
他读到了1623年的安汶岛。
那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士兵，在英国商人的据点里，逮捕了二十个人。指控是“阴谋夺取荷兰要塞”。没有审判，没有证据，甚至没有给英国人一个辩解的机会。十个人被当场斩首，剩下的被关进地牢，再也没有出来。
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愤怒了。他要求荷兰赔偿，要求惩办凶手，要求给英国人一个公道。
荷兰人怎么做的？
他们给了詹姆斯一世一笔钱。然后继续在香料群岛做生意。
林国祥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这段历史时的震惊。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英国人也被这样对待过。原来他们也曾被人摁在地上，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可后来呢？
后来英国人学会了荷兰人的那一套。后来他们在印度建立了贸易站，在马德拉斯修了要塞，在孟买、在加尔各答、在槟榔屿、在新加坡，一个接一个地插上了自己的旗子。后来他们打败了法国人，打败了迈索尔人，打败了马拉塔人，打败了锡克人。后来他们把一个四分五裂的次大陆，变成了自己的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