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言官如张佩纶、陈宝琛等，交章痛劾：“黑旗浴血，官军坐视；枢臣主和，养痈遗患。”而恭亲王等军机处重臣力持“不宜浪战”，谓“倘开大战，祸不旋踵”。
两宫太后初尚游移，然舆情汹汹，乃下旨切责前敌统师岑毓英，并促桂抚徐延旭、滇抚唐炯速固北宁防线。
实则太后于恭邸已生疑忌，暗嫌其办事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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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既失，北宁遂成绝地。
桂抚徐延旭驻谅山，距前线百余里，终日但以文书督战。
其所奏“北宁防军四十营，深沟高垒，粮械充盈”，纯属虚诞。
实则前线提督黄桂兰、赵沃所部不足万五，营垒粗陋，兵士半染烟瘴。
徐延旭为掩山西败责，更谎报“法夷畏我军威，不敢北犯”。
军机处据虚报入奏，两宫竟信北宁“可恃”，清军精锐甚过黑旗军、我振华学营部队不知何几。
甚有“一鼓退敌”之谕。
此等盲目自信，上下相蒙，埋下崩盘祸根。
二月初，法酋米乐纠兵万余，分道合围。
三月初始攻外围据点。
守军遥见法旗，即开炮乱击，未及半日，弹药漫耗。
法夷侦知我火力虚弱，乃于十三日晨集中野炮三十余门，猛轰城北炮台。
守台参将，未战先遁，士卒随之哗溃。
此时，徐延旭在谅山闻炮声，竟惶遽无措，弃舆马，乘小轿遁往太原。
前线兵勇见主帅遁逃，纷纷弃械，有营官竟纵兵抢掠粮台而后散。
法夷轻取北宁，获遗弃枪炮数千、粮米数万石。
所谓“固若金汤”，两日即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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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师大震，清廷卸责内讧；太后独断，恭王落幕换枢。
本报北京访事人综合官场消息。
山西、北宁接连失陷之败报传至京师，清廷上下非思整军经武，反陷入相互攻讦、推卸权责之丑态。
慈禧太后于殿上震怒，掷折于地，厉声斥责疆臣无能、枢臣误国。
然其怒斥之中，竟将前岁我振华学营志士于南洋设计炸沉法舰之壮举，与黑旗军血战之功相提并论，反诘“堂堂官军竟不如民间团练、安南匪兵”，足见其心中于我真抗法之师，亦存复杂忌惮。
此番风波，终成清廷高层权斗之导火索。
以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为首之保守亲贵，联合部分言官，以调度无方之罪，猛攻秉政二十余年之恭亲王奕訢。
太后早欲独揽大权，遂顺水推舟，于四月间突下特诏，将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全班军机大臣尽行罢黜。
清流党人如张佩纶、陈宝琛等，虽主战激昂，亦遭外放或贬抑。
值得一提的事是，李鸿章因朝中弹劾，太后猜忌，因举荐陈公兆荣办商，并致其“掠夺”大清子民数万众，又加伺机夺北洋订购之德国铁甲舰二艘入北极星舰队。
更失察于防务，使夷人窥探炮台布局……现已革去双眼花翎、黄马褂，仍暂领直隶总督，戴罪图功。
可悲可叹！
新组建之军机处，以庸碌之礼亲王世铎领班，实权则暗操于醇亲王及太后亲信太监李莲英之手。如此“换汤不换药”，乃至“庸人主枢”，仅成全太后一人独断之私欲，于抗法大局有何裨益？
恐唯有贻误战机，徒使忠义之士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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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极星舰扬威南圻，义民蜂起法夷胆寒；清廷首鼠两端，图我基隆甚于御敌
本报南洋总办事务处讯
当法夷主力困兽北圻之际，我北极星舰队秉承主动出击、断敌根脉之策，以南下分舰队深入虎穴，屡袭法夷所谓“安全”之后方。
快船“极光”号等，神出鬼没于西贡外海、金兰湾等处，或焚其运粮商船，火光烛天；或夜遣死士登岸，爆破仓库煤堆。昔日繁忙之西贡港、天然良港金兰湾，几成废港，法夷商船裹足，军民震恐。
我义师之举，极大鼓舞南圻久受法夷压榨之越南百姓。
顺化朝廷遗臣、三合会党、寻常农佃，纷纷揭竿，袭杀落单法兵，焚毁征税所、橡胶园，以致南圻处处烽烟。
法夷西贡总督府焦头烂额，被迫分兵弹压，其北圻大军之后路及补给线，愈发动摇窘迫。此正我“以南搅北”战略之显效。
然清廷对我义师之功，非但无丝毫嘉许，反生猜忌提防之心。
当我舰只为持续抗法、迫于休整补给之需，暂泊基隆之时，清廷内部竟如临大敌。
醇亲王等竟慷慨陈词，污我义师为海外枭獍、虎狼之师，较发捻洪杨尤险，力主严斥驱逐、断绝往来。
其对我之忌惮，竟远甚于对法夷之仇恨！
幸清廷户部等务实官员，尚知前线药弹多赖我暗中接济，南洋商路亦与我关联甚深，若遽然决裂，恐其自身不保。
故最终清廷采取首鼠两端之策：对外明发上谕，申斥我僭越，命福建水师巡弋示警，刘铭传部速抵台湾备战固守；
对内则密谕地方官虚与委蛇，默许我舰避风检修，但需严密监视。
此种既想利用我抗法，又恐我坐大之心术，可谓阴微险刻，毫无堂堂大国气度。
更传慈禧太后已密令北洋水师南下，会同福建水师严锁台澎，若见我旗帜舰船“异动”，即一概击沉。
其防范所谓“家贼”之力度，远胜抵御外侮，宁不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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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人封锁徒具其表，资本逐利暗通款曲；天下大势，不在腐朽朝廷而在革新之力
本报辑译自伦敦、上海电讯及商情观察
法夷及其背后势力，虽欲构建对我和我海外事业之封锁网，然在资本逐利之天性前，往往漏洞百出。
英伦金融城之保险行，已有胆大者暗中核算，承保悬挂我“安全证”之商船，利可数倍；其银行远东分行，亦通过复杂交易，为我资金周转提供便利。
英商谚云“金钱无臭味”，
唐宁街之政令，难敌金融城之算盘。
赫德等在华英官虽气急败坏，严查海关汇兑，然终难阻利之所在。
此等现象，足证世界运行之真理：腐朽如清廷，空有“天朝”名号，却内不能治军强国、抚恤忠义，外不能折冲樽俎、维护商民，唯知操弄权术、防内甚于防外。
其所谓正统，早已失信于天下有识之士与万千华商侨胞。
反观我辈，自振华学营创立以来，聚海外华裔之菁英，习西洋科技之精髓，持民族自立之精神，办实业、练新军、兴教育。
今北极星舰队纵横海上，非为私利，实为保商护侨，斩夷凶焰；联络黑旗等忠义力量，非为割据，实为凝聚一切抗法御侮之民心。
今日南圻烽火、北圻血战，以及西人资本之暗流，皆昭示一个道理：未来华夏之希望，不在垂死之北京朝廷，而在勇于任事、善于学习、敢于斗争之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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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告天下同胞书——时势已变，当弃幻想，共图振华大业。
破旧立新，死里求生，方是炎黄子孙唯一活路！
我海外孤儿，南望故国，但见黑云压城，腥风挟雨！
安南血流不止，法夷之舰虽焚，而豺狼之性愈炽。
当此乾坤倒悬之际，北京城里，衮衮诸公所作何事？
犹在忙于簪笏相轧，忙于算计忠良，忙于将我黑旗义士之颅、南洋子弟之血，充作媾和之贽礼！
痛矣哉！
我等侨居异域，胼手胝足，受尽白眼苛律。
非不知“父母之邦”四字之重，
非不怀《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诚。
然所见者何？
非一人之励精图治，而是一家一姓之私天下！
徐延旭、黄桂兰辈，未闻炮声而轿先远遁，城未破而库已先掠，此非将帅，实乃国贼！
朝廷处置又何如？不过草职查办，以塞众口。
如此朝廷，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何异？与南宋贾似道襄阳围解之欺何异？
我同胞须睁眼看！
今日中国之患，岂独在法夷数艘破船、数千疲兵？
最大之患，在朝廷之心死，在士大夫之魂亡！
彼等所读，仍是四书五经；所争，仍是顶戴花翎；所惧，仍是犯上作乱；所梦，仍是同治中兴之旧幻影！
而天下早已非昔时之天下！
西人之枪，速于我弓矢；西人之舰，坚于我木舸；西人之法，细于我旧律；西人之学，实于我八股！
彼以日日新之精神，摧我代代旧之朽骨！
然则，我华族果真亡乎？
绝不！
河内城下，振华军官以血肉之躯撞铁石之城，
山西城下，黑旗健儿以竹矛阵地，抗彼开花炮弹。
尸山血海而不退，此非我民族不死之血性乎？
南圻林中，义民蜂起，虽无寸铁，敢焚法酋之庐，此非我中华文化不灭之正气乎？
我振华学营子弟，抛头颅于异域，求知识于泰西，铸铁舰于风涛，此非我青年不死之雄心乎？
此等血性、正气、雄心，北京官场已荡然无存，而竟蓬勃于江湖之远、海外之荒！
此中深意，岂不令人长叹，复令人猛醒？
故今日之呐喊，非为一姓之鼎革，乃为全民族之更生！
吾辈所言新路，乃是以科学与实业为骨，以民权与公义为血，以民族自立为魂之全新文明。
昔日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此天下非爱新觉罗之社稷，乃是我炎黄共祖之文明天下！
此匹夫，非唯国内耕夫，亦包括我南洋矿工、美洲路工、四海商贾——凡心存华夏者，皆有责焉！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西人视我如犬彘，清廷视我如草芥。
然我等岂能自弃？
林文忠公（则徐）有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此国家，非清室也，乃是我文化所系、血脉所延之中华。
陈恭尹诗云：“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此华夷之辨，今不在地域，而在文明之进退、气节之存亡！
吾今正告四海同胞：勿再信皇恩浩荡之空言，勿再盼中兴名臣之救世。
能将我民族拖出泥潭者，唯我自己之双手，唯我青年之热血，唯我新知之光芒！
请以银元资助真抗法之师，而非捐纳虚衔；
请以心血研习格致之学，而非沉迷科场；
请以口笔传播危亡之真相，而非吟风弄月。
法兰西之患，不过一时之疮；而制度之腐、文明之衰，乃入骨之痼疾。
疮疥可愈，而痼疾不除，必亡种族！
是甘心为旧时代殉葬，亦或奋起为新时代开基？
此决断之刻，已悬于每一华人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