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从猪仔到地下皇帝/九两金 第454章

  “那些同样黑头发、黑眼睛,皮肤黝黑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一个叫 ‘Mezzogiorno’的地方,意思是‘正午的太阳’,一片被太阳烤焦的土地。”

  “我的人查过,”陈九示意容闳看那份文件的详情,

  “他们的新国家在1861年才统一。但北方政府把南方当成了殖民地。他们征收重税,比如小麦研磨税,用高关税保护北方的工业,却摧毁了南方的农业经济。

  和这里,和英国一样,农民们在古老的大庄园上耕作,土地不是他们的,收成大半要交租。

  这十年,他们的人口在增加,土地却越来越少,还有不断的自然灾害。他们不是来淘金的,容先生,他们是在一场缓慢的、长达几十年的饥荒中,被活活饿出来的。”

  “他们和我们,和爱尔兰人一样,”

  “都是被饥饿赶出家门的小人物。”

  “第二批,是波兰人。”

  “为了面包。”

  容闳低声翻译文件里的那行字,他懂这种感受。

  “没错,还是为了面包。”

  陈九点头,“但他们的饥饿,还要加上亡国的意味。

  他们的国家已经死了,被三个皇帝(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分尸了。

  在普鲁士占领的地方,一个叫俾斯麦的铁血宰相正在搞一场文化斗争,要抹掉他们的语言和天主教信仰。在俄国占领的地方,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工业发展缓慢,根本没有工作机会。

  他们是农民,却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他们是亡国奴。一个亡国奴,除了把自己当奴隶卖掉,没有别的选择。”

  容闳默不作声,

  “但他们两个,”陈九的声音变得更冷,“和第三种人比起来,还算是幸运的。”

  “容先生,你可知道,就在今年,1881年的三月,在俄国发生了什么?”

  容闳摇了摇头。他这大半年所有的精力,都在为幼童计划的存续做最后的挣扎。

  “他们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了,刺杀组织里面有一个犹太人。”

  “现在,整个俄国都疯了。他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指向了犹太人。一场大屠杀开始了。这不是零星的骚乱,容先生,这是由政府在背后煽动的、有组织的屠杀。军队和农民们冲进犹太人的村庄,烧毁房屋,抢劫财产,肆意屠杀。”

  “所以你现在那些裹着头巾、抱着《圣经》的俄罗斯犹太人,挤满了美国的港口。”

  “他们是难民。他们涌进纽约的移民站,唯一的行李就是身上的衣服和对那片土地的刻骨仇恨。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

  “纯甫,我此生从未如此害怕过,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境遇何其相似?

  俄国社会动荡,农民贫困。政府内部的保守派和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乐于将民众对经济困境和政治压迫的不满情绪,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一个内部敌人身上。犹太人成为了这个理想的替罪羊。政府暗中鼓励。

  你看,像不像?一旦政府出台彻底的排华法案,你说美国的民间也会不会在政府的纵容下针对华人进行屠杀?”

  容闳脸色铁青,手指微微颤抖。

  “纯甫,我看来看去,如今这世界的统治术,从东到西,都是相通的。爱尔兰也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看来看去,都是这么回事。”

  “他们只害怕一样东西,那就是底层人民真正的觉醒,拥有了枪和炮,然后推翻他们,继续剥削,继续反抗,周而复始。”

  “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下枪,哪怕是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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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欢迎他们这些新移民,他们现在比我们更穷,更听话,而且还是白人,能被同化。”

  陈九为自己又倒了一杯茶。热气模糊了他那双愈加冷漠的眼睛。

  “纯甫,你在美国读书,学到了它最文明,最先进的一面,也不要忘了华工的血恨…..”

  “我们华人,是第一批所谓的好移民。但我们太能干,太团结,我们开始储蓄,开始置办产业,甚至开始不听话了。最糟糕的是,我们混在一群白人中间太显眼,我们不仅不白,还不信他们的神。所以他们要换掉我们。”

  “而欧洲,恰到好处地,在今年这个关键的节点,为美国准备了三批全新的、更优质的燃料。一批(意大利人)是饿死的,一批(波兰人)是亡国的,一批(犹太人)是快被杀绝的。他们比我们更绝望,更廉价,更容易被分化。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白的。”

  “美国需要绝望的白人。这就是它在1881年做出的选择。”

  “不….这或许正说明我坚持的路线没有错!”

  容闳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波兰为何亡国?意大利为何贫弱?俄国为何野蛮?

  正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愚昧,他们的制度腐朽!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与制度!我们必须派出更多的幼童,去学习如何建造铁甲舰,如何建立议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波兰,下一个被大屠杀的族群!”

  “你还在做梦。”

  陈九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学者,

  “你指望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发善心?你指望他们把刀递给我们,请我等上桌同食?”

  “你所言之西学‘新制’,是强国之术,亦是强权之术!他们若学会了,只会用更精良的手段,来更狠地压榨我等!”

  “不是需要改革,是需要重塑!”

  陈九也站了起来,他走到容闳面前,那股从尸山血海中磨砺出的势,让这位饱读诗书的外交家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

  “法律和公义,是强者的盾牌,却是弱者的枷锁。”

  “看看你脚下这片土地,当统治阶级需要劳动力时,任何人都可以是值得同化的子民。

  当这些牛马开始要求权利时,他们就会变成威胁上层人生活方式的敌人。

  当他们的人数多到足以威胁正统时,他们就会像我们一样,变成黄祸,变成必须被限制和排斥的劣等种族,变成乱党叛逆!你看看Z禁城里那些人,他们可曾真当过我等汉民是自家族类?!”

  “我等之身魂,如今在此处,与在异国,已无分毫两样!”

  容闳是一个外交家,一个改革者。他这么多年都在试图建立桥梁,试图用文明的语言去沟通、去说服。他无法接受陈九这种来自打破一切的逻辑。

  “我……要走了。”

  容闳疲惫地开口,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

  “大清国虽有万般不是,但那里……终究是我的根。”

  “陈九,”容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恳切,“我承认,你说得对。这个朝廷早就烂了。你我在海外多年,难道你对这片土地,就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眷恋吗?”

  “眷恋?”陈九笑了,那笑声显得异常冰冷,“我眷恋什么?眷恋那些活吃掉我无数族人的朝廷官员?眷恋那些将我们当猪仔一样贩卖的客头?还是眷恋那些在京城里,因为我们剪了辫子,就喊打喊杀的QI人老爷?”

  “容先生,你和我,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中国。”

  “你看到的,是四书五经,是唐诗宋词,是需要被拯救的灿烂文明。”

  “我看到的,是饥饿,是麻木,是绝望。”

  “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被分食的、巨大的尸体。而那些所谓的官老爷,就是趴在尸体上,吸食最后一点血髓的蛆虫。”

  “这便是你我关于国家的定义之争。”

  容闳被他这番大逆不道的话惊得站了起来,

  “陈九,你……”

  “纯甫,你告诉我,何为国家?”

  “国家……国家自然是社稷、是疆土、是君臣、是万民!”容闳下意识地回答。

  “错。”陈九摇头,“在我陈九这里,国家,从来不是那张龙椅,不是那些疆土,甚至不是那些自诩为官为民的人。

  “国家,是一种契约。”

  “它是一种承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缔结的一个承诺。”

  “人民让渡自己的权利,服从管理,缴纳赋税。作为交换,国家必须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尊严,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安宁。”

  “可现在这个大清,它做到了吗?”

  “它没有,它非但没有保护我们,它还在出卖我们,压榨我们。它向洋人割地、赔款,却把刀砍向自己的人民。”

  “这样的政权,它已经违背了契约。它不再是国家,它只是一个……盘踞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大的以武谋私的团伙。”

  “它,是这片土地的病。”

  “我会在金山,在南洋,在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建立我们自己的秩序。

  我会用我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所有手段——金钱、法律、舆论,还有枪——去武装我的同胞。

  我不管他们是忠于大清还是忠于上帝,我只要求他们忠于这个新的契约,忠于我们自己。”

  “我会让这个政权知道,它若不肯改变,不肯履行它作为国家的承诺,那它的人民,就有权……选择另一艘船。”

  “我会践行我自己的路,纯甫你也是。”

  “你我各自选择不同,将来仍有再见的一天,到时候你我再叙。我送你一本书,我找到了我的思想,我要在海外华人间统一的思想,送给你品鉴。”

  “是什么?郑观应的《易言》?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还是薛福成的《筹洋刍议》?”

  陈九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国内如今这几年除了洋务派之外又有新的思潮出现,例如郑观应、王韬等人,主张设立议院或国会,实行君民共主(君主立宪)。

  郑观应在《易言》中论述,西方列强对华夏的侵略,不仅是兵战,军事侵略,更是商战,经济侵略。洋货倾销导致中国利权外流,民生凋敝。

  主张国内必须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商战。

  要求政府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设立商部,保护商人利益,并采用西方的公司制度,如股份制。

  批评洋务运动“只学皮毛,不学根本”。他们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于其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

  教育上,传统的八股取士毫无用处,培养的都是空谈误国的书生。主张废除或改革科举,转而学习西方的实学,如科学、数学、国际法、政治学。主张大量创办新式学堂。

  并且学习国际法,以平等身份与各国交往,在海外设立更多使馆和领事馆,以保护华商和华工的利益。

  陈九看着他眼神里的急躁,摇了摇头,

  “你自己看吧,我在养病期间,在旧金山带人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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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环,

  书房内,印度仆人候在一旁,扇叶缓慢而有节奏地摆动,却丝毫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与湿热。

  约翰·施怀雅将杯中的白兰地一饮而尽,阿尔弗雷德·丹特则在把玩一根未点燃的吕宋雪茄。

  太古与宝顺的实际掌控者私下共同约见一个人,这在香港是极为罕见的事。

  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强烈的信号。

  伍廷芳准时抵达。他微笑着对两位大班点了点头,

  “晚上好,施怀雅先生,丹特先生。感谢二位的邀请。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的雅兴。”

  “坐吧,伍先生。”

  “我们今天不是作为立法局的同僚在聊天,也不是作为律师。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伍廷芳坐下,仆人立刻为他倒上一杯水。

  “我今天代表的是那些……在轩尼诗爵士的治理下,努力维持着华人社区体面与秩序的朋友们。”

  他用了“华人总会”的隐含称谓,并把港督拉了进来。

  丹特首先开口了,他的态度比施怀雅更圆滑,

  “伍先生,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一个商业上的麻烦。”

  他晃动着雪茄,“这个月,伦敦劳埃德保险社发来电报,将所有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航线的保险费率上调了三个百分点。”

  伍廷芳眉毛一挑:“哦?理由是?”

  “政治与军事风险。”

  施怀雅接过了话头,“苏门答腊的非正常劳工暴乱。荷兰人向伦敦、柏林、巴黎的每一家报纸发文,说他们的殖民地虽然恢复了基本秩序,但是那些有组织的华人暴徒的攻击,已经和亚齐人达成同盟。他们损失惨重,德利被烧成了白地,还时常受到游击队的攻击,无法恢复正常的秩序。”

  伍廷芳推了推眼镜,

  “施怀雅先生,这真是……不幸的事件。”

  他的语气充满了遗憾,

  “总会一向致力于合法的、有契约的劳工输出。但您和我都清楚荷兰人的手段。他们用鞭子和镣铐管理种植园。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这不是暴民和海盗,这只是绝望的反抗。”

  “我他妈的才不管那是反抗还是谁策划的!”

  施怀雅低吼道,终于撕下了一丝伪装,“我们只关心劳埃德的保费!太古的船和宝顺的船,现在去一趟新加坡,成本都高了一截!这就是地区暴乱带来的反噬!你明白吗?你们在荷兰人的地盘上玩火,却烧到了我们的账本!”

  丹特补充道:“而且,荷兰驻港领事,昨天在总督府待了整整两个小时。轩尼诗爵士……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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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廷芳沉默了片刻。

  “那么,”他轻声问,“二位希望总会做什么?我们无法指挥苏门答腊的暴徒,并且现在已经停止南洋地区的事务三个月,极力配合调查,总会一样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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