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隆隆的炮声，这千百个被新思想、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年轻人，才是国家真正的未来，才是敢于和列强们在谈判桌上叫板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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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天津。
李鸿章收到了格兰特从日本寄来的正式信函。
信中，格兰特详细阐述了日本政府的立场，与之前的电报内容大同小异。日本人咬死了改约这个前提条件，不肯松口。
与此同时，琉球王室派往天津的秘密使者林世功等人，也在总督衙门外长跪不起，哭求天朝出兵，恢复社稷。
他们头上戴着琉球式的乌纱帽，身上穿着大明的衣冠，在这片已经换了天地的土地上，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李鸿章没有见他们。
见了也没用。他给不了任何承诺。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了一份极长的奏折。
在这份奏折里，他再次向朝廷剖析了整个事件的利害关系。
他指出，日本的改约要求是个圈套，断不可答应。
但分岛之议，仍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向。他建议，可以暂时搁置争议，与日本展开漫长的谈判，以拖待变。
“拖，”
“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武器。我们需要时间。只要再给我十年，哪怕是五年，等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回来了，新订购的炮舰落成了，等开平的煤源源不断地运出来了，等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通了，腰杆，就能硬一些。”
“战或者和，也多几分转圜的余地。”
第73章 送往柔佛的种子
陈九在怡和洋行为他安排的客房窗前，望着窗外维多利亚道上偶尔驶过的马车和步履匆匆的洋人职员。
他们一行已抵达天津半月有余。
与他同来的，是东华医院的董事张百善，以及一队香港知名士绅。
他们此行明面上的身份，是“东华医院华北灾情考察团”，旨在评估灾情，商讨更有效的赈济方案。
但真正的核心目的，只有陈九、张百善以及那位在南洋书信中提出“移灾”之策的陈逸轩知晓。
第一步，自然不是直接求见那位权倾朝野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是疏通他麾下庞大的官僚体系。
这第一步，就走得异常艰难。
首先需要打通的是天津知府衙门以及负责具体赈灾事务的“善后局”。
张百善凭借东华医院以往赈灾积累的清誉和与南方粤籍官员的同乡之谊，勉强敲开了衙门的大门。然而，接待他们的官员，表面客气，实则推诿。
“二位先生忧国忧民，下官感佩。”
天津知府衙门的一位王师爷捋着胡须，慢条斯理地说，“只是，这移民海外之事，闻所未闻。我朝惯例，灾民就地安抚，或令其返乡归耕，岂有送往万里蛮荒之地的道理？此事……干系太大，下官位卑言轻，实在不敢妄议。”
陈九沉默地坐在下首，他此刻的身份是张百善的“账房先生”兼助手，化名“陈琮”。
这些底层官吏并非不懂变通，而是畏惧责任，更可能的是，他们本身就在现有的赈灾体系中分得一杯羹——官仓放粮的损耗、粥厂的克扣、乃至人市上的灰色交易，都养活着无数蛀虫。
“移灾”计划一旦实施，等于断了他们一条财路。
张百善试图以东华医院的名义和潜在的“捐款”开路，效果甚微。
这些官员久经官场，深知有些钱能拿，有些事却不能沾，尤其是这种前所未有、极易被政敌攻击为“纵民资敌”的敏感事项。
陈逸轩自告奋勇，也没闲着，在此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拿钱开路，混迹在天津三教九流之间，厮混了几个月，慢慢找到了一些突破口，尤其是与一些低层级但实干的漕运、码头官吏的关系，摸清了一些内幕。
“九爷，张董事，”
陈逸轩在一次密谈中汇报道，“据我观察，李中堂目前最头疼的，一是灾民聚集津门，恐生民变，影响洋务大局和北洋核心区的稳定；二是赈灾款项捉襟见肘，户部拨款迟缓，协饷省份拖延，北洋自身的经费也被大量挪用。我们或可从此处入手。”
陈九采纳了陈逸轩的建议，调整策略。
与此同时，伍廷芳派人送来了厚厚一叠文件，“以工代赈，输出劳务，换取侨汇”。
这份报告里详细计算了一名健康华工在南洋种植园一年所能赚取并寄回国内（侨汇）的金额，还有香港多个正规公司的聘用合同，南洋华商的聘用合同，以及华工合同的细节等等。
这叠文件，通过陈逸轩搭上的关系，辗转送到了天津海关道、同时也是李鸿章亲信之一的盛宣怀的一位幕僚手中。
海关涉及洋务和税收，对“侨汇”二字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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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这份侧重于经济账的报告引起了盛宣怀的注意。
他如今主持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多项实业，对资金渴求极甚。
看到了这个计划中蕴含的、可能缓解北洋财政压力的可能性。
数日后，陈九和张百善终于获得了在天津北洋大臣行辕外围签押房，面见盛宣怀的机会。
盛宣怀公务繁忙，见面时间很短。
他仔细翻阅了那份报告，重点询问了侨汇的结算流程、如何保证资金安全汇入天津指定的票号、以及南洋用工需求的真实性。
“此事，理念颇新。”盛宣怀沉吟道，“但尔等须知，民为邦本，朝廷于子民出路，慎之又慎。且南方会党混杂，这劳工输送，如何保证不与匪类勾结？”
陈九此刻以助手身份，恭敬回答：“盛大人明鉴。此次纯属商业招工行为，由香港东华医院此等获朝廷嘉奖的慈善机构担保，一切合同待遇，皆参照西洋各国通行的劳工契约，公开透明。招募之工人，直接由太古、怡和等信誉卓著的洋行船只运送，抵达南洋后，亦由与东华医院有合作的可靠商号接收安置，绝无与任何会党牵连之可能。
所有侨汇，皆通过汇丰、蔚丰厚等正规银号汇兑，流程清晰，便于官府稽核。”
陈九刻意淡化了自己和华人总会的背景，将所有光环都聚焦于东华医院和洋行身上。
在李鸿章、盛宣怀这些务实的洋务派眼中，会党是隐患，但洋行的规则和东华医院的清誉，则是可以利用和信任的。
盛宣怀不置可否，但答应将此事“酌情禀报中堂”。这已是巨大的进展。
其实，整个南方地区包括南洋，但凡做任何跟人丁有关的生意，谁能不跟会党扯上关系，更不要提庞大的人口流动，但他什么也没说。
这些饥民是太过庞大的包袱，压得人喘不过气。
接下来的日子是焦灼的等待。
陈九没有闲着，他让陈逸轩继续深入调查灾民情况，暗中物色一些身体条件较好、有意愿离乡背井求生的青壮，并初步接触了天津码头一些有实力的把头，许以运输、管理方面的利益，预先化解部分潜在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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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柔佛在天猛公阿布巴卡殿下治下，政通人和，局势颇为稳定。
此位统治者思想开明，深谙与英人相处之道，虽尚未正式获苏丹封号，然已实际执掌大权。其施政多借鉴西洋制度，整饬内政，兴建道路，将昔日渔村新山发展为初具规模之市镇。
尤为可贵者，阿布巴卡殿下对华商态度友善，此实为难得之投资移民环境。
柔佛今日之经济命脉，系于独具特色之“港主制度”。
此制犹如特许经营，华商可向王室申请“港契”，获得大片土地之开发权。
作为回报，港主享有经营赌博、当铺、酒类、猪肉及鸦片五类之专利权，每年仅需向王室缴纳定额税费。
目前柔佛境内已开辟二十九条河流流域，沿河开发之港脚多达数十处，几乎尽为华工开垦之种植园。
其主要作物甘蜜与胡椒，产量丰饶，多经新加坡转口外销。
柔佛甘蜜产量已居世界之冠，获利颇丰。
柔佛华民人数，暂无精确统计，然各港脚聚居者已达数千家之众。
其中潮州籍人士凭借与王室之良好关系及对本地洪门义兴公司之掌控，在种植业中占据优势。
而福建人多营商业，客家人与广府人则从事矿务与手艺。
此地华社已形成“独尊义兴，五帮共和”之格局。
义兴公司俨然如华人社会之自治机构，掌管庙宇、义山等公共事务，其领袖在柔佛华社中威信极高。
如港主陈开顺、商贾黄亚福等，皆为此间翘楚，
英国势力日益渗透，未来政治格局或有变数。港主制度与义兴公司之特殊关系能否长期维持，尚待观察。”
陈九看完了信件，叠好放在一边，又拿起了另外一封，信上详细说明了柔佛的三合会，义兴的重要人物，当地的一些洪门分支，会馆等等。
“左一个义兴，右一个义兴。”
陈九忍不住感慨了一句，从旧金山到檀香山，广州到南洋，他经手的情报里面大大小小不下几十个义兴。
大的有像是占了锡矿半天山的，手下大几千青壮，小的几十人，凑在一起在当地的华社混口饭吃。
这洪门，天南海北不知道洒出去多少。
作为洪门大哥，陈九也试图寻找过这个问题的答案。
满清入关，大量的明朝遗民、败军和士大夫不甘心受异族统治，转入地下，形成了各种以“恢复大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
“洪门”中的“洪”字源自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
清初至中，洪门天地会主要在福建、广东、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活动，多次发动起义。
可是随着清朝统治的相对稳固，很多背后支持的士绅举手投降，很多人也受够了反贼的日子，减少了活动。
“反清复明”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小，洪门的性质开始逐渐演变。
政治目标难以实现，逐渐转变为下层社会民众的互助性组织，笼络农民、手工业者、船夫、小商贩。
开始时为成员提供保护、调解纠纷、筹措资金、安排生计，后来，好多就成了暴力团伙，说是提供保护，其实就是变相的吸血，自己经营一些赌场，鸦片档，收平安银。
在缺乏安全感，四处动荡的民间社会，发展迅猛。
随着政府的打压，几次参与重要的起义失败，加上西方殖民地的劳动力短缺，这些洪门分支好多跑到了海外去。
在本土，他们是一个被镇压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秘密反叛组织。
在海外，摇身一变，直接就是华人社区事实上的权力核心和治理机构。填补了殖民政府与孤立华人移民之间的权力真空，既是保护者，也是管理者。
除了舔一下鬼佬，忍一忍洋大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何乐而不为？
尤以南洋地区为甚，会党遍地开花。
这个问题一度让华人总会也束手无策，杀？杀得过头引起殖民政府警惕，在南洋直接没有立足之地。英法、荷兰，西班牙不会乐意看到一个新的暴力组织打破殖民地的稳定，哪怕是挂着洪门的皮也不行，只能有限度地小范围使用暴力。
招揽也行不通，这些人的根基在南洋，甚至做好了不回国的准备，在本地开枝散叶，抱团求生，对外来的陌生组织很警惕。
归根到底，除了身份都是华人这一点，大家彼此的利益点，屁股坐在哪边，根本都没有一点共通之处。
只能徐徐图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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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伍廷芳再度回信，柔佛的事已基本搞定。
陈九指示他，继续深入，并与南洋几家合作起来信誉较好的英国种植园主接触，敲定首批数千人的用工意向和合同范本。
这期间，陈九再次亲自前往灾民区。
官府的粥厂依旧稀薄，灾民的数量似乎并未减少，路边倒毙的尸体也屡见不鲜。
传统的赈灾方式已近失效。
终于，在抵达天津近一个半月后，消息传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同意在节略（简要汇报）的基础上，拨冗一见，听取东华医院代表关于“以工代赈新法”的更详细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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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地点在保定直隶总督署的花厅，而非天津。
这本身就传递出一种信号：此事重大，需在更为正式和核心的衙署商议。
陈九依旧以张百善助手的身份随行。
经过层层检查，他们被引入花厅。厅内布置典雅而不失威严，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和墨汁的味道。
不久，脚步声响起，一位身着便服，面容清癯，目光锐利，不怒自威的老者在幕僚的簇拥下步入花厅，正是权倾一时的李鸿章。
东华医院的董事身份在香港华人社会已是上流中的上流，但面对如今权倾一时的李中堂，还是战战兢兢，倍感压力。
张百善连忙上前，依礼参拜。
陈九紧随其后，深深一揖，但能感受到那道审视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了片刻。
“起来吧。”李鸿章的声音平稳，带着一丝疲惫，“杏荪递来的节略，老夫看过了。东华医院，心系北地灾黎，不远千里而来，其情可悯。说说你们这个以工代赈，输出劳务的具体章程吧。”
张百善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由他主述。
他再次强调了东华医院的慈善初衷和以往业绩，然后详细阐述了计划：由东华医院联合南洋华商，以慈善募款垫付部分前期费用，仿照西洋招工惯例，在天津招募数千名自愿的青壮灾民，签订正式劳务契约，由洋行的船只运送至南洋英、荷属地之种植园、矿山工作。合同期内，工人薪资待遇从优，并承诺将其部分收入，通过指定银号定期汇回天津，再由其家人凭票支取。
李鸿章静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太师椅的扶手，未发一言。待张百善说完，他方才缓缓开口，问题直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