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铸造厂和机加工车间可以生产高质量的铁铸件和精密机械零件，但最要命的是，建造一个数千吨重的、符合流体力学，具备足够结构强度和水密性的巨大钢制船体，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设备是铁路车间完全不具备的。
船厂需要临海或临河的深水港、巨大的船台或船坞。这些都是铁路公司没有的。
他已经在加州收购了一家现有的木船厂，获得了临海的土地和基本的造船设施。但是美国的先进造船厂全部在东海岸，特别是特拉华河流域，几家世界先进的铁甲和蒸汽船造船厂，均不同意收购，就算是同意收购也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距离和时间也是个大难题。
在英国收购造船厂同样问题重重，不仅是涉及到国家重要资产流失，还有如果英国方面察觉到菲德尔的意图是“掏空”帕尔默的技术，去扶植一个美国的竞争对手，那将死路一条。
他原本想的是入股一家英国公司，随后派遣信任的工程师学习，甚至“偷学”一部分重要设施的图纸，但现在看来，显然问题重重。
比阿特丽斯的暗示他听懂了，那就是先成为一个英国人。
怎么选？
回美国再找机会？还是直接亲上去？
陈九，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啊。
第61章 两种方式，一种战争
怡和洋行，临海的办公楼内。
怡和的大班，威廉·凯撒克，审视着摆在他面前的报纸清样。
那是最新一期《孖剌西报》的头版社论，标题用加粗的铅字印刷，充满了煽动性：《总督的宠儿与城市的阴影——论华人黑社会的合法化及其对女王陛下殖民地的长远危害》。
“用词再尖锐一些，唐纳德。”
凯撒克头也不抬地对报社主编说，
“不要只说他是个商人，是什么公司董事，要用三合会头目、反贼、罪恶之人这样的词。
要让每一个读报的英国人都明白，轩尼诗总督正在把一群暴徒，一群在美利坚赚了脏钱的罪犯，扶植成本殖民地的合法势力！”
主编唐纳德是个干瘦的英国人，他推了推眼镜，小心翼翼地回答：“凯撒克先生，我们已经暗示了这些人与青州那场血腥暴乱的直接联系。但是总督府那边……”
“不必理会总督府！”
凯撒克打断了他，语气冰冷，
“轩尼诗那个天主教徒，那个无可救药的华人同情者，他早就疯了！他废除公开笞刑，是向野蛮的华人罪犯示弱！他允许华人在中环置地，是玷污我们高尚的社区！
现在，他更是默许这个姓陈的金山客、三合会龙头成立什么总会，公然取代了东华医院和我们认可的华社、会商组织。这是在摧毁殖民地平衡多年的秩序！是在动摇帝国统治的根基！”
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
自从这个陈九来到香港，一切都乱了套。
码头的用工成本被强行抬高，原本各自为战、可以随意拿捏的三合会堂口被拧成了一股绳。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这个陈九通过伍廷芳，竟然真的能和港督说上话。
而新任港督更是前所未有地亲近华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冒犯。
“我要让伦敦的朋友们，让殖民地部的先生们都看清楚！”
凯撒克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轩尼诗的所谓改革，正在把这里变成一个帮派分子的天堂！而这个陈九，就是背后最危险的毒蛇！把他和总督绑在一起，唐纳德，使劲写，能写多少写多少，把他们一起钉在耻辱柱上！”
这篇社论，果不其然在香港的英文社群中炸开了锅。
跑马地的赛马会、香港会的雪茄房、半山区的私人晚宴上，商人们、政府中层官员们、甚至是军官们，都在义愤填膺地讨论着。
他们将对新任总督积压已久的不满，悉数倾泻到了这些“外地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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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香港社会由多个族群构成，主要包括：
欧籍精英阶层，这其中主要是英国人，包括政府官员、洋行商人、银行家、律师和传教士。他们居住在山顶和半山区的优越位置，享受着殖民地统治者的特权。
华人社群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内部也存在分化。
一部分是富有的买办、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开始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另一部分则是广大的劳工、店员和小商贩，生活在太平山、上环等人口稠密的地区，如今大多加入了华人总会，或者是在总会的组织下活动、工作。
其他族群还包括葡萄牙人（主要来自澳门）、印度人（多为警察、士兵和商人）等等，这些是少数群体，没什么影响力。
尽管经济上相互依存，但社会上，欧洲人与华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离。
种族主义思想普遍存在，许多英国商人认为华人是“劣等民族”，对新任港督，轩尼诗总督提升华人地位的政策感到愤怒。
他们抱怨华商的竞争，并试图维护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
1877年，殖民地部决定将轩尼诗调任至香港，接替退休的坚尼地爵士，成为香港第八任总督。
香港华人总会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轩尼诗的治理理念与前任们截然不同，他坚信应该公平对待所有族群。
他上任后不久，便废除了此前禁止华人在中环地区购买土地、建造楼宇的法令。他还允许华人在夜晚自由行走，取消了华人必须携带夜间通行证的规定。
在接触了华人总会之后，更是大加赞赏，直接任命了华人总会的理事，伍廷芳律师成为太平绅士。
轩尼诗对当时针对华人的严酷刑罚，像是公开笞刑感到十分震惊和反感。
他认为这些刑罚是不人道且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因此下令减少甚至废除这类刑罚。甚至还质疑警察部门在执法中对华人存在的偏见。
虽然，香港华人总会在他的支持下权利大增，但也遭到了殖民地英籍社群的猛烈抨击。
商人们认为他“姑息养奸”，削弱了殖民统治的权威，并损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
首席按察司甚至公开批评总督干预司法。
殖民地部很多英籍官员也对他的激进政策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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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华人总会位于上环的新总部里，陈九正平静地读着同一份《孖剌西报》。
伍廷芳和林怀舟坐在他对面，神色各异。
“他们把你描绘成了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伍廷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调侃，“恭喜你，陈先生，你现在是香港最著名的华人了，虽然是以反派的身份。”
陈九放下报纸，脸上看不出丝毫怒意。“他们骂的不是我，是轩尼诗。我不过是他推行政策时，被推到台前的一个靶子，也是他们攻击他最有力的武器。”
“但这种舆论攻势不容小觑。”
伍廷芳变得严肃起来，“香港的权力结构很微妙。总督虽然权力最大，但也要顾及本地英商阶层的利益和伦敦的看法。如果这些英籍官员和商人持续施压，让殖民地部认为香港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轩尼诗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我们刚刚打开的局面，随时可能因为总督的妥协或调任而付诸东流。”
“所以，我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陈九的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不远处，普仁街的山坡上，华人总会新开办的义学里，几十个穿着长衫的男童正坐在闷热的课室里，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三字经》。
中华传统蒙学课程，翻来覆去都是那几样。
这是旧的根，是维系着华人身份认同的传统。
而在更远一些的歌赋街，中央书院的红砖教学楼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一个名叫梁文杰的年轻人，正和他的同学们，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的辩题是“自由贸易对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利弊”。
梁文杰引经据典，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到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思路清晰，辞锋锐利。他的辫子剪了，穿着干净的西式校服，眼中闪烁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野心。
这是新的苗，是这座殖民地正在刻意培养的、能够与西方世界对话的下一代。
“伍先生，”陈九收回目光，“你我都是从这两种学堂的缝隙里走出来的。你觉得，哪一种能救我们的同胞？”
伍廷芳沉默了片刻，答道：“传统的义学，教的是伦理道德，维系的是我们是谁的根。而中央书院这样的西学堂，教的是经世济用的知识，是我们如何活下去的术。两者，缺一不可。但眼下，我们更缺的是术。”
“没错。”陈九点了点头，
“伍先生，你我都是新会人，小时候读的都是之乎者也，先生你长大后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学习，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又前往英国留学深造，进入著名的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律。随后，又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正式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
“我在美国所见留美幼童也是，从小接受的都是私塾的教学，如今好几人考入耶鲁或者哈佛，以及其他高等学府。”
“于我所见，这些祖宗成法，传统学问并不会让人封闭落后，西学也不见得就能让人堂堂正正。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体用’之分，或孰轻孰重。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直面二者之弊，取其精华，熔铸一炉。”
他顿了顿，仿佛在梳理脑海中盘桓已久的思绪：“旧学之弊，在于过于重’道’而轻’器’，空谈心性，面对洋枪洋炮时，圣贤道理显得苍白无力。它培养的顺民，讲得是服从秩序，约束自己，忠君爱国。
而西学之险，在于其’器’与’术’的背后，有一套强大的价值与逻辑，如果是只学其表，不究其里，学成了也终不过是替洋行算账的买办，或者是给别人的学问发明添砖加瓦，低人一等。”
“你我先受传统启蒙，知星汉灿烂，文明悠长，此为根基，知道自己是谁，血脉文明来自哪里。便是下了地府，魂魄也不会和洋鬼子搅和到一起去。后努力精研西学，为我华人自强添一份力，学以致用。或许才是眼下合适港澳的教育之路。”
“目前仍要做两件事。”
他转向林怀舟，眼神变得温柔：“第一，你的医学院计划，要加快。那不仅是救人的地方，更是一所示范。我们要办一所我们华人自己的西式学堂，培养我们自己的医生。等医学院走顺了，接下来就是华人的高等学府，也要尝试建立起来。我们不仅能学会鬼佬的本事，还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然后，他的目光又回到伍廷芳身上，“第二，还是办一份我们自己的报纸。一份中文报纸。就在香港本地招募人才，把公报也做起来。”
“不仅要揭露鸦片之害、洋行之苛，更要连载科普，讲解卫生之理、法律之要。
不仅要报道海外华工之抗争，更要请如你这般学贯中西的贤达，撰文深入浅出地剖析西洋强盛之本源，反思我辈积弱之根由。
他们用英文在《孖剌西报》上蛊惑人心，我们就要用中文，对着这十几万同胞，一字一句地开启民智，争夺话语之权！”
“他们有他们的舆论场，我们也要有我们的。
他们用英文对他们的皇帝和议员喊话，我们就用中文对我们的十几万同胞喊话。
我们要争夺的，不只是一个城市，几十条街，更是一个族群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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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院内，两位访客在校监的陪同下，略显拘谨地走入校园。
走在前面的人身着半旧的长衫，脑后垂着一条精心梳理的辫子，正是来自南海西樵的青年士子康有为。
他此次南来省亲，特意来香港游学，要亲眼看看这传闻中“全盘西化”的城市究竟是何光景。
踏入校园的一刻，康有为的脚步便慢了下来。
他的目光掠过修剪齐整的草坪、坚固宏大的红砖建筑、宽敞明亮的玻璃窗，以及那些步履轻快、神情自信的中西学子，原本矜持的脸上难以抑制地浮现出羡慕。
这井然有序的场面，迥异于内地任何一座书院或官衙，与他所熟悉的广州城厢的破败、官场的暮气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对比。
课后，梁文杰见这位士子打扮的访客独自立于廊下，望着操场上奔跑的学生出神，便主动上前，招呼道：“先生可是初到香港？”
康有为回过神来，连忙拱手还礼，“在下南海康祖诒，冒昧来访。见香江气象，实在是…震撼人心。”
他指向周围的建筑，“梁同学，你们平日在此，所学皆是这些泰西之学问？”
“正是。”梁文杰点头，
“格致、算术、地理、英文、历史，皆有所涉猎。先生方才所见之辩论，亦是日常功课。”
康有为深吸一口气，
“我自幼读圣贤书，知中国乃天朝上国，文物制度远胜夷狄。然今日见此弹丸之岛，道路整洁，屋舍俨然，市政井井有条，民众……甚至颇有法度。
反观内地，民生凋敝，官场腐蠹，遇西人则屡战屡败……”
梁文杰看着这位年长自己不少的士子，心中猜到此人恐怕来了香港，对心中所学一片失望，怕是更起了几分哀痛之意，便认真答道：“康先生，学生浅见，我在此读书，观西人之学，其长处在于格物致知，探究宇宙万物之规律，进而转化为实用之技术、精良之制度。其政体、律法、商务、教育，皆环环相扣，以求富国强兵、便民利民。”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又指向远方：“我华人智慧不逊于人，若能如这中央书院一般，既不忘我华夏伦理之根柢，又大胆采撷西学之精华，何愁国家不能自强？学生以为，问题不在儒学与西学孰优孰劣，而在能否经世致用，能否让这学问真正利泽万民。”
“经世致用……采西学之精华，而不废中学之根本……”
康有为喃喃重复着，
“说得对啊….器艺可学，制度亦可参详！我华夏立国之本，三纲五常、孔孟之道，乃万世不易之至理。若能以此为本，辅以西人之长技、甚至其议会、律法之精神，损益变通，或可为我中国寻得一条新路，一条既可御侮自强，又不失吾华夏魂魄之路！”
他开始思考，如何在那看似坚固的儒家思想框架内，嫁接上现代化的枝叶。
“或许，正需从这教育始，从开启民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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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的华人总会，震慑了江湖，笼络了几家大的洋行，攀上了港督。
却也深深刺痛了香港华人社会的另一股更强大的势力——由顶级华商、买办和乡绅构成的精英阶层。
他们的权力中心，不在堂口，而在那座矗立在普仁街山坡上的宏伟建筑——东华医院。
东华医院，远非一所普通医院。它是当时香港华人的“影子政府”，是华人精英向港英政府施加影响、管理内部事务、维系自身超然地位的最高殿堂。
其董事局成员，无一不是洋行的大买办，或是掌控着南北行贸易、侨批汇款的巨富。
东华医院的成立，源于当时华人恶劣的医疗卫生状况。在1860年代，香港并没有为华人设立的公立医院。贫病交加的华人，在垂危之际往往只能被送到上环太平山区的“广福义祠”。
广福义祠本是供奉牌位的祠堂，但逐渐变成收容濒死病人的地方。
由于缺乏管理和医疗设施，祠内环境极为恶劣，病人和尸体共处一室，臭气熏天，被英文报纸形容为“人间地狱”。
这种情况严重威胁到香港的公共卫生。1869年，港督下令封闭广福义祠。
这些华人连临死都没地方去，于是，在一批具有社会声望的华人士绅倡议下，一场为华人筹建医院的运动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