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差点饿死了，没办法…”
石头仔想起自家那几亩薄田，想起父亲时常为租税发愁的样子，不由得点了点头。
“帝象，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应该好好读书。”
洪伯突然严肃起来，“不过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为了有能力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道。”
“就像你说的那个九爷一样吗？”
洪伯笑了笑，没再说话，只是挥手让他离去。
————————
第二天私塾课上，王先生讲解《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讲到“忠君爱国”时，石头仔突然举手发问：“先生，如果君主不贤明，百姓也要忠君吗？”
祠堂内顿时鸦雀无声。
王先生脸色铁青：“石头仔！你怎敢说出如此悖逆之言！”
“可是洪伯说，在美国...”
“住口！”王先生猛地一拍桌子，“那个洪二，不过是去美国当了苦力，懂得什么圣贤之道！你近日学业退步，原来是被这些歪理邪说迷惑了心智！”
石头仔倔强地抬起头：“洪伯说的不一定都是错的！他说美国没有皇帝，却很强盛；他说那里华人饱受欺辱，皇帝根本不管，也管不着…”
“荒唐！”王先生气得胡子发抖，“华夏文明，礼仪之邦，岂能与蛮夷之地相提并论！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乃天地之经义！你...你今日若不悔改，就跪在圣人像前思过！”
石头仔咬着嘴唇，跪在了孔子像前。
但他心里并不服气：为什么先生不容许不同的想法？为什么不能讨论洪伯说的那些新鲜事物？
课后，王先生把石头仔单独留下来，语气稍微缓和了些：“帝象，我知道你聪明好学，但切不可被异端邪说迷惑。圣人之道，历经千年检验，是为至理。那些海外奇谈，听听便罢，不可当真。”
几天后，石头仔在村口又遇见了洪伯。
他迫不及待地把私塾里的争议告诉了老人。
洪伯听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小石头啊，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对错，将来等你长大了，你可以自己去看啊。”
“我这次从美国回来，坐的是最快的火轮船，才花了十几天，我听说，九爷在广州也在招人，等你长大了，也许也可以去看看。”
他顿了顿，继续说：“你们先生教的圣贤之道，自然有它的道理。但外面的世界也在变化，有许多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圣贤不是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
一百多里外的广州府城，一群十八岁的青年儒生也在纠结。
广州，是整个大清国最先感受到世界风潮冲击的窗口。
十三行地区早已不复往日“一口通商”的独尊地位，但依旧是中西交汇的枢纽 。
高大的西洋商馆与古老的粤式骑楼并肩而立。
珠江上，传统的沙船、艇仔与冒着黑烟的蒸汽明轮船擦肩而过，
康广厦，号长素，南海丹灶人，师从广东大儒朱次琦。
朱九江先生是晚清岭南学术界的泰斗，他治学严谨，一扫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力倡“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必须根植于现实，以解决国计民生之困。
在老师的教诲下，他一度坚信，拯救这个积弱之国的良方，就蕴藏在儒家的古老典籍之中。他沉浸在《周礼》、《公羊传》的微言大义里，试图从中发掘出“圣人改制”的真意，以儒家内部的自我革新，来回应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然而，广州城无处不在的西学东渐之风，却像一股无法抵御的潮汐，不断冲击着他思想的堤岸。
城南的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坊，是他时常流连之地。
书坊不仅售卖经史子集，还摆放着一些被主流士人视为“杂学”的西学译著。
他第一次在这里翻开《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书中的世界地图和万国风情，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眩晕。
地球是圆的，中国之外尚有无数强国，这颠覆了他自幼形成的“天朝上国”的观念。
这日午后，他与几位同在游学的青年士子聚会。
“长素兄，你看这《 中外新闻七日录》 上所言，”
一个同学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是在广州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在文化人之间很流行，由英国传教士兼医生卜罗于1868年创办。
这份报纸是广州博济医院的附属机构，旨在传播西方新闻、科学知识和基督教教义。内容涵盖国内外新闻、科学常识、宗教伦理等。由于其教会背景，报纸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它也是当时广州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泰西诸国，以商立国，以律为绳。其公司之法，股份之制，能聚万民之财，成一人所不能成之事。其效之巨，远胜我朝之官督商办。”
康广厦点了点头，他的目光却落在另一篇文章上。
那是一篇关于“太平洋渔业公司”在澳门与广州设立办事处的报道。文章的措辞很谨慎，只说这是一家来自美利坚金山的华人商号，以新式的“契约化”管理模式，大规模招募华工，前往海外垦殖。
“契约化……公司化……”
他咀嚼着这几个新奇的词汇，
“不过是换了个名头的猪仔馆罢了！”
另一位士子，名叫麦孟华的，脸上露出了鄙夷之色，“我听人说，这家公司行事霸道得很！他们所谓的契约，不过是一纸卖身文书。一旦签了字，便生死皆由人手。去年年末，在澳门，为了争夺码头的劳工，他们的人与本地堂口火并，据说当场就打死了好多人，连澳葡的警察都不敢过问。这哪里是商号，分明就是一伙海匪！”
“孟华兄此言差矣。”
一位名叫陈千秋的士子反驳道，“我倒觉得，此事颇有可商榷之处。猪仔贸易，由来已久，其弊病在于散乱无序，全凭客头良心。而这家公司，却能将其公开见报，以统一之规章，行规模化之招募。至于火并杀人，不过是草创阶段，清除障碍的必要手段罢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不拘小节？视人命为草芥，也算不拘小节？”麦孟华激动起来，
“那依你之见，又该如何？眼睁睁看着我粤省百万饥民，在国内流离失所，饿死沟渠吗？”陈千秋反唇相讥，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家公司，无论手段如何，至少给了那些活不下去的人一条出路！报纸上的待遇，也并不苛刻！”
眼看两人就要争吵起来，康广厦终于开口了。
“二位不必争了。”
“此事，恰如一体之两面，既有利，亦有弊。其利，在于以西人之法，聚拢人力，拓展海外生计，此乃富国强民之新途。其弊，则在于无法无天，以强凌弱，失我儒家仁爱之本心。”
“我等今日在此空谈，无济于事。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引其利而避其害。如何将这股来自海外的、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力量，纳入我朝之法度，用我圣人之道，去约束它，引导它，使其为我所用，而非成为祸乱之源。”
其实此时，在场的青年士子都很迷茫，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可以用“仁义”或“不义”来简单评判的世界了。
相比于保守的北方，岭南地区由于通商多年，西学的各种价值观已经传进来许多。
许多青年士子无疑是第一批接触到的，内心也在悄然转变。
——————————————
紫禁城。
卯时正刻，朝会伊始。
“臣李鸿章，冒死再陈。
当今之势，泰西诸夷船坚炮利，跨海而来，直逼我腹心地带。
天津、大沽、威海卫，处处烽烟可视！筹建北洋、南洋、粤洋三支水师，巩固海防，乃刻不容缓之要务。
臣恳请太后、皇上，倾力以赴，将有限之国帑，用于刀刃之上！至于西北新疆……”
他略一停顿，声音沉了下去，“地广人稀，每年耗饷巨万，实乃无底之深壑。阿古柏窃据已久，俄人虎视眈眈，欲收复则需倾国之力，即便收复，亦恐难久守。不若暂弃，严守现有边界，全力先固东南财赋重地！”
此言一出，如同冰水入滚油，殿内顿时一阵压抑的骚动。
弃疆？这二字太重了。
“李中堂此言差矣！”
“新疆乃我朝太祖太宗血战所得之疆土，列圣相承，岂可轻言放弃？尺寸之地，关乎社稷尊严！英、俄环伺，我若退一尺，贼必进一丈。今日弃新疆，明日岂非又要弃陕甘、弃蒙古？届时京师屏障尽失，国将不国！海防固重，然塞防同等紧要！左帅于西北厉兵秣马，将士们卧冰尝雪，盼王师西征，绝非为填一无底之壑，乃是为保我大清江山完整，护佑圣祖江山！”
出声反驳的老臣声音激昂，让许多出身翰林、讲究雍容的京官为之动容。
此时，一位清流言官出列，“李中堂言必称效西法，购舰造船，所费何止千万？然洋人之器，果可信乎？其心叵测！我中华立国之本，在于圣贤之道，在于人心忠义。若只知船炮之利，弃仁义而不讲，岂非本末倒置？西北疆土，涉及祖宗陵寝所在之龙脉气象，岂能拱手让人？此非经济账，乃是气节账！”
李鸿章立刻反唇相讥，“空谈气节，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甲申之变（指1874年日本侵台），若非臣与沈葆桢紧急调兵购舰，几至酿成大祸！若无实利，气节不过是纸上空文！”
又一位守旧派老臣颤巍巍出列，“购置洋船洋炮，雇用洋人教员，此乃以夷变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矣！老夫以为，整饬吏治，教化民心，恢复八旗绿营旧制，方是强国正道！”
支持李鸿章的务实派官员则驳斥：“时代已变，墨守成规唯有亡国一途！日本蕞尔小国，因明治维新而强，前车之鉴不远！”
朝堂之上，顿时分成数派，争论不休。
龙椅后的珠帘微动，太后的声音终于传出，
“诸臣工所议，皆是为国谋划，其心可鉴。然国之大事，需权衡轻重。李鸿章所奏海防，确系要务；西北边疆，亦不可轻言弃置。国库艰难，需得想个两全之法。着军机处、户部再详细核议，统筹全局，拟个章程上来。总需……量力而行。”
————————————————
河南项城袁家大宅。
17岁的袁慰亭站在练武场的中央，手中紧握着一杆白蜡木杆枪，他机械地重复着刺、挑、拨、扫的动作，仿佛要将胸中的全部烦闷都倾注于这冰冷的枪尖之上。
半个月前，他从陈州府的乡试考场上败下阵来。
那“不中”二字，仍时时刺痛着他的心。
回到家中，叔父虽未严厉苛责，但那失望的眼神，比任何斥骂都让他难熬。
袁家是官宦世家，科举正途是理所当然的登天之梯，而他，却在这第一道门槛上就摔了个结结实实的跟头。
“文章尚不入门……” 叔父的评语在他耳边回响。
他停下动作，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目光越过高墙，望向灰蒙蒙的天空。
圣贤书里的微言大义，他不是不懂，只是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致。
比起在故纸堆里寻找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更愿意骑马，更喜欢舞刀弄枪。
这乱世之中，国家的羸弱，洋人的觊觎，绝非几篇锦绣文章就能挽救的。
前些年“大饥荒，饿殍遍野，官府束手无策，那景象至今仍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大丈夫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而不是皓首穷经，在笔墨间空耗光阴。
“难道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
————————————
珠江，这条浸透了千年烟火与百年屈辱的母亲河，江水浑浊，缓缓东流。
一艘小小的内河渡船，正逆着江口海风，向着潮州的方向，慢悠悠地驶去。
船头，陈九静静地站着，风吹动他剃得极短的头发。
他身后，船舱的门帘旁，梁伯躺在一张竹编的躺椅上，身上盖着一张薄薄的毛毯。
他已经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但精神却出奇地好。
浑浊的眼睛望着两岸熟悉的景致，那些盘根错节的巨大榕树，那些临水而建的低矮村庄，还有远处田埂上牵牛晚归的农夫。
“还是家里的水土，养人啊……闻着这股烂泥的味，骨头缝里都是舒坦的。”
这趟归途，是他坚持要走的。
梁伯的身体早已油尽灯枯，香港澳门的洋人医生摇着头，说上帝也无能为力。
对于他们这些在海外漂泊半生，见惯了血与火的孤魂野鬼而言，叶落归根，这几个字比金山所有的黄金加起来，还要重。
“跟着天王打仗的时候，”
梁伯的思绪开始飘忽，“那时候，我都以为，这天下该换个活法了……可到头来，还是败了……”
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当年的不甘，
“枪杆子能打天下，但只靠枪杆子坐不住天下……”
“……我死之后，不必立碑，不必厚葬……”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息，消散在湿润的江风里。
陈九握着他的手，感觉到那最后一丝温度，也渐渐从指尖流逝。
船，依旧在缓缓前行。
当渡船抵达码头时，梁伯已经走了。
阿昌叔红了眼眶，一声不吭。
陈九没有哭。他只是将梁伯的遗体，用最干净的白布包裹好，亲自背下了船。
他按照老人的遗愿，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简单地操办了后事。
老人连自己父亲埋在哪里都记不得，只说把自己埋在这里，他自会去寻。